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偷盗行为是依据什么判决的

内容提要]
我国宪法总纲、刑法总则第2条，将保护公私财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以规定。社会实践表明，侵犯财产的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其中盗窃罪案件所占比例也呈上升趋势。盗窃行为的多发性，盗窃手段的多样性，盗窃发生的隐蔽性等，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对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起到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新《刑法》将1979年刑法规定在一个条文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罪分为三个独立的条文，在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罪从定罪到量刑档次都作了明确规定。这样，不仅使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盗窃犯罪受到应有的制裁，而且更有利于我们同盗窃犯罪作斗争，从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公序良俗。

[关键词] 盗窃 概念特征 认定 刑事责任

一、盗窃罪的概念和特征
（一）概念
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二）盗窃罪的四个主要特征
1、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本罪侵犯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即国家、集体所有或者公民个人所有的各种财物。这里的“财物”，具有以下特点：（1）财产本身必须是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的物品。（2）从财物的形态上看，主要是有形的物品，但盗窃电力、煤气、天然气、热气、冷气等虽属无形财产，因其本身既有经济价值，又有使用价值，而且能为人们所掌握和控制，因此亦构成盗窃罪。（3）人们能够控制和享有。否则，即使具有经济价值，而不能为人们所控制，也不能视为盗窃意义上的财产，例如无线电波等。但是，盗窃他人长途电话帐号、盗接他人通信线路，造成损失，数额较大的，也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65条就明文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即盗窃罪的规定定罪处罚。（4）一般是动产。不动产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但与不动产可以分离，而又不丧失原物价值的附着物，如盗窃房屋上的瓦、门、窗，土地上生长的零星树木、庄稼、果实等，仍可成为本罪的对象，数额较大的，也应构成盗窃罪。（5）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盗窃某些特定的对象，构成其他犯罪的，应按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处罚。如盗窃枪支、公文、证件、印章等，因此应根据刑法关于盗窃这些特定物品的具体规定分别定罪处罚。
2、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具体讲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要件：
（1）行为人实施了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其主观上认为不会被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或者经手人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从而取走财物。如溜门撬锁、翻墙越窗、潜入室内等窃取财物。其主要特征有：首先，秘密窃取是指取得财物时没被发觉，暗中进行。如果取财是在暗中进行的，但将财物窃取到手后被发现，尔后公开携赃逃跑的，仍应定盗窃罪。如果是使用骗术，转移被害人的视线，在其未发觉的情况下窃取财物的，也应定盗窃罪。其次，秘密窃取是针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而言，而不是指其他人。即使窃取财物被其他人发现，但只要是乘被害人不知觉取走财物的，仍为盗窃罪。最后，秘密窃取是行为人自以为没有被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发觉。如果行为人在窃取财物时，事实上被害人已经发觉，但以为是秘密而将财物窃走的，仍构成盗窃罪。如果行为人当时明知被害人发觉，继续将财物取走的，行为已具有公然性，因而应定为抢夺罪。
秘密窃取，是盗窃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区别其他财产性犯罪的关键。
盗窃罪与抢劫罪这一侵犯财产性犯罪就有明显区别。刑法第269第规定，犯盗窃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直接危害财物所有人或者经手人、看护人、保管人，公然劫掠其控制下的财物的行为。两罪在主观方面、主体方面是相同的，最大的区别就正表现在犯罪的客观方面，即：盗窃罪是在财物控制人不备的情况下，以秘密窃取的方式将其财物拿走，因而表现出行为的秘密性；而抢劫罪则是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直接从财物控制人手中劫取财物，所以表现出行为的强制性、公开性和当场性。对于盗窃转化为抢劫的，则应特别强调抢劫犯罪的“当场性”，即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人身强制方法的当时、当地就劫走或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两个行为当场完成，一般没有时间间隔。因为抢劫行为是同时地、不可分割地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和人身权这两个客体。但对“当场”的理解不能过于狭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与取得财物之间虽持续一段时间，也不属于同一场所，但从整体上看行为并无时间间断的，也应认定为当场取得财物。当然，就具体的案例还得对“当场性”进行深入的分析。
再如，盗窃罪与诈骗罪这一侵犯财产的犯罪也有明显的区别。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二者在侵犯的客体、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都是相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犯罪的客观方面。从客观上看，盗窃罪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这窃取是使用非暴力胁迫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而诈骗罪首先要求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使被害人陷入错误的行为。欺诈行为使对方陷入错误，对方产生的错误认识也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使对方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行为的成立。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入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为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在一般情况下，盗窃罪与诈骗罪之间，只要严格按照各自的犯罪构成标准进行界定，并不难区分。但是，社会现象错综复杂，有些犯罪行为人在盗窃犯罪活动中可能有欺诈行为，有些犯罪分子在诈骗活动中也有秘密行为，判定其犯罪活动是诈骗罪还是盗窃罪，主要是看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时起关键作用的手段是什么，如果起关键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窃取，就应定盗窃罪；如果起关键作用的手段是实施骗术，就应定诈骗罪。
