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老子和《道德经》的评论的文章，最好是有些新意的！

史书关于老子的记载不很清楚。司马迁的《史记》一说他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就是孔子曾向他问礼的老聃；一说他可能是周烈王时见过秦献公的周太史儋；又说他可能就是老莱子。教材取前一种说法。老子学说的核心是“道”。他认为“道”就是“无”。这个“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没有意志、没有具体形状、无声无臭的，是无时无地不在的。“道”既在宇宙万物的本源。老子猜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双方互相依存，相反相成，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而且，事物对立的双方会互相转化，“正复为奇（反常），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但是，老子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不仅忽略了对立面转化的必要条件，而且把事物向反面转化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上升发展的。老子的学说，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唯物与唯心两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
老子思想有消极的一面。老子长年居住在周、春秋末期，周朝政治日益紊乱，礼坏乐崩，社会正面临着一场大变革。面对这一切，他消极悲观，提出一个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的主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他所向往的这种理想社会，实际上不过是保留着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社会。这显然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没落阶级的消极思想。
《道德经》相传为老子所著，变称《老子》、《老子五千文》。但从书的思想内容和涉及的某些问题来看，该书大约编定于战国初期，基本上保留了老子的主要思想。全书5000余字，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故称《道德经》。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把《德经》放在《道经》之前，因此又称《德道经》。道经侧重讲哲学，德经侧重讲政治和军事。

老子，古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位伟人。他在世界上较早提出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千百年来的世人提供了观察社会、思索人生的独特视角，他的思想是构筑中华文化思想体系的重要支柱和组成部分。他又是现实生活中一位特立独行的奇人，为人处世卓荦不群，在当时和后人的心目中包裹着浓厚的神秘色彩。虽然历史己跨越千年，但老子的思想和精神由于早已融入中国式的生存生活活动里而至今犹有极强的穿透力。
长期以来，人们把春秋战国时期当作是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的蕴蓄磨砺期。在那个现实生活相对混乱动荡、思想领域却极其活跃繁荣的年代，流传至今的中国式的最根本的道德、思想乃至文化精粹得以孕育成形。那时的诸子百家可谓是这种精粹孕育成形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想百川汇流、冲激跌宕的时代现象。老子、孔子、列子、鬼谷子、荀子、庄子、孟子、墨子、韩非等等如灿烂星空，相映生辉。其中老子、列子、鬼谷子等三数人后来考证较少。尤其老子，创道家学派，开文化一脉，泽被千年，影响深远。然而，其人其事仅仅在后世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留下星星点点的碎片，而且其中大半还是他人转述摘载或者象《神仙传》之类讲仙阐道的稗官野史虚幻夸大了的。老子，至今在后人的心目中依然迷蒙着奇幻的光彩。

