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由盛转衰的重乐轻礼历史背景？

2025-03-25 16: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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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历史背景】：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战争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一、社会混乱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二、藩镇割据

唐末藩镇割据形势

安史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安史余党在河朔形成藩镇割据。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

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研究藩镇的专著《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时，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三、剥削加重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边疆不稳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经济重心南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自两晋南北朝是就已经开始，在安史之乱后，北民南迁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六、西域得失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大食势力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助唐平叛，这说明大食从一开始就无意（或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对吐蕃而言，这时唐朝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军队，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举进攻河西。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军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到763年（广德元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此后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镇在这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军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遣使前往四镇，请求河西援军一万人，这至少说明西域的形势这时要比河西稳定得多。

768年（大历三年）左右，西域守军又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朝野上下对他们“忘身报国”的精神感动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对守军大加赞扬。

其实就历代原王朝而言，经营西域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就内部来说，控制了西域既可张扬国威，又保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就对外来说，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牵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并进而保障河西，陇右的安全，防止南、北两个方向游牧民族势力的汇合。吐蕃攻陷关陇之后，西域地区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意义，西域的存亡对整个唐朝边防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所以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 [44] 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七、佛教复兴

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施行道举，兴建皇家道观楼观。安史之乱后佛教复兴，李亨、李适、李纯、李漼和李儇改变崇道祖制崇信佛教，自上而下佛教盛行迎送佛骨。晚唐几个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极一时。当时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据儒学思想，提出反佛的意见。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儒佛矛盾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暴发了。元和十四年是开塔的时期，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到这一消息，写下《谏迎佛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列举历朝佞佛的皇帝"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但是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大幅削弱了佛教势力，大幅降低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力。

回答2：

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合作了一部非常著名的歌舞剧，《霓裳羽衣舞》。这部集唐朝大成之作的歌舞剧，直到现在，也无愧于是音乐舞蹈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霓裳羽衣舞》约创作于公元718年至720年间。在该舞蹈的最后，杨贵妃出场，以快速旋转的优美舞姿，把剧情推向高潮，这种快速旋转的优美舞姿就是胡旋舞。
胡旋舞的传播

胡旋舞，简单来说就是胡人旋转舞。北宋时期的《册府元龟》有“开元年间，西域多国进献胡旋女“之说，从这我们可以得知，胡旋舞之胡，是指那些生活于距离中原地区，千里之遥的地方的的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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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旋舞一词最早出自于公元801年，即唐贞元十七年，杜佑所撰写的史籍，《通典》。
上面记载着：“康国乐，…舞二人，…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但这并不意味着，胡旋舞也是由晚唐时期才传入中原的。
公元前202年，西汉时期，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中西方之间除了有贸易往来之外，也开始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
西域的舞乐便是在这期间，随着使者与商旅，走过了沙漠，不远万里来到中原。
在《后汉书·五行志》里也有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迪，胡舞，京都贵戚皆尽为之。”
可见，在西汉中后期宫廷之中就有若干舞者，很可能习得了胡旋舞的技艺。
我们都知道中华舞乐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早期所创的舞乐多为祭祀求神之用，必然要受许多规矩的约束，自然也就显得庄重有余，而娱乐不足。

战国时期的魏文侯就曾表示：“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军，则不知倦。”
齐宣王也曾在孟子面前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意思很明了，两位对那些沉闷无趣的宫廷舞乐全无兴趣，反而喜欢的是那些轻松明快的民间舞乐。
而西域舞乐在表现形式和技艺难度上，也与中原传统舞乐有很大的区别。不得不说，这与西域本身分布众多的民族，文化多元而不单一，政治松散有关。
特别是胡旋舞，节奏明快，动作轻盈，旋转如风的特征，成了西域舞乐的代表。
不过胡旋舞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胡旋舞是对于西域舞乐的一种代表技法，旋转的统称，而狭义的胡旋舞只是在大唐王朝时期，由西域康国所传来的舞乐。
西域康国，大约位于今日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萨马尔汗城，属于中亚地区，距离彼时的长安至少有两千公里。
这个距离在古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但可敬的是，早在西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就已远至那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通过这里中转，当时的西域康国，名为康居。
到了唐朝时期，康居国连同另外八国归附唐朝，称为“昭武九姓”。据《新唐书》记载，以康，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其中康便是指康居国。