又如，盗窃罪与侵占罪亦是侵犯财产性质的犯罪，二者却也有明显的区别。刑法第270条规定，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自己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盗窃罪与侵占罪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客观方面。侵占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将自己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将他人的遗忘物非法占有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拒不交出，即包括承认本人获取遗忘物而不交出，同时还包括拒不承认获取了他人的遗忘物而不交出，也包括将自己合法持有的他人财物非法转归自己所有，拒不退还。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分，在理论上不难理解，但司法实践中却容易混淆.侵占与盗窃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侵占的特点是某一财物不在所有人或保管人控制之下而非法据为己有，而盗窃的特点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将处于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控制之下的财物据为己有。因此，某一财物是否已经不在他人控制之下，就成为区分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关键。
（2）盗窃公私财物必须是“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即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或者是个人盗窃数额虽不够“较大”，多次秘密窃取的行为也构成本罪。所谓“数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8年3月26日《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中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500元至2000元为起点。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1项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该条第2款还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关于被盗物品数额的计算方法，参照上述高法1998年3月10日的司法解释第5条的规定计算。所谓“多次盗窃，”根据上述高法的司法解释第4条的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新刑法的这些规定，比1979年刑法对盗窃罪单纯数额犯的规定更为合理。同时新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152条规定的惯窃罪，但补充规定了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不受数额的限制。故在司法实践中，只能将惯窃行为作为情节严重的盗窃罪的一种情形加以考虑。刑法的这一修改，改变了原刑法构成盗窃罪只能单纯以数额为标准的缺陷，对打击数额虽未达到较大标准，但多次盗窃的行为将起到积极作用。
3、本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构成本罪。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虽然根据1979年刑法的规定可以构成惯窃罪，但1997年刑法取消了惯窃罪罪名，因此，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盗窃行为不构成犯罪。
4、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具有这一特定目的，不能构成本罪，如未经物主同意擅自借用其物，用毕后即归还的，因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不构成本罪。“非法占有”是指将公私财物窃离原来的场所或使之脱离物主的控制，而实际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至于非法占有是为了自己，为了第三人，还是为了小集体，均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盗窃罪的故意内容是：行为人明知其所要窃取的是国家、社会、集体或他人的财产，其窃取行为必然会给国家、社会、集体或他人造成经济损失，但为了达到自己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见其故意内容包括三层含义：（1）行为人明确地意识到其窃取行为的对象是他人的财物，即不属于自己的公私财物；（2）行为人明知其窃取行为会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而故意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3）行为人在其主观故意的支配下，对实现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方式----秘密窃取作出明确的选择。

浅析盗窃罪 二、对本罪的认定
（一）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主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1、盗窃罪与一般盗窃行为的罪限。其区分有数额和次数两个可供选择的标准，只要具备了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其中之一的，就构成盗窃罪，否则，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一般说，个人盗窃数额达到“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就可以成立本罪。然而实际中盗窃案件的情况十分复杂，其发案数属刑事案件之首。为了正确把握罪与非罪的标准，在审理盗窃案件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认定盗窃罪的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7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一方面盗窃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的起点，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1）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2）盗窃残废人、孤寡老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3）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另一方面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1）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全部退赃、退赔的；（3）主动投案的；（4）被胁迫参加盗窃活动，没有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的；（5）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2、把盗窃自己家里或近亲属财物的行为与社会上的盗窃罪区别开来。