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公元1723—1735年,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年号)时期为时虽然短暂,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府财力雄厚,国内外市场活跃,制瓷工艺突飞猛进,在继承康熙朝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又有了许多创新、变化和提高,不仅品种多、题材广泛、造型多样,而且原料的选择和加工也比以前更讲究。青花瓷在雍正时期尽管不是官窑的主流产品,但其质量之精美,花色品种之丰富,艺术水准之高超,都是清代其他各朝所无法比拟的。
雍正时期的青花瓷,无论造型和装饰,都可以用一个“秀”字来概括,与康熙青花挺拔、遒劲的风格迥然不同,而是代之以柔媚、俊秀的风格。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皇帝本人曾多次规定瓷器的造型、花纹图案,不仅要求烧成的瓷器各部分尺寸适度,而且重视气势和神韵,讲究轮廓线的韵律美,对于要烧造的御用瓷器必须经雍正皇帝审定,方可烧造。为此,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年希尧、唐英根据旨意,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制瓷工匠,不惜工本,竭尽全力地烧制,以博取皇帝的欢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应该说,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对这时期瓷器的造型、绘画艺术风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雍正时期在仿古方面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体现了高超的制瓷技巧。景德镇御窑厂受雍正皇帝的影响,仿烧前朝作品达到高潮,尤以仿烧宋代五大名窑的色釉及明代永乐、宣德、成化这三朝的青花最具水准。从仿烧的青花来看,有的不仅造型神似,尺寸大小一致,而且纹饰色彩描绘逼真,达到了“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程度。雍正仿明代早、中期青花作品,追求形神俱似;仿明代后期青花则比原作更精雅;沿袭康熙青花作品几乎完全一致,如不注明年款,无法区别。雍正仿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尤其精美,某些方面已经明显超过了永宣的水平,带有雍正朝特征。雍正仿永乐、宣德青花与真品相比较,真品圈足未经打磨,雍正仿品圈足多经过打磨而呈滚圆的泥鳅背状;真品因淘洗不精底部见火石红,雍正仿品淘洗精细底部无火石红;真品胎较厚重,雍正仿品胎较轻薄;真品青花中有分布自然、深入釉底的铁锈斑,雍正仿品青花中无铁锈斑而有重笔点染、分布规则的藏青点;真品青花中可见小笔绘画的痕迹,雍正仿品青花中无此笔痕。雍正仿古瓷不是刻意模仿,而是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模仿,对于古瓷的缺陷,则是利用新的技术去克服。例如,宣德时期的玉壶春瓶是拉坯制作的,雍正时期的玉壶春瓶则是利用模具倒出来的;宣德时期的青料采取的是水洗法提炼青料,铁锈斑无法完全清除,雍正时期对青料采用的是火锻法提炼,可以完全清除青料中的铁锈斑。然而,为了达到宣德青花的效果,工匠没有刻意使用含铁锈的青料,而是在绘画时,在画中使用青料点染,同样可以达到宣德青花的效果,又在青花中不见铁锈斑。
雍正民窑青花瓷有高中低三档。民窑的高档瓷与官窑瓷比较接近,民窑中档瓷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的外销瓷,低档瓷主要是日用瓷。高档瓷中又包括三种类型的瓷器:仿古瓷,主要仿永乐、宣德、成化、嘉靖的风格;具有康熙朝风格的瓷器,由于康熙朝瓷器生产时间长,影响大,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所以雍正早期青花沿袭康熙朝风格的较多;本朝风格瓷,雍正朝,上自皇帝下至督陶官对瓷器制作都有着精益求精、锐意进取的意识,这种意识对民窑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雍正时期,瓷器对外贸易非常兴盛,大量的西方商人来到广州,希望直接与中国贸易。据国外有关档案记载,1728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了商行(夷馆),172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了商行(夷馆),1731年丹麦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了商行(夷馆),1732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了商行(夷馆),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年销到荷兰40万件中国瓷器,运到法国的有6.8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