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瘟疫经常肆虐，古人们是怎样进行抗疫的呢？

2025-02-23 13: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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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据统计，宋朝每隔几年或十几年就有一个地方暴发瘟疫，“一州有死十余万人”，“死者十有五六”，多么惊人的数字！

时人意识不到瘟疫是由病菌和病毒造成的，但他们注意到了瘟疫的传染性。《宋史》中描述，亲戚和邻居害怕感染，不敢探望病者，不敢埋葬死者。有的人死了，尸体在家停放一个月都没人敢去安葬。

为避免感染，疫区百姓会向别处迁徙，这确实能让一部分外逃者避开瘟疫，但外逃者中必然有人已经感染，他们会将瘟疫传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染上瘟疫。

富弼在河北当官时，黄河决口，几万人死于洪水。待洪水退去，尸体来不及掩埋，引发一场瘟疫。富弼不敢把逃荒和逃疫的难民聚到城里，于是临时征用空闲的公房和民房，共十万多间，让难民分散居住；暂时开放国有山林和湖泊，让难民进去砍伐和捕捞，渡过无衣无食的难关；将无主的尸体集中掩埋，减少传染源。《宋史》对此高度评价：富弼的方法简便又全面，成了各地官员的抗疫指南。

滕元发在山东郓城当官时，听说安徽和河南闹瘟疫，预感将有大量逃疫者来到他的辖地，他的做法与富弼相近：先在郓城郊区征用一批废弃的军营，然后让当地富人捐款建房，一个晚上就在废营上建起两千多间简易窝棚，窝棚里还砌了灶台、备了家具。逃疫者来到郓城，不必进城，在这些窝棚里安置，分散隔离。

苏东坡去杭州当官，赶上杭州闹瘟疫，就备了大量米粥和中药，派差役陪着医生去各个社区送饭送药。又捐出黄金50两，建造隔离点，名为“病坊”，让症状明显的感染者住在病坊，由官府供应饮食。

曾巩在抗疫方面也积极果断，条理分明。江西暴发瘟疫，曾巩命各县、乡、村和官道上的国营招待所统统置办药物，供病人取用。他还把衙门里的房子腾出来，让无人照顾的病人居住，由官府提供饮食和被褥，并派医生诊治。这些医生可以得到奖励，谁治愈的病人多，得到的奖励就多。

田昼在河南淮阳任知县时，当地暴发瘟疫，众人纷纷逃难，连田昼的副手都跑了。但田昼坚守岗位，每天带着医生去给感染者治疗，结果他也染上瘟疫，不幸殉职。瘟疫过后，淮阳人给他建了一座祠堂。

臣子如此尽心抗疫，皇帝表现如何呢？宋仁宗在位时，京城暴发瘟疫，仁宗让太医研制药物，太医说需要犀牛角，仁宗就让太医从宫廷仓库里拿。一个太监说：“里面有一只通天犀，陛下还是留着吧。”仁宗亲手把那只通天犀捣碎，让太医做成药物。

犀牛角对瘟疫有疗效吗？未必。仁宗还颁布过一部《庆历善救方》，收录了许多据说可以抗疫的奇方，这些方子也未必真的有效，可贵的是皇帝爱民的仁德。

由于治疗手段和卫生观念落后，官府动员能力不足，就算皇帝再仁德、官员再尽心，也不可能治愈大部分感染者，他们甚至无法开展全面隔离。所以，每场瘟疫都伴随大规模的死亡，官方最后要做的往往是收尸。

北宋前期，京城设有“福田院”，既收养孤寡和弃婴，也埋葬无主的尸体。北宋末年，蔡京执政，增设“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居养院收养孤寡，安济坊收治病人，漏泽园掩埋尸体。这些机构被宋徽宗推广到全国，强迫各州县都要兴办。但当时的国力无法支撑举国一体的官办慈善，再加上官员权力缺乏制衡，基层官吏上下其手，各地居养院和安济坊往往徒具形式，唯独漏泽园开支较小，还能正常运转。

漏泽园收埋尸体是土葬，民间则流行火葬。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中说，江南地气潮湿、气候温暖，病菌很容易传播，造成大面积的瘟疫，所以，谁家有人病死，不招魂，不换衣，不小敛，不做铭旌和魂帛，直接盖棺，钉死，抬到外面，秋后火葬。《宋文鉴》中也载，如果某人死于瘟疫，亲属就会说他身上藏着“病种”，必须火葬，否则病种会逃出，让别人得病。

火葬时，大部分病毒、病菌和寄生虫都会化为灰烬，确实有助于抗疫。可惜，一些迂腐的宋朝士大夫不懂这个常识，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当太原知府时，太原人多地少，百姓珍惜土地而不愿土葬，只搞火葬。范纯仁作为正宗儒家门徒，从意识形态上认为火葬不好，烧毁父母身体简直十恶不赦。所以他派下属到民间访查，凡是火葬的都把骨灰搜集起来，由官府出资埋入墓地。他在太原干了一任知府，埋葬了三千多个死者的骨灰。

《宋史》将范纯仁当作好官来歌颂，但站在经济和卫生的角度看，他为维护土葬的旧习而占用大片耕地，还会让瘟疫传得更快。像他这种官员，就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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