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性格!

　　论曹操性格
　　曹操是《三国演义》这部我国优秀的长篇古典小说的代表之作。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塑造了一批典型而艺术的人物形象。同其他几部古典名著相比，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形象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今天我们想讨论的是《三国演义》中争议比较多的一个人物，曹操。曹操在性格上的繁复、能力的全面、正邪的杂揉等诸方面，显出其最难被人盖棺论定的丰富和庞杂。我们努力从历史的和艺术的角度去重新解读曹操。既定的历史对曹操的评价如下：曹操，即魏武帝。曹操，即魏武帝。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中，逐步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官渡之战大破元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为丞相，率军二十余万南下，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被孙权和刘备联军击败。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封魏王。曹操生前在北方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俗门弟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在所统治的地区内，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法接要》等书。曹操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表现了杰出的才能，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
　　从上面这段对曹操生平史料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存在的，但是现在呈现在这里的还仅仅是客观的介绍。作者在写作《三国演义》的时候，曹操在历史上的面目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有作者个人写作的艺术倾向，但是在作者进行加工的同时无意之间把曹操的人格复杂化了，在曹操的身上，我们能看见三国那个动荡的特殊的历史环境在曹操这个人物身上的折射。我们不着重来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来看一下经过艺术加工后的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人格特征及进行简单分析。
　　接上论曹操性格
　　1 超人的领袖才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国演义》的第一回：
　　汝南许邵，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邵不答。又问，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闻大喜。
　　这里许邵概括了曹操这个人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曹操的领导才能，这也为曹操日后成为真正的帝王之身埋下了伏笔，更是对他的人格的一种肯定。曹操的领袖气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事果断，豁达自信，知人善任。曹操遇事能够当机立断，是由其性格直接决定的，这一点是领袖必备素质。操初入仕途时，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享乐习气，一心革除弊政，厉行法治。当时宦官弄权，朝政混乱，而他能不畏权贵，表现出了大政治家的力度。从早期曹操与袁绍等人推举义兵讨伐董卓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曹操是一个具有旺盛企图心及使命感的领袖人物，想使当时极度混乱的社会现状，重新恢复安定秩序，解决百姓切身痛。
　　2 任人为贤
　　知人善认，唯才是举是曹操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曹操的用人政策里才能是大于德的。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去截取《三国演义》中的章节来说明问题，而是看曹操所颁布的用人政策，他的政策能最大的程度说明他对人才的渴求。曹操最惊世骇俗的举动，莫过于他以丞相的身份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这是三面有可能一举颠覆中华传统儒教信念的文化反旗，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遂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唐突圣贤、藐视礼法的雄心魄力，则在曹操不惮其烦举出的大量例子中，得到裸露性显示。曹操明白告诉世人：无论你是否过“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即使你有过如“贪将吴起“那种“杀妻取信“、“母死不归“的大恶行径，只要你确有能力，仍会得到我的重用。（见《青梅煮酒》周泽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操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陈先生写道：“孟德三令……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之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之大变革……（详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我们现在来理解曹操的这种做法时候也许只能从曹操的人格特征来剖析。
　　3艺术形象的曹操的性格多面性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按照艺术的典型化手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奸雄的典型形象。不仅他的言语、行为已经偏离历史的事实，而且浸透了作家的审美感情。其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的奸雄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奸诈、自私、残忍、多疑的性格侧面，又有眼光远大、谋略出众、善于用人的雄才大略的一面。对曹操人格的贬斥，实际上是和他的优点一起表现的，正所谓的泥沙俱下。曹操是惯于由大怒转为大笑，大笑转为大哭的。他在赤壁之战后，从华容道逃归，在南郡安歇时，对着众谋士，突然大哭起来。谋士们问他为什么哭，曹操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从一方面看，这是曹操的爱才惜才；另一方面看，这又是曹操使的诈术，因为他的大哭的结果，“使众谋士黯然自惭”，这才是他哭的真正目的。
　　曹操的形象，既有奸诈的一面，又有雄才大略的一面，然而这两方面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有时很难分清这是他的英雄本色，还是奸雄的特性使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以奸雄作为性格的主导方面。在曹操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全部特点：笼络人心而又嫉贤妒才，刚愎自用而又机谋权变；刻薄暴虐而又豪爽多智，聪明过人而又愚蠢颟顸；坦诚中总带几分虚诈，大度中常含几成小气。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才使的曹操的形象具有了极其鲜明的，不可替代的艺术独立性，形成他活生生的复杂的性格组合基调：奸而能、真而伪、宽而猛！性格的两个侧面互相渗透各有特征，使我们不禁被曹操这复杂的、模糊的人性特征所吸引

