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保持了年均9.4％的增长速度。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13亿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不足3000万。

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采取了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改革与发展的战略，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中国从一个较封闭的发展中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自199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其稳定的政局、优质低廉的劳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吸引国际投资者。跨国公司通过对华投资扩大在中国的销售，或建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基地。据最新估计，在华外国直接投资的存量达到2600亿美元左右。外国直接投资大大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提高至2004年的1.15万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三位，其中，由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超过一半。

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经济发展潜力的国家。虽然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排名在世界110名之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虽然以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但目前城市化率仍只有43%，超过一半的人口没有机会直接分享工业化带来的城市文明。13亿人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巨大发展空间，将会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需求。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前景所做的最新分析和预测，“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左右,按当前汇率计算，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将达到1700美元,2020年人均GDP将超过3200美元。

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国际环境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中国是一个资源秉赋很不均衡的国度，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耕地、水、矿产等自然资源相对贫乏。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对海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将不可避免地提高。中国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在努力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引进先进技术仍将是中国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扩大开放的发展道路，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推进本国的发展。

一个日益成长的中国经济，对世界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近年中国对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1]，对中国出口的增长成为不少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以后，中国积极参与新一轮贸易谈判，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稳定的全球贸易体系。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600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377亿美元，中国作为未来对外投资国的潜力初步显现，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成为21世纪人类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中国将如何与国际社会进行良性互动以实现共赢？中国的发展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机遇？这些都是具有远见卓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人类的预测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尽管如此，本报告将运用现有的信息和分析工具，对上述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分析与展望。本报告由如下部分组成，在前言之后，第一部分分析中国经济的前景与发展战略；第二部分将分析与展望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作用与影响；第三部分将分析与展望中国对全球直接投资的影响；第四部分分析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对国际金融稳定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五部分分析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及其影响；第六部分分析中国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及其在世贸组织中的作用。

扶持稳定发展的角色

我国推进工业化的新路子，在于重视处理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充分发挥我国的两个优势—— 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一）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而且高等劳动力资源比较雄厚，劳动成本比较低，甚至比某些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低；而我国所短缺的资源是资本与技术。这决定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制造业言，一般制造业大多数（如纺织、服装、食品等）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所需资本、技术投入较少，而吸收劳动力较多；而装备制造业（如成套设备、数控机床、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则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资本、技术投入大而吸收劳动力较少。因此，在发展制造业中，必须妥善处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问题。发展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但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制造业，不容忽视。因为，我们处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双重转轨结合时期，除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外，还有大批下岗职工（４００万人）和失业群体有待吸收。必须发挥制造业在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重大作用。在这方面，不仅国营部门要努力，还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作用，鼓励、支持私人、个体劳动者、农民投资或集资办厂和各种企业，应建立有利于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

　　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内富裕劳动力资源相结合，是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实际利用外资累计４０００多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雇佣人员２３００多万，各项外经贸业务的从业人员达７０００多万。 我国吸收的外资８０％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区这三地带，我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带，来自内地的巨大“民工潮”也主要流向这三个地带。最近的调研表明，不仅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而且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及通讯设备）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对外商最具吸引力。不可轻视“三来一补”之类加工贸易方式，我国沿海地区当初就是从“三来一补”起步，至今加工贸易占到我国出口总额的５５％，加工费较低廉，但扩大了就业。尽管最近有人担心，“中国越成功，对劳动力的争夺就越会推动工资成本上涨”，而“中国可能会失去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光彩”。其实，这个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中国腹地广阔，地区经济差别大，可供制造业基地伸展的空间还很大，等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也上升到目前沿海水平，中国也早就进入了小康社会。

　　（二）还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我国的新型工业化，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来讲是迟来的工业化，在经济上与科技水平上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但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加速发展。这种后发优势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

　　——表现之一，我国不必像西方国家那样只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搞信息化，而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就涉足信息产业所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其实，高新技术产业近１０年来在我国已有所发展，例如广东已成为我国的ＩＴ产业大省，年产值达３０００亿元，东莞加工制造的某些电脑通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当份额。

