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异同

在宋词发展史上，苏轼和辛弃疾同被称为豪放派词人。都有着豪迈慷慨的意境，都对宋词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称为“苏辛”。同时，苏轼神手初试著豪词，开启了南宋辛派词的先河；辛弃疾继承并将豪放词推至宋词顶峰。但因为人生际遇、社会地位等总多因素，两人在感情色彩、思想格调等许多方面又有着许多不同，加之艺术风格的差异，苏辛二人的豪放风格自然迥异。
一、苏、辛的豪放词的相似之处
苏轼和辛弃疾以积极博大的胸襟、热烈奔放的情感、真挚浓厚的情怀，开创了豪放一派，奠定了他们在词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苏辛二人同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在豪放词的创作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似点。
1. 苏、辛词风都有着气势清雄、纵横挥洒的豪迈风格。
苏轼和辛弃疾的词都饱含着热烈奔放的豪情。不仅为人间生活而高歌，也为建功立业而呐喊；为庙堂宫殿感叹，也为传奇河山吟诵。是在用生命来谱写豪迈。
自“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之说一出，世人多以“豪放”品评东坡词。可见苏词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也常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清人陈延绰《白雨斋词话》谓“东坡《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云‘谁道人生无再少嫌闭森，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愈悲郁，愈豪放，愈忠厚。令我神往”此处就可看出苏轼将自身的精神品格和性情襟怀与词作结合做一块，透过词来体会背后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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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烈深厚的爱国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以及激烈奋发、渴望将个人的生命追求融合于抗金复土的时代需要，使辛词多了很多“霸气”和“狂气”。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他的“金戈铁马”，他的“气吞万里”，都以恢宏磅礴之势作铺垫，道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爱人生，爱祖国，将满腔的豪情壮志表露无遗。这正是苏、辛豪放词共有的豪情激越的艺术风格。
2. 苏、辛词都对词体做了创造性的发展，开拓词境。
苏轼神手初试著豪词，开启了南宋辛派词的先河；辛弃疾继承并将豪放词推至宋词顶峰。
苏轼致力于开拓词境，扩大词的表现功能，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藩篱，以及“词为艳科”的题材局限和音韵的束缚。也就是说，词到苏轼手里，一洗沾满绮丽香泽的脂粉气，也可以言志了。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竟没想到如此创立了词风迥然不同的豪放词。胡寅在《题酒边词》中就夸赞“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苏轼将雄伟壮志、理想抱负写入词，直率流露内心感受，走入词的国度，开启了南宋辛派词的先河。
在此基础上，辛弃疾将散文化的手法引入词中，不但扩充了词的表现内容，还把词的内容和形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还能增加词作的强盛气势。而“这种以散文化的手法成功的关键是辛弃疾具有充沛、激烈的感情，使得抒情文学的品性没有本质的改变，但比因循守旧的作品更富生气”。①另外，辛词的意境，可谓包罗万象，具有深邃而辽阔的时空架构，把笔触探入遥远的历史年代。而他带有戏谑色彩的主客问答体等创作的更是体现出他空前绝后的创作能力。
苏轼为豪放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辛弃疾把豪放词推向高峰。两人均打破“词为艳科”的局限，扩大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语言和表现力。为豪放词的诞生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3. 苏、辛词都抒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共同情感。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似乎是古代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墨客的共同标签。他们大多命途多舛，时而感伤时事，时而担忧边疆连年战事。抬头望远，磨砚执笔便是他们表达心底厚重如山的情感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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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坡经历“乌台诗案”文字狱遭贬黄州时期，仕途的羁绊与“野性”的自由，发生了更加猛烈的冲撞，“名义上是反省悔过，实际上却是痛定思痛，追求个性自由的理念正在越加执着坚定：‘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可似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芹亩②