也许正是如此，老子才半云半雾，“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好奇。最有代表性的记述是关于孔子求见老子的故事，说孔子见老子问“道”，老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也。”孔子又问“仁义”，老子说：“今仁义惨然而汩人心……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夫子乃乱人之性也。”又说孔子引以为荣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都是因人陈迹，了无新意：“迹者履之出，而迹岂异哉？”这些话简直就是对儒学理论一番鞭辟入里的鞑伐与批判。孔子默默无言回来，三天没有给学生讲课。学生怪问，孔子慨叹：我见什么人做什么事都能猜测揣度其用意，“至于龙，乘云气，游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见老子，其犹龙乎！”老子使名满天下的孔丘张口结舌，“神错而不知其所居也。”（意：失魂落魄。）我们且不论这件事情有多少可能性，只说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意义，实际上一直和儒学及后来的佛学一起薰陶冶铸着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深远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医学、工程、艺术乃至千百年来无数彪炳一代的名人为人处世、宦海沉浮。尤其是那些著名的文人，诸如屈原、李白、白居易、杜牧、苏东坡等等影响的痕迹更为鲜明，进而言之，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心理素质。据传，老子著有《道德经》五千言，但经考证是后人或老子同时代稍后的人根据老子的言行编纂的，又名《老子》，基本上概述了老子的思想。《老子》是后世较近接触这位神秘历史人物一个比较明晰的途径。
老子是河南鹿邑县东厉乡曲仁里人，一说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据说做过周朝的史官，后退隐蒙山著书立说，游历江南塞北，后出关赴秦讲 学，死于扶风。孔子的学说受老子的思想影响也颇多，但多数在后世的流传阐释中湮没了或被故意统一到儒家学派里了，譬如“忠恕”讲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乃至儒家“仁”学里的许多说法等等。后代阐扬老子学说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距老子故乡不远的商丘东北一个叫蒙的地方人庄子，他使老子“道法自然”的理论在“齐物我、等贵贱”、“天人合一”的逍遥自在中弯入了宿命的荒野，却也由此走入疲于战乱天灾、等级差别和迷惘是非生死的红尘俗世，走上一切不甘于俗世忧患纠葛又企盼脱尘出俗的人群心灵祭坛，走上影响千余年中国社会左顾右盼、上上下下的道家烟雾弥漫的空灵苍穹至高无上的地位。老子从此成了一个如西方世界耶稣一样“三位一体”的“三清化一”神仙鼻祖。他既是俗世人生的引导者和解脱者，又是许多神仙传说中开天辟地的老仙。中国古代泛滥成灾的传说故事里，老子都是天地间第一个由人修炼而成的神仙；人们后来按照俗世社会的构架建设了云霄之上的神仙社会以至天宫玉阙，构想了代表各阶层人群意念、成群结队的神圣仙人和三清四帝八洞散仙，老子仍是居住于三十三天之上最高的上清宫太上老君。
在神仙世界，他既是众多神仙顶礼膜拜的神祉和白日升天的教引祖宗，又是无职无权、逍遥自在却具有无上法力的天仙。在红尘俗世，老子更是成了那些备受阶层利益挤轧、疲于生活生理奔命以及厌倦名利的人顶礼膜拜的神祉、竭虑追求的偶像，成了中国至今绝大多数人参悟人生俗世的一份心情。
从古迄今，在中国每一个时代，每一种阶层，每一类人群，每一处地域，几乎都有关于老子与神仙的传说故事，他们各有不尽相似的理解，但老子确实无处不在，因为他确切的说己经成为中国人传统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说中国人有了老子才得以成为中国人。

我所了解的老子和《道德经》

一、关于老子的生平
对于老子的生平，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即使是见识渊博的太史公在《史记》中为老子写传也只能模棱两可地采取了很不确定的说法，其中还掺杂了若干不同版本的民间传说。今天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老子的籍贯在楚国苦县曲仁里，也就是现在的鹿邑县，还有就是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老子大约生活在前571至471年之间，可能做过周朝的守藏史，通俗一点地说，他曾经在东周王朝国家图书馆供职，掌管史册典籍，相信这一段经历对他思想的完善、人格的升华都有不小的帮助。在中年的时候，他因为受到王朝贵族的迫害，逃居鲁国数年，历史上说的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大致发生在这一期间（也有说孔子是到周朝向他请教的）。在天命之年，老子因为战乱失去官职，离开东周去秦国，西行途中经过函谷关，守令尹喜请求他为自己写一部书，老子写下了大约五千字的文章给他，这就是今天的《道德经》，老子西去后，就一直在秦国隐居，不为世人所知。

二、关于“道”
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和指导思想是道，道本身的意思是道路，引申为方法、途径、手段乃至规律等等，一般以为，老子的道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物质世界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二则是指物质世界的本体、实质，或者说自然界、宇宙的自身。比如说，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51章》下同），就是说人的活动和自然界的变化都要遵从自然的规律。另外，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可以认为这里所说的道也有宇宙本体的意思。
由此可见，老子的“道”的观点是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色彩，这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显然具有相当进步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老子对什么是道，用什么标准来判断道，道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并没有作出一个完整、明确的解释，这就像一个向导告诉人们要向东走，却不告诉人们哪里是东或者如何判别哪里是东一样，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更使自身的学说有被人篡改、利用的危险。当然，这种缺陷的根源不在于老子本身，而是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换成任何人估计也不能作出一个更圆满的解释。
老子在《道德经》的一开头就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文中又把“道”描述成“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起后”（14章），一方面承认道是实在的东西，可以迎之、随之，另一方面又认为道是看不到、听不见、讲不出的东西，本身多少有些矛盾，在承认物质性的同时又带有不可知论的色彩（这一点被后来的庄子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全篇开头那一句，既然“道，可以说得出的，就不是永恒存在的道；名，可以叫得出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名”，那么，你老子还写《道德经》做什么？你在文章中反复论述的“道”究竟是不是道？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一个问题。

