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理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把“水土保持”定义为，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这些预防和治理措施主要包括：工程措施、农业措施、林草措施和自然修复措施。水土保持的种种措施都是生态建设行为，牵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存在着公共产品及外部性特征，需要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的生态补偿机制。法理学认为，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能够调整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能够确认和保护生态建设的成果。因此，十分有必要从法理学的角度探究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为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立法实践提供参考和理论支持。

一、水土保持中利益相关者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范畴，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任何一项权利都必然伴随着一项或几项保证其实现的义务，而不管这个义务是权利人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简而言之，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的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与其他组织、居民履行了水土流失预防及治理的义务，但同时也剥夺了其自身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权利。相反，作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受益区的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居民不仅享受到良好的水土资源环境，而且利用优越的水土资源发展经济取得巨大的效益，但却没有承担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理义务，这显然违背法的公平原则。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正是基于这一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考量，赋予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主体要求其生态功能区受益主体向其进行必要补偿的请求权，以调整和平衡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二、水土保持中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的对立统一

环境权是随着环境危机的加重和环境意识增强，逐渐被人们呼吁和接受，并被很快写入许多国家的法律，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生存权是人类最基本的的权利，任何人的生命都受法律的保护，但是维持生存的基础是物质条件。例如在边远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是当地居民的生存之本，它们靠开垦荒地和伐木为生，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越伐越穷，越穷越伐，造成土地荒漠化和水资源的匮乏，水土流失相当严重，侵害了公民的环境权。这里存在着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冲突问题，是世界各国都无法避免的棘手课题。在利益的权衡之下，西方发达国家更多地强调环境权的保护，而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更多地关注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实际上，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应当寻求生存权、发展权与环境权之间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在法律上创设生态补偿制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调和剂，使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并行不悖。一方面，国家通过赋予公民在合理限度内使用水土资源的权利，充分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另一方面，水土资源又可以通过充足的补偿基金得到有效的修复、保育、维持和管理，并充分发挥水土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功能，从而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通过建立这种机制，可以使生存权、发展权和环境权之间的冲突得到有效的协调和解决。

三、水土保持中的自然权利

英美法系缘于其自由主义的法律传统，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和诉讼主体资格。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利主体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已扩展到动物、植物以及所有生命形式，乃至大地、岩石、河流、生态系统。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动植物、自然享有的权利，人类应当尊重自然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西方自然权利的新理念，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的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和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法律政策，是尊重自然权利的需要。

四、水土保持中的生态正义

（一）自然对人类有其承载力的限制

过去人们的眼光只停留在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治理，其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作为人的对象的自然资源是一个方面，而人本身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存在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状况。自然对人类有其承受力的限制，它不可能承受无限多的人口，也不可能承受无节制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人类只能在自然的承受力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因此，人类应当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向这一方向调整，不能将一切交给市场决定，而是运用法律制度自觉地和有目的地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引向与自然和谐的方向。自然对人类有其承载力的限制体现在水土保持中就是水土资源在一定的时空中的供给是有限的，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们应当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给水土资源生态系统以恢复和修复的机会，这要通过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实现。

（二）生态正义

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了环境正义运动。这一运动有力地揭示了美国环境管理制度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不平等，它对于白人中产阶级所给予的保护要大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而且还批评环境组织在环保方面更多的是关心树木和鸟类，而不是人们在生态方面的权利。美国环境正义运动中的一些学者还探讨了如何通过环保法实现环境正义的问题。他们指出，环境正义的理念是民权法理念在环境法中的运用，但是，民权的基本价值是为反对多数人的压迫而提供保护的，而环境法则是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多数人利益。

我国在生态正义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东西部的差距和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体现在东部发达地区存在严重的工业污染，而西部落后地区主要是自然环境严重恶化，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城乡差别体现在农村的环保所受到的关注不如城市；乡镇企业的排污所受到的限制和治理不如城市，农村许多地方电力缺乏，农村电价是城市的1～2倍，更无天然气等燃料，只能割草砍树作为燃料，植被破坏严重，导致水土流失。

生态正义包括三条伦理原则，即种际正义原则、代内正义原则和代际正义原则。种际正义原则也称生态可持续性原则，要求人类必须以一种不危及地球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代内正义原则又称社会及经济平等原则，即个人可以在平等基础上按适当标准获取自然资源和能源，并允许其对需要的满足。代际正义原则也称为对后代负责的原则，即人们必须以一种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自然资源和能源要求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

我国在水土保持领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例如水资源属于公共产品，流域生态服务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受益的对象和范围难以确定，常常造成受益者不补偿，保护者不受益的现状。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中还存在着政策不能兑现，补偿不到位，农民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丧失了进行水土保持的积极性等现象。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要建立在对这些不公平现象调整的基础之上。因而，借鉴美国生态正义的理念，坚持种际正义、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三条生态正义的原则，是我国水土保持生态功能补偿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