什么是嘉庆三屠？！

1644年，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降清国，引兵入关，清兵占领北京。同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以次年为顺治元年。清兵入关以后，遭到汉族军民的强烈抵抗，清兵恼羞成怒，展开了残酷的屠杀，以“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三役最为惨烈。

扬州十日

1644年5月，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即帝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史可法任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江北，镇守扬州。1645年3月，清军抵达扬州，集结了大批军队，形成重重包围。史可法上书南京请求派兵支援，又飞檄各镇召集援兵，但南明权臣马士英不加理会，各镇总兵仅刘肇基自高邮来援。

清军包围扬州后连连向史可法招降，均遭史可法严词拒绝。史可法面对来使，毅然回答道：“天朝无降宰相，有与城尽耳！”此时，部将李栖凤、高凤歧出城叛降，守城兵力极为孱弱。时穷节乃现，危难见英雄。留下守城御敌的均是为民族大义和史可法高风亮节所感染的豪杰之士。他们怀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日夜坚守，屡退清兵，杀敌数千。

四月十三日，清军以红夷大炮猛攻扬州西北隅，守城军民在史可法率领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二十五日扬州城为清军所破，清军蜂拥而入，史可法自刎不及，为清军所俘。敌人百般利诱，许以高官厚禄，史可法不为所动，慷慨就义。

史可法被俘身亡后，高邮总兵刘肇基率领军民与清军展开巷战，直至人尽矢绝。清军痛恨扬州军民的拼死抵抗，屠城10天，纵兵抢劫屠杀，约80万人惨遭杀害。史称“扬州十日”，为中国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

江阴三日

扬州失守后不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清军迅速占领江南各地。1645年6月，清廷颁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强令汉族人民剃发、蓄辫，极大地伤害了汉人的民族自尊心，引起强烈反抗。

六月上旬，清朝委派的江阴知县方亨在江阴城发布“剃发令”。江阴人民群情激愤，10余万人召开集会，宣告：“头可断，发决不可剃！”集会群众杀掉知县方亨，推举本县主簿陈明遇与前任典史阎应元为领袖，揭起抗清义旗。阎应元迅速组织起一支坚强的抗清队伍，他们修缮城池，制造武器，征集军需，加强防守，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久，清军大集，重兵围困江阴城。七月初，清兵重炮猛轰，万弩齐发，蜂拥攻城，均为守城军民击退。清军派明朝降将刘良佐劝降，阎应元慨然答复：“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八月二十日，江阴城内弹尽粮绝，清军又以大炮轰破城门，才得攻入城内。陈明遇、阎应元壮烈牺牲。

江阴人民抗击清军80天，击败清军三十万大军，杀死清兵七万五千人，使清廷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丧命于江阴城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清军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屠城三日。全城人民均以先死为荣，无一人投降。三日之内，十七万余人被杀，仅老幼53人幸免于难。史称“江阴三日”。

嘉定三屠

不畏牺牲、从容就义的壮烈行为也发生在嘉定。几乎与江阴同时，清朝知县张维熙在嘉定执行剃发令。城内外人民不约而同地起兵，赶走了张维熙，并推举士绅黄淳耀、侯峒曾为首主持大计，共拒清兵。

黄、侯等人纠合义兵，整饬编练，称为“嘉定恢剿义师”，坚守嘉定。清军攻城，嘉定义军困守孤城10余天，终因连天大雨，城墙倾塌，被清军攻入城内。黄、侯等人自杀殉国，清兵屠杀城内百姓二万余人。不久，义士朱瑛乘清军退出嘉定，重新入城，重兴义旅，再度举起抗清大旗。清兵进攻，嘉定再次为清军所破，城中百姓又一次遭到惨酷的屠杀。二十天后，明军将领吴之藩反攻嘉定，无功而返。清军迁怒于嘉定百姓，又进行了第三次大屠杀。

没有“嘉庆三屠”只有“嘉定三屠”。
弘光二年，满洲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 “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 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 清军再次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 “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清军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纪事》结尾：“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尝”。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提到“嘉定三屠”，还需从“剃发令”说起。

对于让汉人剃头从满制，清王朝本是相当谨慎的。弘光朝投降，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之后，曾有这样的公告：“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明季南略》），然而，不久之后这项政策却发生了180度转变。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局出人意料的进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满清基本已控制了整个中原，安抚之策已达到目的；二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一些业已归顺的官员们虽换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动剃发，以示忠心不二，或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满清感觉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国的时机已成熟，疑虑之心消除，同年六月，多尔衮颁发了“留发不留头”的严厉剃头令，称：“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向逆命之寇，必责重罪”。

剃发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剃发不仅有违传统，也是一种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于是，本已逐渐平静的江南又骚动起来了。

如同当时江南很多城镇一样，南京投降后，嘉定也曾“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竞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四字揭于门，旋缄邑篆并册籍上于郡”。乙酉年六月二十四日，各地相继骚乱，地方官和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嘉定总兵官吴志葵响应，逐走清政府派来的县令，占据了城市。当时，李成栋正在追剿占据崇明的明军残余势力，闻讯从吴淞回兵镇压，嘉定第一屠开始了。