　　我们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个优势条件是发达国家过去在工业化阶段所没有的，它们曾依靠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来推进工业化的，当时不知道信息化为何物。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决不是用信息化“代替”工业化，其“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对我国来说决不是什么“夕阳产业”。以信息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对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有很强的渗透力和提升力，信息技术可渗透于从产品设计、研发、制作、管理、营销等整个过程之中，并大力提升产品质量、效率与效益，使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能在与高新技术结合的基础得到更快发展。

　　——表现之二，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无论就制造业或高新技术产业来说，我们能从国外引进并获得的不可能是最顶尖的技术，但可争取引进并获得先进适用的技术。我们决不可对此抱消极态度，不可主张一切靠自己从头开始，搞“爬行主义”，而可采取“拿来主义”，充分利用别人已有的科技成果。关键在于不能躺在“复制”基础上，而应努力消化、吸收和创新，变成自己的科技成果。只有引进——创新，后发优势才能得到发挥。

　　——表现之三，我们可吸取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教训，决不走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开采、对环境实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在经济发展中认真合理开发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保护和治理环境以造福子孙，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来。

　　四、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向跟发展中国家推行工业化进程结合在一起，会使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Ｔ）跟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和复杂了。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另方面中国又是制造业大国和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而且外资企业在进出口中占到５５％。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常跟进出口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复杂的经贸关系，给所谓“对华贸易逆差”之类蒙上一层迷雾，甚至把它弄歪曲了。所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就是突出的例子。这是一个涉及如何统计进出口、贸易逆差以及如何正确衡量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一）从微观上看，美国的公司多跨国经营，能获得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巨大利益，中国出口中有一半多是加工贸易，仅靠很少的工序赚取很少一部分加工费。据美国《洛杉矶时报》１９９６年统计，从中国进口一个芭比娃娃玩具，其进口价为２美元，其中原料来自中东，在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德州加工成半成品，假发是日本生产的，包装材料是美国提供的，上述几项费用共计１．６５美元，中国靠最后加工组装仅赚加工费０．３５美元。这个玩具贴上“中国造”标签，并以售价２美元计入中国对美国出口以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实在有失公允。而这个玩具经过美国批发商、零售商到达美国消费者手里，其售价可高达进口价的３－５倍。在这里，所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背后却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

　　（二）从宏观看，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样，简单的进出口统计，就把真实的经济关系掩盖了，歪曲了。据美国商务部统计，１９９５年美国跨国公司所属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其中包括对美国出口）超过２．１万亿美元，几乎是当年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总额７９４０亿美元的３倍。这一年，美国按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现２０００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实际上该年美国则获得４７７０亿美元的贸易赢余，其中包括有美国在华企业的贡献。可见，所谓“贸易逆差”完全不足以反映，反而歪曲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情况。

　　（三）再则，美国因本国生产成本过高而把许多一般制造业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地区，中国以其生产成本低尤受青睐。美国以直接投资在中国开办企业，而从中国进口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其中多数是吃穿用的消费品），使美国广大消费者得到实惠。据１９９７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美国若从中国以外其他国家进口同样商品，其消费者每年要增加１５０亿美元出口。若由美国国内生产这些商品，则消费者则须承受更多的支出。另据报告分析，若离开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定会上升２个百分点。这是美国的对华投资—贸易关系中获得的又一隐性实惠。

　　总之，在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情况下，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的复杂情况，使得“贸易逆差”不足以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真实情况。必须对“贸易逆差”问题要有深层次的分析。传统理论总是把贸易逆差当做衡量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也常盯住美国对华乃至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并常举起所谓“３０１条款”、“２０１条款”、反倾销之类贸易大棒相威胁。上述关于投资—贸易相结合的复杂情况的分析，使得以“贸易逆差”为借口的种种“立法”或“法规”失去了合理依据。其实，投资—贸易相结合的情况，也发生要发达国家之间。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奎蓝在讨论外国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文中，曾谈到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这类复杂情况，并指出“要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受其他国家或地区影响的程度，必须兼顾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二者的分析”。这就迫切要求在新的一轮ＷＴＯ谈判中，应就直接投资—贸易关系相结合的复杂情况确立或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这也是在建立国际经贸新秩序中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