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婚姻家庭立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婚姻法治的历史变迁是一个时代变迁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从中也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巨变。
　　第一，反映了新旧中国政权的转换。
　　1950年《婚姻法》是一部废除旧式封建婚姻制度、树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宣言。从所用术语来看，“包办强迫”、“男尊女卑”、“重婚”、“纳妾”、“革命军人”等暗含了从“旧制度”变为“新制度”、从“革命”变为“建设”的巨大历史转换。后两部《婚姻法》开宗明义指出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从内容来看，“计划生育”、“夫妻财产”、“感情破裂”、“家庭暴力”、“婚外恋”等富有时代气息的术语表明了与1950年《婚姻法》在立法主旨上的巨大差异，也表明后两部《婚姻法》出台时不同的时代背景。
　　第二，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中国婚姻法治发展变迁最根本的动力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没有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加快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就没有婚姻法治的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大包大揽，《婚姻法》的制定和颁布也不例外。而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对个人生活干预的方式发生变化，从计划经济下的大包大揽解决问题转变为赋予个人更多权利，这就使个人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也必将促使婚姻家庭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的自由、平等的方向发展。从1950年《婚姻法》制定中的国家主导逐渐变为民众广泛参与2001年《婚姻法》制定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特点。
　　第三，反映了人治与法治之争以及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对婚姻的治理、人们对婚姻家庭的重视、社会法治观念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有20世纪50年代中期要求加强“革命法制”的要求，也有60年代“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主张，有20世纪50年代“重视法制”的良好开端，也有60年代“砸破公检法”的狂热；有20世纪80年代“人治与法治”的争鸣，也有90年代“依法治国”思想的高度一致。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框架和权力运行体制之下，党和政府在法治问题上的抉择对当代中国婚姻法制的嬗变至关重要，《婚姻法》的历史演进折射出国家治理方式的变迁和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
　　第四，体现了国家不断走向富强和人民生活日渐富足的社会现实。
　　从三部《婚姻法》法律文本的对比中，这一事实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最典型的是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条款：1950年《婚姻法》中对此只是较为笼统和粗略的规定；1980年《婚姻法》在此方面的规定虽做了少量调整，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整体的分割办法和相关细则；2001年《婚姻法》对离婚后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做出了较为全面、详细和明确的补充。这既是法律不断走向完善的表现，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百姓生活日益富裕的事实。此外，关于“感情破裂”、“计划生育”、“家庭暴力”、“婚外恋”等相关条款相继写入《婚姻法》，也表现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维权意识的增强。
　　总之，《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经历了60多年的变革历程，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民众的婚姻家庭生活在立法与现实之间不断进行调适和整合的过程中日渐表现出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的时代特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艰难探索和取得的良好成效。但是，在立法与现实之间又时而存在一些社会冲突现象，这也表明，任何法治实践只有在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变革紧密关联和平衡中才会更加完善起来，进而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良性运行。

　　婚姻法治的历史变迁是一个时代变迁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从中也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巨变。

　　第一，反映了新旧中国政权的转换。

　　1950年《婚姻法》是一部废除旧式封建婚姻制度、树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宣言。从所用术语来看，“包办强迫”、“男尊女卑”、“重婚”、“纳妾”、“革命军人”等暗含了从“旧制度”变为“新制度”、从“革命”变为“建设”的巨大历史转换。后两部《婚姻法》开宗明义指出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从内容来看，“计划生育”、“夫妻财产”、“感情破裂”、“家庭暴力”、“婚外恋”等富有时代气息的术语表明了与1950年《婚姻法》在立法主旨上的巨大差异，也表明后两部《婚姻法》出台时不同的时代背景。

　　第二，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中国婚姻法治发展变迁最根本的动力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没有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加快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就没有婚姻法治的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大包大揽，《婚姻法》的制定和颁布也不例外。而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对个人生活干预的方式发生变化，从计划经济下的大包大揽解决问题转变为赋予个人更多权利，这就使个人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也必将促使婚姻家庭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的自由、平等的方向发展。从1950年《婚姻法》制定中的国家主导逐渐变为民众广泛参与2001年《婚姻法》制定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特点。

　　第三，反映了人治与法治之争以及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对婚姻的治理、人们对婚姻家庭的重视、社会法治观念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有20世纪50年代中期要求加强“革命法制”的要求，也有60年代“要人治不要法治”的主张，有20世纪50年代“重视法制”的良好开端，也有60年代“砸破公检法”的狂热；有20世纪80年代“人治与法治”的争鸣，也有90年代“依法治国”思想的高度一致。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框架和权力运行体制之下，党和政府在法治问题上的抉择对当代中国婚姻法制的嬗变至关重要，《婚姻法》的历史演进折射出国家治理方式的变迁和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

　　第四，体现了国家不断走向富强和人民生活日渐富足的社会现实。

　　从三部《婚姻法》法律文本的对比中，这一事实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最典型的是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条款：1950年《婚姻法》中对此只是较为笼统和粗略的规定；1980年《婚姻法》在此方面的规定虽做了少量调整，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整体的分割办法和相关细则；2001年《婚姻法》对离婚后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做出了较为全面、详细和明确的补充。这既是法律不断走向完善的表现，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百姓生活日益富裕的事实。此外，关于“感情破裂”、“计划生育”、“家庭暴力”、“婚外恋”等相关条款相继写入《婚姻法》，也表现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维权意识的增强。

　　总之，《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经历了60多年的变革历程，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民众的婚姻家庭生活在立法与现实之间不断进行调适和整合的过程中日渐表现出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的时代特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艰难探索和取得的良好成效。但是，在立法与现实之间又时而存在一些社会冲突现象，这也表明，任何法治实践只有在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变革紧密关联和平衡中才会更加完善起来，进而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