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山海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

其一，“《山经》作者确认四方有海，凡其所道之五方，胥居一大洲之上。”“古人屡称四海者以此，知实为古之地理概念。《禹贡》作者则已知惟东方有海，故青、徐、扬各州各以海表州。其结尾全曰：“东渐于海”。舍南、西、北而不言，此真地理学识之大进步，突破了古代之幻想者也。”

其二，“《山经》流沙之名，原不专属于某方”，“此种观念，即承认四方有海而来。盖海滨皆有沙洲，所谓流沙者，即沙洲之异名耳。”而“《禹贡》作者，已打破此旧观念，遂以流沙之名，专归于沙漠，而属西方。”可见《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要比《山经》作者准确和进步。

其三，“《禹贡》之南界为衡阳，其取以表州界之四山为岱、荆、衡、华。衡山之地位如此重要。《山经》作者对东方的认识是极为模糊，而犹知有泰山。又西山以华山为首，中次八经以荆山为首，与《禹贡》之分雍、梁，荆别豫荆者，其观念甚相似。独衡山既不见于南山经，又不见于中次十二经，何也？予因以知《禹贡》南之衡山，盖楚杯南境之结果，当作《山经》时，河汉间山犹未尝闻其名也。”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顾颉刚先生认为《山经》早于《禹贡》。但顾先生最后说：“古人著书，恒不出于一手，成于一时。《山经》定形之期，或未必远早于《禹贡》。至其胚胎之期，则断之高于数百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