三、关于“无为而治”
这是老子的政治思想的一个总结，他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5章），意思是说，天地对万物冷漠不仁，无所恩爱，无心干预万物，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圣人（一般解释为执政者）对百姓也没有什么恩爱，任凭他们闲散自在，随其作息。之所以会得出这样今天看来似乎荒谬的结论，和老子生活的时代不无关系。春秋末年，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变革的动荡时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突出，统治集团内部权利斗争激化，诸侯之间战乱无绣无止，所谓“春秋无义战”，当时战争的惨烈、自然灾害的频繁造成人口的极度匮乏，从《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就可以看出，许多统治者甚至允许青年男女自由在野外结合，生下来的孩子可以由政府抚养，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增加人口。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老子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小小的官职到最后也被迫失去，沦为庶民，他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混乱与黑暗。他认为统治者的强制妄为、为一己私利而不惜加大对下层民众的剥削掠夺和刑罚镇压，无疑造成和激化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弊病，使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老子认为，最好的统治方法是以人道顺应天道，修养生息，任百姓自我发展。应该说，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换成今时今日的市场经济，那就是国家放任经济生活不加干预，回到资本主义完全自由竞争的时代，那么上个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或者说，国家不管理社会事务，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暴露出的问题不闻不问、装聋作哑，那么国家还具有国家的职能么？还能称之为国家么？从这一点来看，老子的政治、经济思想还有很不成熟的一面，他追求的是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看不到阶级性的一面，或者说，他只看到百姓困苦是因为统治者的一己私欲造成的，而没有认识到那是阶级压迫、统治的表现形式，这样就更谈不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法了。
当然，老子的政治执政理念中也有先进的一面，他曾说“治大国，若烹小鲜”（60章）。在《道德经》里并没有对这句话做过多的说明倒是在下面找到了解释——《诗经·桧风·匪风》毛传：“亨（通“烹”）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亨鱼则知治民矣。”意思是说，烹小鱼不能老是翻动，翻多了就要碎，治理国家不能频繁地扰动人民，否则百姓就会混乱。在这里，老子很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国家政策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了稳定与发展的辨证关系——朝令夕改，只能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混乱的境地，使百姓陷入一种盲从的危险。从这一点来看，老子无疑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四、关于老子的认识论
客观地说，老子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制约，是比较轻视感觉经验和实践活动对认识过程的重要作用的。他甚至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47章），片面夸大了理性认识的作用。他认为凡事都不必亲自体察，完全可以推想而知，实践多了、久了，只能对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结果起到负作用，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走得越远，知道的就越少。这显然是荒谬的，即使就老子本身而言，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经历，怎么可能写出《道德经》中的许多见地？不经历战乱，安知顺其自然的重要性？不亲历苛捐杂税，安知无为而治的重要性？他主张“塞其兑，闭其门”（56章），提倡要塞住察觉外物的耳朵、眼睛等一些感官，禁闭驰向外界的欲望之门，只要靠“致虚”、“守静”就可以认识道，认识世界，显然，他把理性认识绝对化了，把感觉经验排斥到了极其轻微甚至应该扼杀的地位，从而使自己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境地。事实上，就他自身的活动而言，都没有完全遵守自己的观点与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违背了，既然要“塞其兑”，那又写什么《道德经》？让后人自己去“致虚”、“守静”领悟真理好了；既然“其出弥远，其知弥少“，那又何必千里迢迢移居秦国？既然感觉经验会起负作用，那干脆吃哑药、刺耳目、砍掉手脚做“人棍”好了，岂不是可以一心一意不受外界干扰地去“涤除玄览” “致虚”、“守静”了？

