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真正的隐士吗？

2025-03-21 1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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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古代隐士形形色色各有不同，有的如庄子、长沮甘于淡泊，安于清贫，视功名利禄如粪土,追求自由与恬静，超然于世外；有的如明代陈继儒，名为隐士但实际是“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有的如唐代卢藏用，隐居终南山，以隐求仕，开辟终南捷径；有的如诸葛亮，阳为隆中高卧，阴为勾结豪强以图来日官场之腾达。窃以为这些都不能算真的隐士。所谓隐士是指有志于经国济世但对官场世俗极为失望，愤然隐居的有一定学识才德的人。隐士有三个条件：第一，心中有强烈的安邦济世的雄心壮志和社会责任感。隐士隐得是什么呢？注意：隐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是针对统治阶级的，隐士避开统治阶级，不与之为伍，不同流合污，不为所用，所隐的不只是身体，隐的是自己一颗治国救世、超凡脱俗的高尚灵魂，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积善其身”的积极入世情怀。那些只为自己享受安宁，或以隐求显者都算不得真隐士。他们隐的是什么呢？这些人有东西可隐吗？那种藏猫猫式的隐充其量只能叫“遁形”。我认为：身隐不叫隐，心隐是真隐。隐是相对于主流社会的，隐士必须和主流价值相冲突，和腐朽统治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隐士形象是一个愤然离世但不弃世的精神形象。第二、因对官场极度失望虽有机会入仕却坚决辞而不就。本来就没机会入仕的，算不得隐士。第三、必须是具备一定学识才德的人。陶渊明就是这样的真隐士。真实的陶渊明是一个血肉丰满、有情有欲、有公有私的人。在他成为真隐士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但他能坚持理想操守，从而，中国历史上才产生了一位光彩照人的真隐士。陶渊明一生五次出仕，29岁任江州祭酒，35岁任桓玄的僚佐，40岁任刘裕的参事，41岁任刘敬宣的参事，41岁任澎泽令，累计任职时间不过四五年，每次时间都很短。陶渊明入仕的动机想必不是单纯的。颜延之说是“母老子幼，就养勤匮”[1]，《宋书》本传说是“亲老家贫”，他自己也说是“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2]，又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3]，从这些话，我们固然可以知道他是为贫而仕；但这只是原因之一。因为除此之外，他还说过“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4]。用“似”字至少说明他出仕并不只是由于贫穷的原因。我们再看他后来回忆这段出仕经历时说的话：“少年罕人事，流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5]”“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6]。他颇以“无成”为憾，我认为这个“无成”，就指未能实现兼善之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对出仕实在还有事业上“大济苍生”[7]的考虑，这对一个“少时壮且厉”[8]，“猛志逸四海”[9]，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人来说是毫不足怪的。陶渊明放弃官场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志趣原因。多次的仕宦经历使他看透了官场的腐败、世情的虚伪和狡诈，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正直耿介的士人，他是受不了官场那种污浊空气的熏染，感到自己与那些善于奉迎巴结、利欲熏心、毫无操守的仕途小人为伍，实在多有所耻，与心志相违，才毅然辞官的。第二、安全原因。陶渊明时代的东晋战乱频繁，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趋激烈，宫廷内乱迭起，官场已经极端黑暗腐败。蝇营狗苟，构陷倾轧，到处潜伏着杀机。陶渊明描绘这情景是“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乌惊”[10]，阮籍说“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1]。仕人的政治热情骤减，转而隐居避世，远祸全身。当然陶渊明的门第身份远不如阮籍、嵇康，官场危险性要小得多，但其隐居也不能说没有安全方面的考虑。第三、性格原因。陶渊明由于父亲早死，家道中落，心理上受到创伤，加之“大济苍生”的不俗志向，使他“少无适俗韵”[12]、“游好在六经”以致“罕人事”[13]、“爱娴静”[14]，性格上直率而不够圆滑。《宋书·陶潜传》、萧统的《陶渊明传》均记载：督邮到县里来，小吏告诉陶渊明应穿戴整齐去迎接，陶渊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竟挂印而去。归隐后他“息交以绝游”[15]。