由于这些国家地处丝绸之路的中间地段，又是希腊罗马文化，东方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等诸多文化的交汇之地，就使得昭武九姓，在舞乐等艺术方面很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康居国的胡旋舞。
胡旋舞在唐代盛行的原因

胡旋舞与传统业务相比所呈现出的优点
在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曾下令订下10部宫廷音乐，分别是《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
其中只有《燕乐》和《清乐》，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汉乐，其余多为胡乐，而胡旋舞就是来自于其中的《康国乐》。
其实康居国的胡旋舞，除了具备西域舞乐所有的旋转特性之外，还具有更多复杂动作，且要与独特的音乐相结合，所以并非只是简单的旋转那么单一。
在唐人段安节所著的《乐府杂录·舞工》上对胡旋舞有相关记载：“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
《新唐书》上记载：“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转便捷为巧，时又尚之。”

由于中原传统音乐深受儒家理念的影响，他们重视、推崇雅颂之声，排斥民间舞乐。但其实这些所谓的雅颂之声，并非受人们喜爱。
如前文所述，雅颂之声都是用于典礼仪式上，他们缺乏生命力和感染力，舞蹈动作也刻板僵化。
传统的中原舞乐在使用乐器上，多倾向于弦乐器和管乐器。这些乐器更倾向于表现出，苏晴、含蓄、清微淡远的旋律。而胡旋舞则多用击打乐器，来表现自己的热烈、明快，甚至气势磅礴。
在服饰方面，《燕乐》和《清乐》的舞者，多着唐代的传统服饰，以华贵典雅为主。而在康国乐中，舞者则喜欢轻便，利落的游牧民族打扮。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裤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可见，两种服饰风格也截然不同。
此外，胡旋舞对于场地、人力物力、财力等的要求也不高。总的来说，胡旋舞的这些特点，对于长期接受传统舞乐的汉族人来说，为之耳目一新。
丝绸之路万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不断交融。
虽然胡旋舞早在西汉时期，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但到了东汉时期，丝绸之路曾一度陷入半通半停的状态。
随后，进入三国的混战时代，短暂的西晋，以及长达300余年的乱世中，有大量异族迁居中原，带来许多异族文化，对中国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

到了唐王朝，国力发展达到一个鼎盛时期。丝绸之路再次畅通。彼时的唐王朝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开明包容的态度，展现出一股强大的国际化的魅力，吸引得万国来朝。
中西方不仅在经济贸易上往来频繁，在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也进入一个顶峰时期。西方的许多工艺、宗教、风俗等等也随之传入了中原，胡旋舞也在此时，渐渐在中原兴盛起来。
唐代开放的民族政策
自秦汉时期以来，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达到高潮。
再发展至唐代，由于李唐氏族血统，本身即为胡汉混血，更是势必影响唐王朝的政治思想。对于治下的社会，也必然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唐王朝，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异族，采取自由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但在用人方面，对各族人员不分彼此，同样信任，对于来自西域的宗教，如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等，也皆允许其在国内传布。
这些自由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得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民族进一步融合，而胡旋舞在中原王朝的盛行，也可以说是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

并且胡旋舞自由，奔放，明快的旋律特征，也正符合彼时国力强盛的唐朝，对于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外合流”所持有的态度。
在民间，胡旋舞热烈奔放、疾速健朗、明快活泼的舞蹈风貌深受唐朝人的喜爱，这不仅体现出唐代人们的审美追求和趣味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唐朝所具有的兼容并蓄的国际气魄。
胡旋舞，舞乱了大唐？

胡旋舞在刚进入唐朝时，只是流行于宫廷与贵族之间。正因为此，胡旋舞甚至被作为一种取悦帝王、权臣的手段。
《旧唐书》记载：“延秀，承嗣第二子……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训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
武则天在位期间，武延秀就因为擅长唱突厥歌，跳胡旋舞，且相貌出众，舞姿迷人，受到了安乐公主，即唐中宗李显的幼女宠幸，随后，武延秀娶公主为妻。
北宋的《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七年，十五年五月和七月，以及十七年，先后有俱密国，康国，史国，波斯和米使五国向唐朝皇帝进贡胡旋女子。”
《旧唐书》上亦云：“安禄山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做胡旋舞，疾如风焉。”