这里所指的“盗窃自己家里”的财物，主要指偷窃共同生活的近亲属的财物，也包括偷窃共同生活的其他非近亲属的财物。共同生活的近亲属的财物和非近亲属的财物不等于本人的财物，但又与非共同生活的其他人的财物有所区别。这里所指的“盗窃近亲属”的财物，是指盗窃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近亲属”的财物。所谓“近亲属”，按照我国刑诉法第82条第6项的规定，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由于行为人与近亲属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因此，在处理这类盗窃案件时应当有别于社会上普通盗窃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4项规定：“偷窃自己家里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但是，如果行为人盗窃恶习太深，屡教不改，盗窃数额巨大，甚至勾结外人共同盗窃家庭及亲属财物，严重影响到家庭及亲属安宁，家庭其他成员或者被害亲属坚决要求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盗窃罪与买赃自用的界限。与盗窃事先并无通谋，为贪图便宜或者方便，明知是赃物而购买自用的，应无偿追缴赃物，买主不构成犯罪；但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也可以按销赃罪定罪处罚。确实不知是赃物而购买自用的，应由罪犯承担损失，买主不构成盗窃罪，也不构成窝赃罪或者销赃罪，因为其行为不具有犯罪的性质。
4、行为人误将公私财物当作自己的财物拿走，或未经物主同意，擅自借用其物或私自挪用代为保管的他人钱物，用后归还等情况，因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盗窃罪。
（二）正确认定既遂与未遂
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界定，对于定罪和量刑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盗窃未遂，谈不上数额较大，实际社会危害性也很小的，可以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而不构成犯罪；但是如果以珍贵文物等重要的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对象，因其社会危害性大，也应认定盗窃罪（未遂）。
在区分标准上，应坚持以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否齐备为标准，但在有些情况下，盗窃罪既遂与未遂较难区分，这就需要一定的标准。在具体把握上我赞成“失控说”，即应当以盗窃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是否使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失去了对该财物的实际控制，区分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凡是由盗窃的财物已经脱离了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的实际控制，即为既遂；如果窃取的财物实际仍在财物所有人、保管人的控制之下，即为未遂。因为盗窃罪是对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侵犯，盗窃行为人通过其所实施的盗窃行为，使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失去了对公私财物的合法控制，才能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有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项的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如潜入银行金库、博物馆等处作案，虽未得逞，因盗窃目标数额巨大，盗窃目标极为重要，一旦盗窃得逞，会使公私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属于情节严重的盗窃犯罪，应当追究其盗窃罪（未遂）的刑事责任。
三、本罪的刑事责任
（一）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下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上述所谓“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该《解释》第9条第3款规定了“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主要是指盗窃国家一级文物后造成损毁、流失，无法追回；盗窃国家二级文物三件以上或者盗窃国家一级文物一件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2、流窜作案危害严重；3、累犯；4、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该《解释》规定了上述“数额巨大”的标准，一般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0元至20000元以上的。“数额特别巨大”一般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的。
至于“其它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问题，该《解释》第6条第3项规定，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起点，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在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2、盗窃金融机构的；3、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4、累犯；5、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6、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7、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8、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
（三）共同盗窃的审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审理共同盗窃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对被告人分别作出处理：1、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盗窃的总数额处罚。2、对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盗窃的数额处罚。3、对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盗窃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新刑法与旧刑法的差异，最主要体现新刑法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对盗窃罪进行修改时限制了死刑的范围。1979年制定的刑法，对盗窃罪没有规定死刑，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严打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对盗窃罪增加了死刑的规定。实践证明，增加死刑规定，对于打击盗窃犯罪，震慑犯罪分子发挥了作用，但实践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用得不尽适当，适用面偏宽偏大，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针对这些情况，新刑法严格限制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即除第264条规定的两项情形外，对盗窃罪的最高刑只到无期徒刑。

