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班主任》简介

2025-03-30 04:36:08

推荐回答（4个）

回答1：

简介：小说中描写的主人公谢惠敏是畸形儿形象，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学生女团干部形象。通过谢惠敏等中学生形象的描写，率先在文学作品中揭示“文化大革命”给青少年留下心理创伤的社会问题。

拓展资料：

作者：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等，并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

作品成就：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014年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飘窗》。

作品点评：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作品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已经厌倦了紧张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成为此时关于思想解放和艺术民主的第一次文学尝试。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回答2：

简介：初三班主任张老师答应下16岁小流氓宋宝琦重回班级，这事却在班上引起热论：尹老师作为有话直说的同事怕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班上的女同学也怕小流氓集体罢课。在接触宋宝琦后张老师发现他其实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孩子，只是封建“哥们”思想，如何转变教育他及他一样的孩子让张老师思虑。同时，张老师发现好学生谢惠敏其实也被四人帮的法西斯思想影响和残害，她单纯而真诚，却固执刻板对《牛虻》这类写男女，写外国的资产阶级书籍深恶痛绝，如何让谢慧敏学会独立思考正确运用马列主义也成为张老师的思虑。最后张老师心怀激昂壮志，他要将四人帮毒瘤从孩子们脑中除去，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回答3：

文革结束打倒四人帮后，在一个普通中学担任班主任的张俊石要接受一个流氓式男孩宋宝琦，从而引发班里的一系列问题，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而受四人帮毒害的不仅是不学无术的宋宝琦，还有精神受害者谢惠敏，这个被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四人帮的左倾教育下，精神上产生的创伤比小流氓宋宝琦更加令人警醒。他们既定的价值观是一种十分刻板而蒙昧的。谢和宋两人的伤痕“一明一暗”，“一深一浅”，更加生动的揭露了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是，如何危害着青少年的纯洁心灵的，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划开了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回答4：

内容简介
1977年春天的一天，光明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老曹询问初三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张俊石，是否同意接收刚从公安局拘留所释放的小流氓宋宝琦到他班上读书。张俊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张老师从公安局了解情况后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在年级组办公室，围绕接收宋玉琦的事，数学教师尹达磊提出了反对意见。尹老师对张老师在狠抓教学质量的时候弄个小流氓进来表示不理解，深怕“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张老师则表示现在不可能把宋宝琦退回公安局，既然他是班主任老师，那么，宋宝琦来后他会开展工作。
还没等张老师开展工作，班上的团支书谢惠敏就来找他报告说，班里同学对宋宝琦来插班学习一事反应激烈，有的女同学表示明天不会来上学。谢惠敏单纯真诚，品行端方。由于投入社会工作的时间、精力多，学习成绩平平。“四人帮”被揪出之前，她就是班上的团支书。当时，“四人帮”把持的团市委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找她谈话。之后，张老师跟她就开始显露出某些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譬如，团组织生活能不能搞爬山活动，女同学夏天可不可以穿短袖衬衫等等。直到“四人帮”被揪出，两人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
接到谢惠敏的报告后，张老师先召集班干部开了个会。谢惠敏提议明天在课后召开针对宋宝琦的批斗会，以张老师从公安局拿回的宋的物品为依据，狠狠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在要不要批判宋宝琦犯案时被搜出的长篇小说《牛虻》问题上，张老师和她产生了分歧。谢惠敏主张狠批“黄书”，而张老师却认为《牛虻》是一本好书。另外，他注意到宋宝琦的那本《牛虻》已被撕掉封面，插图中女主角的脸上被野蛮地画上八字胡。
在宋宝琦家里，张老师跟这个明天将要进班上课的学生进行了第一次谈话。站在张老师面前的宋宝琦一身横肉，上唇在斗殴时被打裂过，眼神中充斥着空虚与愚蠢。谈话中，张老师感到宋宝琦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有初一程度。宋宝琦将“牛虻”念成“牛亡”，说书是偷来的，看不懂，但又认定它是“黄书”。这引起了张老师的深思：像宋宝琦这样的人，并非一定是由于读了有毒素的书而中毒受害，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书也不读而坠落于无知的深渊。
听说谢惠敏跟班干部石红吵架了，张老师又赶到石红家。石红出身干部家庭，从小受家庭气氛熏陶，是个“小书迷”。她邀请谢惠敏等女生一起到家里读书，但谢惠敏认为石红向大家推荐的外国小说，报纸上没推荐过，所以是“毒草”，不但拒绝了邀请，还和石红吵了一架。当张老师来到石家时，石红正在灯下朗读苏联小说《表》，听得入神的正是扬言宋玉琦进班她们就罢课的五位女同学。读完了一段，她们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谢惠敏说我们读‘毒草’，这本书能叫‘毒草’吗？”“宋宝琦跟这本书里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并向张老师表示：明天她们不罢课了。
走出石红家，张老师又骑上自行车向谢惠敏家驰去。到谢惠敏家门口，他的一个计划已经明朗：他要将《牛虻》留给谢惠敏，引导她去正确分析问题，帮助她消除“四人帮”的流毒；他要在全班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学生。
【拓展回答】

