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隶书又名佐书、分书、八分,因盛行于汉代,所以又叫汉隶,它是由篆书圆转婉通的笔画演变成为方折的笔画,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短速,从而显示出生动活泼、风格多样的气息,给书写者带来很大的方便。 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秦隶指战国、秦至西汉初期的隶书,又叫古隶。古隶的起源,说法颇多。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秦隶产生于战国时期,从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木牍”上出现的隶书早期形迹看,减损大篆的繁琐笔画,字的形状由篆书的长方变为正方或扁方。虽然它的结构还带有篆味,但已出现隶书的雏型。到了战国末期,这种雏型隶书已普遍使用。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的《秦简》图一看,这种似篆又似隶的字体,逐渐体现出了字形的简洁明了、线条的活泼规范。在出土的战国至秦的大量木牍、竹简和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篆书演变成隶书的漫长过程。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于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的一项便是《书同文》。由秦朝宰相李斯、中书令赵高等在战国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统一了作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小篆。小篆比起前朝文字,在线条、结构、字形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运笔方法上还是圆转悠长,仍未完全摆脱象形的意味,书写速度较慢。由于当时官狱繁多,军事、官府文件、公文往来频繁,经常需抄写大量的文书,省繁趋简便成了当时社会对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而隶书作为一种便捷的书体,在社会下层中广泛流行。卫恒 《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便是明证。这里暂且不去考证隶书的发明者是谁,因为一种字体的产生决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创造,也绝非一个时期所能完成,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实际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 从汉字几千年的发展史看,如果把象形文字至秦小篆划为古文字,那么我们把隶书和一直到今天使用的楷书,都归为今文字。因此,隶书上承篆书之规脉,下开楷行之基础,在我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无论从实用性或艺术性方面看,它的出现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它是我国汉字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由于西汉初期的制度承袭秦制,在文字方面也不例外,因而西汉早期的隶书与秦代的隶书无较大差别。它既有秦代的书法特点,又为东汉时期的隶书形成奠定了基础,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西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分析,笔画已有简化,篆书味也有减少,字体趋向平衡,而用笔的提按顿挫,线条的波磔变化,结体的纵横势态,比秦代的隶书更为明显。相对来说,较多地流露出书写者的天真和质朴,然而在书法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不是典型的隶书。 西汉中期至东汉,隶书渐臻完美,尤其在东汉,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较为明智的政策,整个社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昌盛,树碑立传之风大兴,涌现出了大量技艺精湛、风格鲜明的优秀碑刻,从而隶书发展成为正规而又富于艺术性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书体。 我们通常所说的汉隶,主要是指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它们的特点是用笔技巧更为丰富,点画的俯仰呼应、笔势的提按顿挫、笔画的一波三折和蚕头雁尾及结构的重浊轻清、参差错落,令人叹为观止。风格多样且法度完备,或雄强、或隽秀、或潇洒、或飘逸、或朴茂、或严谨,如群星灿烂,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乙瑛碑》、《石门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韩仁铭》、《曹全碑》、《张迁碑》)等东汉碑刻,是成熟和典范的标志。 魏晋以后的书法,主要是草书、行书、楷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许多书法家的主要精力大多用在楷、行、草书上,但隶书并没有被废弃,此时的隶书在用笔上逐渐掺入楷法,失却了汉隶的古朴和灵秀,趋向整齐呆板,结体用笔千篇一律,到了清代,隶书在碑学复兴的浪潮中得到了重振和发展,出现了许多书法大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隶书艺术的第二个高峰。如桂馥、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何绍基等。特别是桂馥等人,是倡导、学习和继承汉碑的先驱,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主流和热门之一。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大量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木牍、竹简、帛书的墨书真迹,使我们有幸亲睹古人笔法,为研究古人法度,学习古人书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隶书:同舟共济,科学防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