不法得财或得物。在诉讼诈骗中，被欺骗的只有法官而已，被害人本身非常清楚事实的真相，是不会被欺骗的。行为人是利用法官手中的公权力，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这就与通说对诈骗罪的描述有了些许的差别，被害人对财产的处分不是基于错误认识，而是迫于公权力的压力。有学者这样解释诉讼诈骗：“欺诈行为的对方只要求是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的人，不要求一定是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④笔者同意这个观点。欺骗的目的是获得财物，无论被欺骗的人是否是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只要具有处分该财产的权限或地位，行为人的目的都能够实现，这与直接欺骗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并取得财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例如：甲经常出入超市，发现购物者付款后，总是丢弃发票或收据。某日，甲在超市捡起妇女乙的购物收据，要求乙把所购之物交还，乙怒斥，与甲争吵。超市召警，警察无法分辨真相，要求乙交出所购物品给甲，因为甲有购物凭证。事后有人指出，甲曾在其他超市，使用同一手段，多次不法获得财物。有学者认为，甲成立盗窃的间接正犯。甲利用不知情的警察在处理事端时，对于乙形成心理压力而交出财物。乙在此种情况下交出财物，没有同意的效力。乙的持有被破坏，甲就此建立了自己的持有。甲不成立诈欺罪，是因为乙的“内在的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交出财物不是处分财产。⑤笔者认为，本案的情况类似于诉讼诈骗。甲和乙都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仅凭甲手中的购物凭证，乙是不会交出财物的，也就是说，甲的欺诈行为对乙不起任何作用，但是甲利用了毫不知情的警察。虽然在本案中，警察没有权力决定财物的归属，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警察是公权力的代表，警察的介入或多或少都会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乙为了避免招惹麻烦，即使明知事情的真相也只有无奈的交出财物。问题的关键在于乙交出财物的行为是否是对财物的处分？“处分”应当如何理解？该学者认为，不构成诈骗罪的理由是，乙的“内在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交出财物是迫于警察造成的心理压力，而不是乙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这种交出财物的行为不是对财产的处分，因此也就不成立诈骗罪。处分权是所有权四项权能中的一项，它的行使攸关财产的命运，传统民法认为这一权能只能由所有人自己行使，非所有人不得处分他人的财产。处分财产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要求行为人做出这一行为时其意思表示是真实的。本案中，乙交出财物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心理压力不得不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因此，乙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其“处分”行为是无效的。笔者认为，处分行为有效要求的是意思表示真实，只要当事人对自己交出财物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基于这个清楚的认识交出了财物，那么他的意思表示就是真实的，处分行为也是有效的。本案中，尽管乙处分财产的行为是由于警察的介入而被迫做出的，不符合其内心情感，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为乙对自己的行为是在处分财产是有清楚的认识的，并且自愿做出了处分的行为。如果像该学者所说的，在面临心理压力情况下所做的决定是“内心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的决定，是无效的，那么所有的法院裁决，行政裁决的执行都是无效的。因为纠纷的处理结果必然损害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纠纷的任何一方都不希望自己遭受利益的损失，在执行有损自己利益的裁决时都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即“内心的自由意思决定”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的处分行为岂非都是无效的？其实，只要对处分行为及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基于这个认识做出了处分行为，哪怕这种处分是有违内心情感的，都应该认为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处分行为是有效的。总之，关键不是“愿不愿意”，而是“知不知道”，当然，“知道”的前提是对事实真相有清楚明白的认识。在对处分行为没有认识时，如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其处分行为无效。行为人从没有处分能力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那里取得财产的，因为被害人没有处分行为，所以行为人取得财产的行为与盗窃无异，只成立盗窃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第六条 审理盗窃案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认定盗窃罪的情节：
5、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三）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起点，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2、盗窃金融机构的；3、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4、累犯；5、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6、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7、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8、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

关于盗窃罪的量刑标准问题《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详细的规定，应视不同的情况而定。同时，根据司法解释“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也因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在法定的范围内有所差异，应结合当地的具体规定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