1 超人的领袖才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国演义》的第一回：
汝南许邵，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邵不答。又问，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闻大喜。
这里许邵概括了曹操这个人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曹操的领导才能，这也为曹操日后成为真正的帝王之身埋下了伏笔，更是对他的人格的一种肯定。曹操的领袖气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事果断，豁达自信，知人善任。曹操遇事能够当机立断，是由其性格直接决定的，这一点是领袖必备素质。操初入仕途时，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享乐习气，一心革除弊政，厉行法治。当时宦官弄权，朝政混乱，而他能不畏权贵，表现出了大政治家的力度。从早期曹操与袁绍等人推举义兵讨伐董卓的时候，就可以了解曹操是一个具有旺盛企图心及使命感的领袖人物，想使当时极度混乱的社会现状，重新恢复安定秩序，解决百姓切身痛。
2 任人为贤
知人善认，唯才是举是曹操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曹操的用人政策里才能是大于德的。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去截取《三国演义》中的章节来说明问题，而是看曹操所颁布的用人政策，他的政策能最大的程度说明他对人才的渴求。曹操最惊世骇俗的举动，莫过于他以丞相的身份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这是三面有可能一举颠覆中华传统儒教信念的文化反旗，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遂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唐突圣贤、藐视礼法的雄心魄力，则在曹操不惮其烦举出的大量例子中，得到裸露性显示。曹操明白告诉世人：无论你是否过"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即使你有过如"贪将吴起"那种"杀妻取信"、"母死不归"的大恶行径，只要你确有能力，仍会得到我的重用。（见《青梅煮酒》周泽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操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陈先生写道："孟德三令……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之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之大变革……（详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我们现在来理解曹操的这种做法时候也许只能从曹操的人格特征来剖析。
3艺术形象的曹操的性格多面性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按照艺术的典型化手法塑造出来的一个奸雄的典型形象。不仅他的言语、行为已经偏离历史的事实，而且浸透了作家的审美感情。其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的奸雄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奸诈、自私、残忍、多疑的性格侧面，又有眼光远大、谋略出众、善于用人的雄才大略的一面。对曹操人格的贬斥，实际上是和他的优点一起表现的，正所谓的泥沙俱下。曹操是惯于由大怒转为大笑，大笑转为大哭的。他在赤壁之战后，从华容道逃归，在南郡安歇时，对着众谋士，突然大哭起来。谋士们问他为什么哭，曹操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从一方面看，这是曹操的爱才惜才；另一方面看，这又是曹操使的诈术，因为他的大哭的结果，“使众谋士黯然自惭”，这才是他哭的真正目的。
曹操的形象，既有奸诈的一面，又有雄才大略的一面，然而这两方面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有时很难分清这是他的英雄本色，还是奸雄的特性使然。但是， 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以奸雄作为性格的主导方面。 在曹操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全部特点：笼络人心而又嫉贤妒才，刚愎自用而又机谋权变；刻薄暴虐而又豪爽多智，聪明过人而又愚蠢颟顸；坦诚中总带几分虚诈，大度中常含几成小气。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才使的曹操的形象具有了极其鲜明的，不可替代的艺术独立性，形成他活生生的复杂的性格组合基调：奸而能、真而伪、宽而猛！性格的两个侧面互相渗透各有特征，使我们不禁被曹操这复杂的、模糊的人性特征所吸引。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曹操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形象，具有多侧面的复杂性格、多层面的组合、独特的个性化力量，于是，就出现了官渡大战中的喜剧效果，就出现了赤壁大战中的悲剧结局，于是就有了三国人物形象系谱里面的---人格判断上被否定，美学生命上却是不朽的人物！

一、关于曹操性格及价值取向

要想了解曹操他对命运的渴望与焦虑是什么，“要想理解他的生命，我们就必须把这种生命的各个组成部分，与他实现某种绝对的价值观念、实现某种无条件的最高的善的过程结合起来。通过进行回顾，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关系，把握他以前的生命的某种特征所具有的意义；我们所发现的并不是发展，而是他为不断脱离他的生命所具有的这些转瞬即逝的满足进行准备的过程”。①形成过程是生命所具有的一个一般的特征。笔者个人认为，曹操是一个充满了矛盾性格的实用主义者，他的成功是由于他有反道德、敢冒险的痞子精神，这种精神恰恰顺应了历史潮流发展的需要。正基于此，本文希望从曹操的性格及价值取向形成的过程入手，从一个侧面体现其生命的意义。

（一） 一个实用主义者

在本文中，笔者不赞成近来史学界拨乱返正般地将曹操从法家的神坛上搬下来，又供奉于大成殿上，归入儒家士大夫的群落。虽然曹操幼时熟读儒家的经典，又以举孝廉入仕途，但他的行事作风却是一个十足的趋利赴势的实用主义者，无论是儒、道或是法的思想，不过是他在实用主义的“体”上所产生的“用”。

首先，曹操是一个反道德，反传统的人，而儒家思想的精髓则是肯定传统，肯定道德。

“德”和“礼”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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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修德振旅