辛弃疾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南共北，正分裂”的时代。“靖康之难”后的连年内外战争更是为其“试手补天”提供了难得地历史机遇。促使他在政治和精神上对现实都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然而，时局的安危仍然牵系着他的心，抗金复土的态蠢爱国热情也时常在他心头荡漾。一身才能的辛弃疾未能被任用还屡遭诬陷，三次免职，先后赋闲达20年之久。满腔热血无法宣泄，只能悲歌慷慨。一旦下笔成词，这位英雄豪杰又怎能不倾泻而出呢？
二、苏、辛的豪放词的不同之处
俗话说“一种米养百样人”，何况是两个不同时代、有不同人生经历的人呢？
1. 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则“以文为词”。
苏轼以诗为词,使词的语言议论化；辛弃疾\"以文为词\",使宋词散文化。
苏诗现存二千七百余首，苏词有三百四十余首。就诗词题材看，有社会政事诗、山水景物诗、哲理诗、赠答抒怀诗等。“以诗为词”，就是将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在生活内容、思想感悟、形式韵律等方面大大解放了词体，打破了诗词的一些界限。使之发展成为独立抒情词的新范式。《与蔡景繁》书信中，他说到“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他是将诗词看作同源，认为蔡词合乎古人之诗，不是形体上求相似，而是从其精神感发中得到与古人相通之处。由此可看出东坡的一种关于词学本身的追求，他是力图把词当作一种新体诗来对待的。苏东坡认为词“为诗之苗裔”，以诗为词，实现了词与诗的相互通渗透，开创性地扩大了词的题材。凡人之言志、阐理、讽喻、诙谐乃至喜怒哀乐等诸多情感尽可入词。
而辛弃疾将这散文化的手法引入词中并多用民间俗语，不仅不破了词与诗歌乃至散文的分界，扩大了词的固有表现领域，而且还能增加词作的强盛气势。尤其是哲理内容与多种手段交织入词，造成了以趣理代替情感的效果，这集中地体现在其理趣词、归隐词和部分写景抒怀词中。这些思考内容却本应都是散文的效果。除此之外，词在抒情议论方面也创造性地融合了诗经、辞赋等各种文体的写作手法。实现了“以文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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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轼和辛弃疾对词境的开拓程度不同。
神手著豪词的苏轼不仅提高词的文学地位，对词体进行全面的改革，而词也是在苏轼之时才打破了“艳科”的藩篱，词作内容甚广。苏东坡认为词“为诗之苗裔”，以诗为词，实现了词与诗的相互通渗透，开创性地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境。通过创作实践，东坡使其词的题材、内容、风格大放异彩。其词作至少有咏古、怀旧、田园、忠君、爱国、忧民、爱情、咏史、咏物、抒怀、送别、悼亡等约二十余种类型的作品。凡人之言志、阐理、讽喻、诙谐乃至喜怒哀乐等诸多情感尽可入词。
辛弃疾的豪放词也反映了十分广阔的社会内容，并“以词为文”，具有空前绝后的创体能力。散文化的同时创造了主客问答体等典型化结构，在章法上显得活泼变化，不受词的惯用章法限制。特别是他好用经史子集中的语气助词和“之乎者也”等虚词，造成语言的松散。
3.词风上，东坡旷达，稼轩悲愤。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宋代豪放词的重要作家,但他们的词风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苏词善于将个人的遭遇与自然环境的描写融合在一起, 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拔、求解脱，将深广的内涵与漫不经心、自然流露恰当结合，从而得出属于他的豪放超脱人生。如遭排挤时，东坡泰然自若地饮酒高唱“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他不苦闷？不悲伤吗？答案是肯定的。但生性豁达的他更愿意选择放下，笑看人生，任岁月把悲凉的种种以超脱和达观的心态来排除和化“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在祖辈引领“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的耳濡目染下，深藏强烈的民族忧患意思的辛弃疾自然将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连结在一起, 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恢复中原的决心和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豪放中蕴含悲壮。他挑灯看剑，无奈酒入肝肠现实不由他，国运飘摇，郁郁不得志的稼轩只能在沉重的使命感和无法释怀的郁闷心情中徘徊。于是他只好轻轻吐出浓郁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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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东坡旷达，稼轩悲愤。
4.苏词语言自然流畅清新；辛词大量用典，略显晦涩。
语言风格上，苏轼本就豪放不羁、积极乐观。因此苏词语言上便显得自然流畅而清新。连遭贬谪的苏轼参透生死，寓生活于娱乐，不论何事都能幻化成欢愉勉励，精神上超逸的他词作上更是清新俊逸，自然流畅了。
辛词在某些作品过度依赖典故的传情达意的作用，全篇叠用典故而主旨不明，用语过于俚俗，稍显晦涩。甚至有些“掉书袋”的意味。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连用了五个典故。当然，这些典故都是这位关东大汉在许多细腻的情感上不便感叹，或是寓情于典故。通过简短的典故来抒发无尽之情，从而达到短小而精悍，言简而意赅。
结语
作为豪放词的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为词学的发展改良的努力可谓呕心沥血。不论是相同点还是不同点，都在共同见证着他们不一样的人生，寻找着属于他们自己独有的一份豪迈与激情。也许就是这样一份豪爽，早就了他们词学上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