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世人称他为什么？

陶渊明，世称“靖节先生” 陶渊明（352或365或372或376—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1、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咏怀诗 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土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梁朝的昭明太子肖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肖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肖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其蹲砗蟆肥�溃?nbsp;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土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最后写到：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空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其中写到：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

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五适俗韵》，曾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少五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伟大的陶渊明，他的诗文，将与日月同辉，照耀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

五柳先生是一假想人物，作者借以自况。梁朝的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及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可见本文是作者自抒志趣的文章。
文中描绘述了一个爱好读书、不慕荣利、安贫乐道、忘怀得失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清人评说此传是：“潇潇澹逸，一片神行之文。”（〔古文观止》）今人王瑶以为此文作于太元十七年（392）渊明为江州祭酒以前，钦立则以为作于刘宋永初元年（420）前后。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1〕，亦不详其姓字〔2〕。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3〕。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4〕；每有会意〔5〕，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6〕，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7〕，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8〕，不蔽风日，短褐穿结〔9〕，箪瓢屡空〔10〕，晏如也〔11〕。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12〕：黔娄之妻有言〔13〕：“不戚戚于贫贱〔14〕，不汲汲于富贵〔15〕。”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16〕？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17〕？葛天氏之民欤？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陶渊明集》

这位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弄不清他的姓名。他的住宅旁边植有五棵柳树，因此就用“五柳”作为他的别号了。五柳先生安闲沉静，不好言谈，也不羡慕荣华利禄。喜欢读书，但不执着于对一字一句的琐细解释；每当读书有所领悟的时候，就会高兴得忘了吃饭。生性嗜好喝酒，但因为家贫就不能经常得到。亲朋好友知道他这种境况，有时备酒招待他。他前去饮酒时总是开怀畅饮，直到大醉方休；醉后就向主人告辞，从不以去留为意。他的住室四壁空空荡荡，破旧得连风和太阳都无法遮挡，穿的粗布短衣打满了补钉，饮食简陋而且经常短缺，而他却能安然自得。常常以写诗作文章当娱乐，抒发自己的志趣。他能够忘掉世俗的得失，只愿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赞曰：黔娄的妻子曾经这样述说自己的丈夫：“不因为处境贫困而终日忧心忡忡，不为了追求富贵而到处奔走钻营。”推究她所说的话，五柳先生不就是黔娄那样的人物吗？饮酒赋诗，满足自己的志趣，这不是成了生活在无怀氏、葛天氏时代里的人了吗？