《道德经》

老子 著

最享盛誉的在公元前四世纪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书海当中，有一卷薄而又薄可能在国外拥有最多的译者和读者，这本书名叫《老子》或《道德经》。《道德经》是解释道教哲学的主要经文。

这是一本微妙费解的书，文笔极其隐晦，可有许多不同的解释。“道”这个主要概念通常被译为“方法”或“道路”。但是这个概念有点儿含糊其辞，因为《道德经》本身一开始就说：“‘道’，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名’，叫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①但是我们可以说，道的大体意思是 “自然”或“自然法则”。

道教认为，人不应该与道作斗争，而应该服从道，按照道来办事。积极追求得到权力或积极寻求行使权力，与其说是不道德的倒不如说是愚昧无知和徒劳无益的。道是不可消灭的，人们在生活中应力求顺道而行。一个道教徒可能会指出水是无限柔软的，它驯眼地流向最低点，甚至对最弱的力也不加抵制，但是它却是不可毁灭的；而最硬的岩石是最终会被磨掉的。

对个人来说，通常应提倡纯朴和自然；应避免使用暴力，如同避免一切追名逐利的行为一样。人们不应该寻求改造世界，而应该尊敬世界。对政府来说，稍有消极的政策通常也是最英明的政策。规章繁冗，通过更多的法律或严厉施行旧法律通常会使事情弄得更糟。高税赋，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和发动战争，这一切都是与道教哲学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按照中国的传说，《道德经》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老子的人。据说他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但比孔子年长。孔子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从《道德经》的内容和风格上来看，没有几个现代学者认为它是这么早期的作品；有关该书的实际创作日期问题，存在着许多争论（《道德经》本身未提到一个具体的人物、地点、日期或历史事件）。但是公元前320年是一个靠得住的估计——与实际日期的误差在八十年以内——也许比这个误差范围还要小得多。

这个问题引起了对有关老子其人的生卒年及甚至对有关其人的真伪的许多争论。有些权威相信老子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这个传说，因而断定他没有写《道德经》。其他学者指出他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我个人的观点仅为少数学者所接受，我认为：（1）老子实有其人，是《道德经》的作者；（2）他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3）老子是孔子较年长的同时代人的传说纯属虚构，是后来的道教哲学家为给老子及其著作涂脂抹粉而编造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的中国作家当中，孔子（前551—479）、墨翟（前5世纪）和孟子（前371—289）既没有提到老子，也没有提过《道德经》；但是庄子——一位公元前三世纪誉满全国的。道教哲学家却反复地提到过老子。

由于甚至对老子的存在都有争论，我们对他的生平详情就应该持怀疑的态度。但是下列的说法有很多的出处：老子诞生和生活在中国的北方；他在一个时期里很可能在国都洛阳当过历史学家或在朝中任守藏室的史官；老子不是他的原名而是一个尊称，大体意思是“大师”；他结过婚，有个儿子，叫聪；聪后来成为魏国的将领。

虽然道教开始时基本上是一种非宗教哲学，但是却最终由此掀起了一场宗教运动。然而虽然作为一种哲学的道教继续以《道德经》中所表达的思想为基础，但是道教不久就被芸芸众生的迷信信念和习惯所囊括，这些信念和习惯相对说来同老子的说教没有什么关系。

假定老子实际上是《道德经》的作者，那么他的影响确实很大。这部书虽然很薄（不到六千中文字，因此足以用一张报纸登载），但却包含着许多精神食粮。整个系列的道教哲学家都用此书来作为他们自己思想的起点。

在西方，《道德经》远比孔子或任何儒家的作品流行。事实上，该书至少出版过四十种不同的英文译本，除了《圣经》之外远远多于任何其它书籍的版本。

在中国，儒教大体上是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当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之间出现鲜明的对立时，中国人大都遵从后者。但是老子大体上深受儒家弟子的尊敬。况且在许多情况下，道教思想直接被儒教思想所吸收，因此对数以百万计的自称非道教徒的人都有影响。同样，道教对于佛教哲学，特别是对禅宗佛教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虽然今天没有几个人自称是道教徒，但是除了孔子以外，再没有哪一位中国哲学家对人类思想的影响象老子那样广泛和持久。

以上内容节选于《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迈克尔.哈特 著）书。

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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