七月初一，两军会战，因为吴志葵的那点正规军已经投奔崇明去了，当地的“乡军”虽集合了十几万人，但都是平民百姓，熙熙攘攘，拥挤堵塞，属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更谈不到组织和战斗力了，李成栋虽只有不足五千兵力，但均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一开战，李成栋以骑兵冲击，乡兵即四散奔走，自相践踏，被打的落花流水，大败而回。李成栋以大炮攻城，“终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初四嘉定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放部下大肆劫掠屠戮，明人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 李成栋则“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李成栋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 李成栋遣部将徐元吉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此人本是吴淞守军将领冯献猷部下，随冯投降了李成栋，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李成栋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

经过嘉定三屠，从此“远近始剃发，称大清顺民云”。野蛮的血腥终于压制住了反抗的余波，李成栋因为平定江南卓著，被允提拔为江南巡抚，但不久他又调往东南平定南明隆武朝，可谓战功累累，只不过江南巡抚这个更有诱惑力的职务被另一降将刘良佐替代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初李成栋降清之后，作为多铎的先头部队，充当过攻打扬州的前驱，“扬州十日”他同样有份，只不过已无法考证其在扬州城究竟有过多大份量的屠城作为了，可以说李成栋实为不可饶恕的民族罪人。至于其后来投明反清，无非是感觉老被当枪使，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永历的许诺更有诱惑力而已，事实上在他归降永历之后，也一度把持过南明军政大事，但败亡的更快。此等反覆小人，败不可叹，死不足惜。

以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纪事》结尾作结：“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

嘉定三屠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纷纷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为顽强激烈。闰六月十三日，剃发令下，群众开始酝酿反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人民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降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死，黄淳耀自缢，城中无一人投降。清军忿而屠城，杀两万余人后弃城而去。次日朱瑛又率众入城，组织抗清，旋败，再遭清兵屠杀。八月十六日明将吴之藩起兵，反攻嘉定，亦败，嘉定第三次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是嘉定三屠。
公元1645年（乙酉年五月），清豫亲王，定国大将军多铎统领大军，一举占领南京，南明弘光小朝廷一朝覆亡。
同年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清廷乃于六月十五日颁诏书往江南曰：“……削发一事，本朝已相沿成俗，尔等毋得不遵法度。……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然而“削发令”一下，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
反抗满清暴行最为惨烈的嘉定，史称“嘉定三屠”。

嘉定，秦代属会稽郡娄县，隋唐时属苏州昆山县。至宋朝嘉定十年，遂以年号为地名，今属上海市嘉定区。

为在嘉定强行推行“削发令”，满清政权决定实施武力征服之。
七月初三日黎明，清兵的铁骑踏破了昔日嘉定古城的宁静。据史载：清军进攻嘉定城的先锋李成栋，曾是已故南明弘光朝廷兵部尚书史可发的部下。早在去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当清军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时，时任守城总兵官的李成栋竟望风而逃，不久遂降于清。
此时，为反抗满清的入侵，嘉定城内的市民一致推举侯峒曾，黄淳耀黄渊耀兄弟主持城防。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乃崇祯年间进士，与其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
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同时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诸生马元调（时年七十岁）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
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
为阻止清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
天亮时分，清军击溃了城外各村镇的乡兵后，便将嘉定城四面包围。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若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或曰：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诚信斯言哉！
黄昏时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
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灾难终于降临。
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
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
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
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
在此劫难中，不乏为虎作伥者。又史载：清兵如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
然而，满清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
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
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则坐镇城外之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企图第二次攻城。
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
有汉奸浦嶂者，向李成栋献计曰：“若不剿绝，后必有变。”
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
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马当先，“大显身手”。他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为此，嘉定城内民众“是日逢嶂，龆龀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胜愤慨地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窜耳！
从李成栋，徐元吉，浦嶂之所为我们看到，每当社会大变动之时，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社会的变动而得益。此除时势之必然外，各阶层之个体的品行德性与其地位之升降，亦有不可忽视之关系。而品行德性之沦丧，必然导致个人占有欲的极度扩张。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信夫！
满清的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
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
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
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尝”。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

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

诗曰：“捐躯死国难，视死忽如归。”

今天，当我们回首这惨绝人寰的“嘉定三屠”之时，无疑领悟到诸多的启示。
我们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乃是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相互争斗与交融的历史。无庸置疑，传统的宗法的血缘关系，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以及忠君报国的政治伦理，历史地凝集了汉民族以自己文化为本体的民族清结。梁涑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观念，实质上是属于民族主义观念范畴的“天下主义”。文化的民族，远远重于种族的民族。因而，历史上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不仅是国家利益的争夺，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锋。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类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因此，个人的生存，不仅仅是是为小我，而应该是与民族的命运戚戚相关，并为天下国家的兴亡，担负重大社会责任。
《文韬》曰：“天下者，乃天下人所有，非一人之天下。”试问，倘若“天下”非“一姓”之天下，普通百姓亦有一芬权利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关心什么改朝换代，同样为国御敌，也就不仅仅是军人的本分。
正因为如此，在民族间的冲突中，汉族朝廷的软弱，反而会刺激来自民间的反抗力量。我想，也许这就是明末顾炎武一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唤起了汉民族之普天下匹夫，重整破碎山河而“视死忽如归”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