至于陶渊明为什么要托名五柳先生为自己作传呢?
�对于陶渊明托名写自传，自从有了沈约与萧统的“实录”“自况”之说以来，历代论者多多，其看法却大都与此相同，这儿无须赘述。然而，陶渊明为自己作传，何以要采用托名呢?笔者曾查阅许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可这又是在教学中必然会遇到并且必须得解决的实际问题。联系陶渊明的生平和性格志趣，笔者认为，这和他归隐之后的生活现实与久藏在心底而始终未能实现的理想壮志冲突有很大关系。此外，也与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直接去写，在多层面展示自我形象方面会受到种种限制有关。
�陶渊明的家乡是靠近庐山的江南农村（今江西九江西南），他在田园生活到29岁才出仕。江南农村特有的秀丽风光陶冶了他率真洁净、无拘无束的品格，直至终老也没有改变。他虽然“性本爱丘山”，但并不甘心终老田园。青年时代的他也曾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渴望自己也能像先祖那样有所作为。但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八表同昏，平陆成江”的乱世，使他“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的可能。他既没有高贵的门阀可资凭借，又“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尽管也曾不止一次进入仕途，但总觉得“志愿多所耻”，每次都很快就辞官归隐。几次出仕与归隐的经历，暗含着他的理想壮志屡次碰壁。每当他愤慨于官场的污浊黑暗时，心中就不免燃起对乡居生活的怀念。终于，在41岁那年，他毅然拂袖归田，矢志躬耕，直至终老。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静谧闲散和贫病中度过的。这里，没有暴力，没有虚假，也不会再去为“五斗米”而躬上凌下，矫情伪饰。“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闲适、愉悦的田园中，他“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这种淳朴天真、和谐自然的境界与他从小就熟悉、喜爱的田园情景十分相近，从而使他流连其中，难以舍离，也因此而使他暂时忘却了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然而，田园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归隐本非他的素志。他本是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自然灵长，况且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具有侠义风骨，别有远大抱负，如今被迫走上归隐这条路，他的内心深处不愿，更不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既是他义愤填膺的呐喊，也是他痛苦心迹的自然流露。但现实如此，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躬耕之余，饮酒、读书、著文，坚守他“但使愿无违”的崇高气节。胸中有块垒，不吐不快；心中有高趣，不抒不行。可是不慕荣利、不求闻达的性格，又使得他不便直说，也不愿直说，于是便巧用“托名”，借五柳先生以“自况”，以为他人作传来寄意。这样，既能从容自如地从各个侧面展现自我，“颇示己志”，坦露心声，又避免给人以“王婆卖瓜”之嫌，可谓一箭双雕。
�既要假托，又要让人觉得确有其事，于是“虚晃一枪”的写法在所难免。比如开头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似乎这真地是另一个人，而非我陶渊明自己。再如，古人写传，传末要加评论，如《史记》里的“太史公曰”。但那是给别人立传，《五柳先生传》的“赞曰”，实为陶渊明的“自赞”，是他的自我评价，却也写得好像与己无关而作纯客观的评论。这都是本文不同于其他传记文章的独到之处。但是，我们通过文中所记叙的几个典型事例——“好读书”“性嗜酒”“家贫”“著文章”等，不仅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不同于流俗、情操高洁的作者自我形象，而且透过人物的喜怒哀乐，还可以进一步窥视到当时社会的某些侧面以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我们不防把它当作他的自传来阅读，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立身行事的准则。
陶渊明在这篇传记中说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其洁身之旨，可见一斑，然而，“不慕荣利”并不等于说他从来没有过建功立业的志向，其实陶渊明的少年时代也是渴望兼济天下的，“少年罕人事，尤好在六经”（《饮酒》），“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这说明陶渊明从小读的也是儒家六经的入时思想，也有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面对的却是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他只能采取逃避的方式，对现实表示不满和消极的反抗。同时，他又“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于是，陶渊明走出了污浊的俗世，到他的丘山中去寻找桃花源了。不过，说句实在话，钟情山水，笑傲林野，未尝不是洗刷当时污浊的政治空气的一股清风，它能使人认识到，离开了庙堂，离开了仕途，人的心灵会变得更加纯净，更加空阔。陶渊明幸好及时从儒家追求功名的此岸渡到道家崇尚自然的彼岸，这才成就了陶渊明。
陶渊明虽逃避现实，担他的人生态度却并不消极。他喜好读书，酷嗜饮酒。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谓“不求甚解”，即不刻意于逐字逐句的训释，而是追求与作者心灵的共鸣，即“会意”。
与“好读书”相得益彰的是他的“性嗜酒”且“期在必醉”，但陶渊明的饮酒必醉，与其说他是追求一种“酒醉人，人更醉”的超然和忘我的境界，不如说他是在酒和诗文之间实现一种沟通。“酬觞赋诗”是中说明，他的《饮酒》诗更是一种补注。君不见：王羲之醉酒狂书，所书之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李白斗酒诗百篇” ……
陶渊明的诗是和酒联系在一起的，也融入了他的心性。“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他写诗是为了自娱，为了示志，并无利害和得失的因素，因而他的诗才有“采菊东篱下，悠然忘南山“的那种朴素自然，清新有味。
读书、饮酒、赋诗，这三者成就了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成就了一个“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陶渊明，也向后人昭示了“心远地自偏”的人生哲理。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世称“靖节先生”
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和字。住宅旁边有五棵柳树，因而就以“五柳”为号。
——孤风叶侠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