由此可见，这位极具文艺气息的唐玄宗对胡旋舞有所偏好。安禄山体型肥硕，他跳胡旋舞无非是要投唐玄宗所好，博取唐玄宗的欢心。
而安禄山的这一举动，不但被世人津津乐道，也被历史念念不忘。
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由盛转衰。虽然之后又苟延残喘了一百余年，但许多文人墨客有感于世情颓乱，纷纷将矛头指向造成盛衰转换的关键人物，唐玄宗、安禄山，并波及了杨玉环，以及胡旋舞。
这些感性的文人们，并不会像今天的学者一样去分析经济、政治、军事上等因素，而是选择了以唐玄宗的娱乐生活为焦点。
如白居易的《胡旋女》诗：“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元稹的《胡旋女》亦云：“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兼有明君与昏君两种矛盾特征的帝王，唐玄宗在能力与才华上自然非寻常之辈。
通过以上两首诗，我们却可以看出，在诗人们眼中，唐玄宗变成昏君与胡旋舞有着莫大的关系。

其实，在“安史之乱”中，唐玄宗与安禄山之间，胡旋舞也许是最佳的结合点，它把人物事件和因果关系完美的概括到一起。
胡旋舞为胡舞，安禄山为胡人，且擅长胡旋舞；“安史之乱”这一胡乱的爆发，与唐玄宗后期沉溺于音乐，倦怠国政，擢用安䘵山，且造成李林甫与杨国忠专权，导致这一祸乱的发生。
公元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建国称帝，兵临长安城下，唐玄宗逃离长安，避难所去成都。
七年之后，安禄山的叛乱被平定，唐玄宗与唐肃宗重回长安，大唐的江山又如同胡旋舞一般旋转了一圈，回到了唐王朝李氏的手里。
因此，胡旋舞被视作天宝年间胡人判乱的象征，同时作为诗人笔下，象征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材料。
胡旋舞的结局

在唐玄宗之后，因前车之鉴以及文人学者们的传播，宫廷之中再也无帝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喜欢这种舞乐。
晚唐时期，中原王朝逐步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这必然对中西方各方面的交流，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回答3：

1.唐代财政高度吃紧。

整一个唐朝盛世，它的财政都是来源于税收。古代的税收一般是来源农业税以及人头税。还有一种就是徭役。和之前的朝代不同，它的财政是十分的吃紧，一是他短时间内统一各国，战乱以后各种建设都需要钱。其中包括对外战争对内建设。唐不得不去另想其他收入。其中有臭名昭著的公解（xie）钱。等同高利贷，而且不得不去借，利息高达百分百。这个所谓的钱，无疑就是透支着唐的信用。导致了后期基本没有多少个人愿意去支持一个这样的guojia。根据政策有三百万户人都不用交税。理由是病残或者官员亲人逝去可以免税，导致民间大量改户籍，病历造假。

2.唐朝与吐蕃的战争进一步降耗唐朝的国力。在唐朝和吐蕃两国的交战，里面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一战彻底的消耗了唐朝的所有精锐，导致兵府制衰退。

3.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突，导致信仰缺失。佛教进一步传入唐朝，其中包括著名的《西游记》也出于这一段历史。原生态的儒道两家思想一下子被佛教冲击。当时并没有相融。国家陷入内政决策分歧。

4.士族豪族的政治力量开始衰弱。隋唐发布科举制度以来，原有的豪族支持王权的格局开始被打破。自汉朝以来，一直保持地方豪族支持皇权，比如王马共坐龙椅，光武帝靠郭氏建东汉。

5.藩镇制度做大。不同于诸侯，他们一开始只拥有兵权，是一方边疆的镇守将军。鉴于财政吃紧，中央下放权力，让地方藩镇拥有了自主的财政权。因此诞生了一种很奇葩的制度，军队不效命中央，只效军饷。

唐朝一边是盛世万国来朝，一边是财政入不敷收。内则意见不一外则藩镇做大。对外征吐蕃和游牧。附上一个唐朝政治经济理解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