晚年陶渊明贫病交加之时，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来他家问候，并带来准备馈赠他的甘美膳食，陶渊明因观点不合，断然“挥而去之”，不愿接受，这固然表明他对权贵的鄙视和耿介高洁、特立独行的气节，但也说明其处事不够委婉，这种性格很容易在官场树敌，树敌多了，官场自然就难呆下去了。对于官场这套手段陶渊明自认为“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16]”，其实，以陶渊明之“无适俗之韵”，想学好官场技巧实在太难。当然，只要陶渊明想在官场上混下去，谋生还是有条件的，因为每次离开官场都是陶渊明主动的，他49岁时朝廷还征召他作著书郎，被他拒绝。他曾五次入仕，可见机会是不少的。但他毅然选择不再出仕，无论多么困难也不趟那浑水，将隐居真正作为终身选择，这是需要相当惊人的勇气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们的生存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做学问、经商、从政都可以过体面富足的生活。而在封建社会，普通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学而优则仕”一条路，在家庭、社会教育的熏陶下，他们从小就青灯寒窗，想的就是蟾宫折桂、鹏程万里。他们知道官大于一切，官高高在上，有权有势，享受荣华富贵。兼济天下要做官，作威作福要做官，聚敛钱财要做官，光宗耀祖、改换门楣也要做官。在古人眼里，士不做官枉为士。士有才华而没有做上官被社会视为最大的不幸。此种观念根深蒂固，绵延至今。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士总是拼命地追求入仕。因为入仕对他们是太重要了。统治者声称是以才德取士，入仕者被认为是才华卓越，未入仕或仕途不畅者被认为是才华和品德都不符合标准。这样，很多怀才不遇的士就有一种被蔑视、被侮辱的感觉。隐士的理想和希望是少年时代就树立和培植起来的，半生甚至一生为之辛勤奋斗。理想和希望的破灭，人格与自尊心又受到极大的伤害决定了隐士的痛苦非常深沉，终身难以排遣。宋朝邵雍失官后过着富足的生活，自称最快乐的人，但心中却对社会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心如死灰形同槁木，写下《伤心行》诗：“不知何铁打成针，一打成针只刺心。料得人心不过寸，刺时须刺十分深。”布衣陆羽进见官员，对方不以士礼待之，他羞愧难当，隐居苕溪，有时独行野中，徘徊不得意，恸哭而归。可以想见陶渊明的归隐也面临上述问题。首先是社会价值观的压力。长辈、邻人、友人、同僚、熟人，几乎所有人都将做官当作人生最高价值，对不能为官的陶渊明或同情规劝或嘲讽轻蔑。《饮酒》第三首中的田父就“疑我与时乖”，他说“一世皆尚同，愿吾汩其泥”。《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有“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看来他的隐居遭到当时随俗浮沉的仕途之人的轻贱。上文提到的江州刺史檀道济劝陶渊明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现。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这种沉重强大的社会价值观无时不在、无孔不入地咬噬着背离主流价值的陶渊明这颗孤独的心，使其处于难言的尴尬境地，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强大的今天，这种尴尬之感对于那些怀才不遇的官场正直之士也必是心有戚戚焉，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没人能理解陶渊明。世人皆醉我独醒，可醒来却无路可走，不但失望、孤独，恐怕还有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恐惧。在精神和肉体都被统治者牢牢控制的专制社会，在人人挤压在一起没有个人私人空间而且处处强求一致的宗法社会，背离主流价值观是多么的可怕呀！其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有“大济苍生”志向的陶渊明从小对自己的前途寄予厚望，他曾反复五次出仕寻求出路，不能实现理想使他深感愧疚。从他归田之后诗中表现的对现实黑暗现象的抨击，对热心探求治世之道者的怀念，对少年时代志向的回忆和对理想社会的幻想，可以看出他济世理想的火焰并未熄灭。他下定决心归隐，也就意味着其理想的最终破灭，而他所要归隐的田园也并非桃花源，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社会自淳朴之风消失之后，虚伪之风便兴起来了。乡里不讲廉洁谦让，真诚善良被认为是老实无用，阴险奸诈被尊为有手段、能力强，趋炎附势、舔疮吮痔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玩人于股掌之间被视为最高人生智慧。官场腐败黑暗也深深影响着民间风气。鲁迅说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大意）。世无净土，逃是逃不掉的，怎么办？两害相权取其轻吧，唉——！再次，个体欲求的压力。陶渊明曾祖父、祖父、外祖父都曾为官，颇有建树，父亲也曾做过太守，陶渊明对此是颇为自豪的。后家道中落，陶渊明难道不存振兴家业的愿望？一旦归隐这个愿望也就彻底破灭了。陶渊明归隐面临着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依靠什么生存。陶8岁丧父，30岁丧妻，孩子皆愚钝，虽有一些田园产业，可由于种种原因家境每况愈下，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回顾自己二十岁赶上战乱饥荒，三十岁原配去世。