创作背景
创作源起
刘心武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十三中任教，目睹了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对青少年心灵的毒害。1974年，他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出版社的工作为他提供了比在中学任教时更开阔的政治与社会视野，也体察到了文学复苏的可能性。1977年2月，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按照这种政治路线，刘心武作为编辑负责的两部作品都因为无法编造出“阶级斗争”情节而没能出版，这让他产生了放弃瞎编、书写真实、寻求改变的想法。同年夏天，根据在中学工作时的见闻和长期以来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在家偷偷写了《班主任》。虽然之前他曾发表过若干配合政治形势的文稿，但《班主任》却是他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由题材敏感，经过一番犹豫，直到初秋，他才决心将稿子寄给曾向来约过稿的《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在邮寄过程中，因为邮政人员不允许他在稿件中夹带给编辑的信，本就心情矛盾的他曾一气之下不打算把稿件寄出，但冷静下来后，他细读了自己所写的文字，认为还是应该寄出去。
发表过程
1977年9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责编崔道怡看了刘心武的投稿《班主任》后深受感动，未经复审就回信肯定了作品的题材有现实意义。随后小说通过了组长涂光群的复审，但在终审环节，副主编刘剑青难以决定是否刊发。当时编辑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小说太尖锐了，属于暴露文学，不宜发表；另一种意见认为作品塑造了张老师的正面形象，作为揭批“四人帮”的小说，应该发表。两派不能达成一致，小说被交给主编张光年裁决。张光年把《班主任》的三级审稿人员和相关编辑召集起来进行讨论，张认为小说有修改的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写矛盾尖锐很好，不要怕尖锐，但要准确。但小说还不够尖锐，抓住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却没通过故事情节尖锐地展开，没有把造成这个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写出来。
崔把张光年意见转达给刘心武，刘对作品进行了修改，比如给谢惠敏增加了“不许同学把小麦穗带回家”的情节，还增加了四人帮的爪牙经常找谢谈话的情节；将石红的出身改为知识分子，添加了她在家中学习的背景。对于修订稿，崔又做了修改，例如初稿中刘心武表现张老师内心呐喊时写了“救救孩子”，崔建议加上定语，改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最终，小说发表在当年第11期《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特辑”头条位置上。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小说通过有前科的中学生宋宝琦转学到光明中学，却遭到以团支书谢惠敏为首的诸多学生反对的事件，控诉了“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否定了文革所造成的文化大倒退。作品通过谢惠敏和宋宝琦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都是被极“左”思想扭曲成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从而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宋宝琦是文革中产生的体格健全但灵魂被扭曲了的畸形儿。因受到文革中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他愚昧无知，精神空虚，并沾有流氓习气和低级趣味，沦为危害社会的小流氓。他的堕落，不是按一般人的逻辑推理那样——因读了坏书而中毒，恰恰是文革中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使他们什么书都不读而堕入无知的深渊。
谢惠敏则是文革中另一类“畸形儿”。其思维方式严重僵化，与宋宝琦的人生形态扭曲相比较，如果说宋宝琦的伤害是可见的，主要是“外伤”的话，谢惠敏所受的精神上的伤害更隐蔽，更具有“内伤”的特点。良好的品质和荒谬的思想在她身上紧密结合，显示了“四人帮”在人的意志和心理素质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同时，谢的灵魂中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恰恰是一般人认为是优良素质和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东西，那种愚昧无知却又充满警惕性、排它性、斗争性的精神状态，那种盲目、虔诚地用别人的头脑代替自己的头脑，用僵化的观念去限制活生生的现实的充满惰性的思维习惯。她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一种年深日久的社会心理、民族灵魂中的积垢。

艺术特点
在艺术方面，《班主任》并不是一部成熟之作。
小说的人物结构是一个众星拱月式的英雄中心结构，以张俊石为中心人物，分别设置了党支部书记老曹、同事尹老师和工作对象宋宝琦、谢惠敏以及石红。人物关系设置以正面、侧面、反面烘托为主，在塑造人物上有明显的“三突出”痕迹，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在篇章结构上，作者采用了传统文学的“有序结构”，小说的九个章节中六个人物依次而出，人物的描绘方式基本是从外貌开始写到性格历史，然后进入情节。情节组织也是环环相扣，用小说《牛虻》作为串联情节的线索，把情节推向高潮。在这样的结构中，作者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结构设计者，不仅能发现人物的外表、行动，能洞察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还直接出来评判议论，阐述小说的中心主题。而由于作家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观念太多，这诸多观念又支配着人物设置、情节演进直至细节选炼，再加上短篇小说的篇幅局限，以至于不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具有更大意义的谢惠敏身上，使人物缺少有深度的个性描绘。
此外，小说的语言流畅而少凝炼，直露而少含蓄，时有生硬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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