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塾，“有教无类”，加之学费又非常低廉（仅十条干肉），从而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孔子办学，虽不曾将教育当作“产业”，但他一人招收的学生就达三千之多（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惊人的），而且学制也不限于四年，许多学生一旦及门，便终生接受其教诲。孔子死后，弟子代代相传，不少都成为中国文化的精英，其影响一直达于当代，并远播海外。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和孔子相比，后世称其为“大成至圣先师”，应是当之无愧的。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识的渊博外，也与他完美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具体说，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善于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汉字中，“教”与“斆”（学）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是指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由“教”又孳生出一个“斆”字，《说文》云：“斆，觉悟也，从教。”秦以后，斆写作学。而所谓“觉悟”，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教与学实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因此，在教的同时，就应该顾及到学的方面，教师不能只顾自己念讲义，而不去看学生“觉悟”了没有。
应该说，在处理教与学的关系方面，孔子是充分体现了教学一体思想的。他对自己教学对象的学习和接受情况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颜回讲学，颜回却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愚人。但孔子知道，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1〕孔子也知道弟子们的悟性是有差别的，“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2〕而能听他说话始终不懈怠的，也就只有颜回一人。〔3〕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4〕至于其他学生么，仁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当然，学生一旦“觉悟”，孔子也能随时察觉。如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便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5〕子贡从《诗经·卫风·硕人》对美女的描写而联想到礼乐的产生，孔子也兴奋地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6〕
对于学生的性情禀赋和日常生活，孔子也了如指掌，不管别人问到哪一位弟子，他都能脱口而谈。如季康子向他打问仲由、端木赐、冉求的情况，他不假思索便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7〕即子路果敢决断，子贡通情达理、冉有多才多艺。他还说过“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的话，〔8〕意即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卤莽，表现出对各位弟子习性的深知。对学生的课外生活，孔子也无不知晓。他不但知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9〕而且还知道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每每猜中，发了大财，即所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0〕对一些身处逆境的学生孔子更是关怀备至。弟子公冶长含冤坐牢，孔子认为“非其罪也”，〔11〕并把女儿嫁给他。冉伯牛患了绝症，孔子亲自看望，还来不及进屋便在窗外握着学生的手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2〕连连叹息。颜渊去世，孔子极其悲痛地说：“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别人劝其节哀，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13〕
正因为孔子既教书，又教人，将教与学融为一体，所以不但师生间关系和谐融洽，其教学质量也是很高的，“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14〕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普遍性教育与针对性教育的关系。
首先，孔子是主张全民教育的，他明确提出“有教无类”，〔15〕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没有年龄、贫富、地域的区别。在孔门弟子中，既有小于夫子四岁的秦商、小于夫子六岁的颜由，也有小于夫子五十三岁的公孙龙（子石）、小于夫子五十四岁的叔仲会（子期），学生间的年龄差距达五十岁。甚至还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门者，如颜由、颜回父子，曾皙、曾参父子，都曾先后成为孔子的学生。从地域而言，孔子学生的来源除了齐、鲁外，还有宋、卫、陈、蔡、秦、楚、吴、越等地，几乎遍及全国。如子路是卞（属卫）人，子贡、子夏、高柴是卫人，司马耕是宋人，颛孙师（子张）是陈人，言偃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公孙龙（子石）是楚人，漆雕开是蔡人。而且，学生的家庭出身及经济状况也各不一样，其中既有鲁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卫将军弥牟之子弥兰，也有“贱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贡、乘肥马衣轻裘的公西赤，也有居藜藿穷巷的原宪、身陷囹圄的公冶长 。以相貌论，有长得像孔子的有若，也有长不盈五尺的高柴、状貌甚恶的澹台灭明。凡此，孔子皆一视同仁，纳为弟子。
其次，弟子入室后孔子又能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即所谓因材施教。孔子承认人的天赋禀性是有差别的，所以他的因材施教首先是根据人的资质和文化水平而定，即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6〕意思是说，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有些弟子虽然人很聪明，但孔子也要等他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觉悟”之后，才开始给他们讲授有关的学问。如孔子之为子贡、子夏讲授《诗经》便是。至于日常授课，那更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如同样是问“仁”，针对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17〕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8〕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19〕樊迟问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20〕子贡问仁，孔子说“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21〕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22〕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而言的。颜渊、仲弓德行好，孔子就正面回答他们；司马耕（子牛）“多言而躁”，〔23〕孔子就让他说话迟钝些（即讱）；樊迟想学稼圃，孔子不赞同，就让他注重礼义忠信；子贡好议论人，“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24〕孔子就让他多向贤士大夫学习，以加强自身修养；子张欲求闻达干禄，孔子就让他养成能行于天下的五种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谓深矣！
正是由于孔子既“有教无类”又因材施教，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如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语交际的有宰我、子贡，善于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等。〔25〕这些人才既是孔子的高足，又是中国文化的精英。
三是学与思的关系。在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6〕意思是说，只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而不去读书便会缺乏信心。在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必须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便很难学有所成。应该说这是古今有关学与思关系的最辩证、最正确的理解。
先说学。孔子是以《诗》、《书》、《易》、《礼》、《春秋》、《乐》六经为课本来教学生的，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些文献是不能不读的。所以孔子非常鼓励学生读书。例如他劝学生学习《诗经》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7〕意思是说，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可以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刺的方法。运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远可以服侍君王；而且还能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在孔子眼中，《诗经》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几千年后，人们对《诗经》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其开先河者便是孔子。其它各经在先秦来说也都是最重要的典籍。正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孔子还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谆谆告诫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8〕即通过学诗以使人振奋，通过习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通
过音乐使所学得以完成。这与西人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则使人善变”，〔29〕可谓同得读书之要妙。