所耕之田，屡遭干旱虫灾、风雨摧残，打下的粮食不够全家糊口，致使一家人夏天挨饿，冬天没有被盖。甚至因为冷，夜里就想快点天亮；因为饿，早晨就盼快点天黑。四十四岁时，《归园田居》中所述的“草屋八九间”遇火而“一宅无遗宇”[17]。晚年，有时竟穷到了乞食的地步。生活的压力压迫着这个清高孤傲的士子、这个承担家庭重任的男人的自尊，自己内心两种价值体系对自我的反复交替的评价，使其陷入肯定和怀疑，孤傲和自责的两难境地，不能自拔。而那些随俗沉浮的庸才春风得意，坐享富贵更使其愤慨！陶渊明对背离社会价值的种种严重后果是了然于胸的，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主动自觉地承受这种种巨大的压力，终身坚持其人格气节，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千千万万的人都随波逐流了，连与陶渊明并称“寻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也为当权者用了，惟独陶渊明特立独行，他孤军对抗的是茫茫整个世界，是无所不在的命运之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他是舍弃了个人名利，为了理想和人格的纯洁和高尚从庸俗卑贱的芸芸众生中一马当先杀出的勇士，他勇往直前之中环顾四周却发现他没有战友。尽管如此，他依然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认准的目标策马扬鞭，一路绝尘而去。心中不免黯然神伤，却终是义无返顾。有人说他懦弱，说他回避矛盾。怎么才不懦弱呢？叫他拍案而起，象李自成拉起人马起义吗？叫他荆柯刺秦王吗？叫他公开击鼓骂曹吗？还是叫他去做潘万年呢？一个封建士大夫的价值观、人生观允许他这么做吗？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吗？即便有，陶渊明是否处于那种信息环境呢？退一万步讲，假如他有那个环境且那样做了，他也就成了赤膊上阵的许禇了。鲁迅先生并不赞成这种无谓的牺牲，斗争者首先应学会保全自己，陶在诗文中涉及时事都尽力避免评价当政者，以免遭祸。当统治者和世俗力量过于强大时，早醒者的隐居，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承受巨大的苦难。这真是“勇敢者的游戏”，这真是“好男儿浑身是胆！” 想文革中几千万知识分子，几亿中国人有几个敢站出来公开反对？有几个敢不低眉顺眼，人云亦云？在那个时代，沉默都是有罪的，能象陶渊明那样出淤泥而不染的绝对是人格典范。对百分之九十九的随波逐流乃至助纣为虐者和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者我们不去鞭挞，反而站在山脚下对站在人格高峰之上的陶公评头品足，没心没肺、冷漠地责怪他怎么没站得更高些，站到喜玛拉雅山上去或生翅膀飞上天空去，这岂不是荒唐得令人气愤吗？陶渊明在那个时代，不是太消极了，而是太积极了。陶渊明是具体的历史的陶渊明，是无路可走的陶渊明。陶渊明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他甚至不可能对封建社会本质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更不可能开出对症的救世良方，他只是从感性上对社会现状失望。然而，这并不有损他执着于理想，清者自清，超凡脱俗的精神形象。陶渊明的价值不在于思想，而在于其人格。后代文人对其隐居的机械模仿能将板子打在陶渊明身上吗？后代文人对陶公的欣赏模仿主要着眼于其逍遥于田园的闲适浪漫，很少挖掘其“金刚怒目”的一面，很少把握其复杂难言的心理状态。他的内心充满矛盾，他在心灵的挣扎中坚持自我，时时在人生“四个境界”（冯友兰语）中上下徘徊，并更多停留在后两种境界。陶渊明以其痛苦而豁达，凝重而又淡雅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一百三十余篇美仑美奂的诗文，他是一个热爱人生，带着泪和笑感受和思索人生的人，他是一个美的追求者和鉴赏者。陶渊明孤独的灵魂一直漂泊在当时乃至以后几百年的时间隧道里，直到唐宋才渐为人所识。但正如尼采所说：“谁最终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最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18]。这,就是作为真隐士、真猛士的陶渊明。

回答2：

一、是。因为从他们的诗中可以读出他们所想陶渊明一向喜欢纯朴的乡村生活。
陶渊明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了两次选择。第一次他选择“伪善”，讲忠孝、讲信义。第二次，在经过几度出仕的尝试以后，对世俗和官场有了深刻认识。他选择了隐居。在隐居中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当初的出仕他说是家贫。这从他的诗中也反映了出来。
然而他也是为了追求理想。只是世俗和官场的腐败、黑暗使他不得不选择隐居。他的归隐跟他执着于自然关系密切。“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就反映出丘山、田园对官场来说是另一个世界。这里面有“自然”一种闲适、自得的生活。
他早期学的是忠孝、信义、不废弃儒学。可以说是执着于名教。后来的归隐是执着于自然。他质性自然，带气负性的为人是根本不可能与世俗腐败风气相结合的。何况仕途充满了机诈和险恶，归隐对他来说是无奈之举。
二、人物简介：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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