再说思。孔子之“思”，一是要学生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蕴含，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学生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例如，孔子曾多次同学生讨论《诗经》，并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0〕他认为《诗经》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纯正。他还通过对《诗经》首篇《关睢》的分析来阐明这一观点，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1〕在他的启发下。弟子们也纷纷谈了对《诗经》有关篇章的理解，如子贡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句（《卫风·淇奥》）〔32〕的认识，子夏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句（《卫风·硕人》）〔33〕的认识，都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对《尚书》的研读也是同样。当子张谈到《无逸》中所记载的殷高宗守孝，住在凶庐，三年不言一事时，孔子立即引导他说：“不仅殷高宗如此，古人都这样，国君死了，继承的君王皆三年不问政治，各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 〔34〕
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在理解文献的基础上，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也是“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35〕意思是说，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但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
总之，在孔子认为，“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36〕而只学不思，又会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即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37〕所以只有学而思，思而学，学思结合，才是唯一正确的读书方法。
四是温故与知新的关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38〕这里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复习旧的功课，便可以帮助理解新的内容，因为学习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温故”也指对已有知识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知新”则指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孔子认为，只有教育学生全面了解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学术进展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要“进到学术前沿”，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这在今天，也仍不失为治学的至理名言。谁违背了它，都会受到惩罚。那些基础不牢便急于创立新说的人，要么其结论如空中楼阁，一推便倒；要么就是重复别人旧说，造成浪费。近年来学术研究上所出现的低水平重复问题，究其实，正是违背了孔子的这一教导。
孔子自己则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温故而知新”的榜样。例如，当子张问他十世以后之礼是否可以预知时，他便说道：“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假定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就是此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39〕熟悉历代礼制的损益情况便可以知道未来礼制的演变，这便是孔子“温故而知新”方法在礼制研究上的具体运用。
而如何“温故而知新”呢？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40〕即要经常地温习和实习，因为有些课程如“礼”（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等，也是需要实习的。在不间断的温习中巩固和创新，这便是孔子教学生的基本治学方法。用孔子弟子子夏的体会来说就是，“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41〕即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能的。
五是讲授与答疑的关系。孔子教学，主要是大班授课与个别辅导答疑两种形式。在讲授中，孔子总是尽可能多的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懂的事情，则轻易不下结论，宁肯存疑，这便是孔子在教学上所一贯主张的“多闻阙疑”〔42〕原则。
据《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种内容教学生。其所谓“文”即历代文献，所谓“行”即包括射、御、数等在内的社会实践。孔子在授课时，不但做到了“诲人不倦”，而且也能毫无保留。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43〕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即使“厄于陈蔡”，他的心中也仍然想着那些尚留在老家的学生们，急着要回去给他们上课，并不时地念叨着：“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44〕
在辅导答疑方面，孔子更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礼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孔子就是小叩小鸣、大叩大鸣的。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几乎随处可见。如孔子到了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边走边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接着问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育他们。”〔45〕随着冉有提问的不断升级，孔子的回答也越来越深刻。再如子贡请问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请问次一等的要求，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最后当子贡问到“今之从政者何如”时，孔子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46〕真是越提问到最后，回答便越加精彩。
当然，孔子对于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也决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的。他严格遵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他说：“有的人不懂装懂，我是没有这种毛病的。”〔47〕例如当樊迟向他请教有关种地和种菜的事情时，他便很坦率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48〕再如卫灵公请教有关军队布列之法，孔子也直言不讳地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49〕
而尤值得称道的是，孔子无论上课还是答疑，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循循善诱，从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了知识，懂得了深奥的道理。如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侍坐，孔子先是和蔼地启发他们谈了各自的抱负和志愿，然后再加以点评，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弟子们不但了解了老师的志愿，也懂得了为国以礼、为人要谦逊的道理。而对于“其言不让”的子路，孔子虽不赞成他的自负和粗率，但出于爱心，也仅是微微一笑，而让学生自己去觉悟罢了。〔50〕
六是言传与身教的关系。孔子在教学中既重言传，又重身教，他将这两者结合的完美无缺。
首先，孔子既以学问教人，又以道德教人，并在人格上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51〕他将庄重的人格、威严的仪表与学习的能否巩固联系在一起。而如何做到威严而不凶猛呢？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52〕在学生的心目中，孔子也确实是既威严肃穆而又温厚可亲的。学生们说他“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53〕子夏更称孔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54〕
其次，在治学方面，孔子也处处以身作则。他没有“意”、“必”、“固”、“我”的毛病，〔55〕常能闻善而从。他虽然学问渊博，但还是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56〕他入太庙，也总是“每事问”，〔57〕虚心向别人请教。他还曾向老子问礼，向郯子问官，向苌弘问乐，向师襄学琴。直到晚年，他仍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读《易》，韦编三绝”。〔58〕孔子这种好学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们，我们看《论语》中所记，凡孔门弟子相聚，几乎都是在探讨学问，有些已经肄业的学生也仍然不时地来向孔子请教问题。
再次，孔子与学生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身教，也利于言教。学生可以“当仁不让于师”，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尖锐批评。如孔子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满之色便溢于言表，逼得孔子连连向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59〕孔子有时也同学生们开开玩笑，调侃几句。如一次孔子来到子游作县长的武城，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样一个小地方，用得着教育吗？不料子游马上就把老师的话顶了回去，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作官的学习了就会有仁爱之心，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听指挥。”于是孔子赶紧说道：“弟子们，言偃（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那句话不过是同他开了个玩笑罢了。”〔60〕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学生们既感受到了夫子的和蔼可亲，又再一次地聆听了老师的教诲。
总之，正是由于孔子正确地处理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关系，所以他在创立私塾的同时，也在教学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这些教学方法在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后，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内心真诚、别人愉悦、不违背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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