五帝用德治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可见，“礼”和“德”的核心在于伦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而这一切的一切，在曹操的行为中，没有任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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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给了曹操这样的一个白描：

太祖为人佻易无危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革，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

文章中描述的不是一个位极人臣的士大夫庄重形象，而是一副无赖的癖性和小人得志的嘴脸，使曹操极富个性化的着装、谈吐跃然纸上，作者提出的“轻易”二字，与儒家“慎笃”的行为规范形成了鲜明对比。魏晋时期，极重个人风度和外貌的品评，这段关于曹操的白描，不仅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人们对曹操反传统行为的不认同；还从另一个角度——生活细节，体现了曹操不遵儒道的性格本质和行为作风。

至于曹操的行事和言语，更是大违儒道：他薄义寡信，“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他奢僭擅权，“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他诡谲嗜杀，“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 ……而他身边之人，可以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之辈。

用孔子的话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曹操的品行也可想而知，让人不敢恭维了。

其次，在曹操的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实用主义精神。这种“实用主义”并不同于近代以来，被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94-1910，美国哲学家）等人所上升为哲学范畴的概念，而是一种方法：它注重的是收获、效果和事实，而不是原则、范畴和假设。用曹操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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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元年）于是以绍为太尉，封邺侯。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

曹操处心积虑的迎来了汉献帝，无非是想提高声名以号令天下，然而知道袁绍的不满，曹操立刻忍气吞声的把大将军之位让与他，这样不仅满足了袁绍的虚荣心，让群雄将妒忌的目光投向了他，更安定了后方，使自己有时间、有精力消灭朝中异己，并蓄积力量以图将来。

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曹操）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仇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

曹操也素来与杨、孔等有隙，本可做个顺水人情，杀掉杨、孔等人，再将事由推给袁绍，但他为了安定人心，不授人以话柄，终于暂时做出了另一种更理智的选择，但时隔几年，曹操带政局稳定之后，杨、孔等仇人一个也没有放过。所以史家也感叹道：“岂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哉！非知之难，其在行之，信矣。”

人们对曹操非议最多的，莫过于他专兵擅权，曹操自己心理也很清楚，虽然他时常有“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的惆怅，但是他同时考虑到：

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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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即便是真的想归隐田园、忘情山水恐怕也是行不通的，权利这只老虎，人骑上它，他可以听你的差遣、驱驰，但当人一旦从虎背上下来，交出了权杖，那只平时受够人鞭策的权利之虎，注定会磨牙吮血般地冲向那个曾经的主人。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骑虎难下的道理。曹操深知此理，带着无限的对田园生活的遗憾，带者无助的争权夺利的苦闷，夜以继日的操劳在名利场上。

不仅这几段史料，还有诸如他的《求才三令》，“持满如不盈”的乐府诗、“是儿欲踞我著炉火上耶”这样与臣僚的对话等等，关于曹操实用主义的言语和行为，可以说举不胜举。

（二）矛盾的多重性格

“中国人所谓的心术，是一种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心术越高，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让心术和人性共存，那么，他将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曹操的矛盾的多重性格正是这种心术与人性共存而产生的性格，“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

曹操既嗜杀成性，却又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一方面他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杀人屠城：

（袁）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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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征（陶）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

五月，毁土山、地道，作围堑，决漳水灌城；城中饿死者过半。

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

……

而至于他抄家灭族，简直不可盛数：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董）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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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杀（边）让，族其家，（袁）忠、（桓）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

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

遂将后（伏氏）杀之，（完）[兄弟]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

另一方面他爱民如子，能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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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

可见，曹操并没有被心术和利益泯灭了人性的真与善。

曹操为人谲诈，遇事多疑，对待身边的人冷漠无情，

太祖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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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

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

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但却又时常真情流露，表现得待人诚恳、感恩怀德、至真至性：

亡民有诣门首者，公谓曰：“听汝则违令，杀汝则诛首，归深自藏，无为吏所获。”民垂泣而去。

太祖病困，自虑不起，叹曰：“我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修（丁夫人的养子曹昂，为救曹操而亡）若问‘我母何在’，我将何辞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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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云：“操以病亡，子孙满前，而咿嘤涕泣，留连妾妇，分香卖履，区处衣物，平生奸伪，死见真性”

再比如曹操对待生死的态度也有很大的矛盾。曹操看淡死生

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

留下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的名句，他曾主张妻妾在他“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但当他临终的时候，又改弦易辙的说：

吾婕妤妓人皆著铜雀台。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璤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作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如此愚昧的行为给后人留下了“强歌强舞竟难胜，花落花开泪满膺。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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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矛盾的多重性格还在其他很多方面有表现，如他可以不记前嫌，重用有杀子之仇的张绣，将反复无常的张鲁一家封为列侯，但又睚眦必报，如戕害与他有矛盾或言语上得罪于他的边让、袁忠、孔融等，又如曹操杀人时残忍无比，事后又心有不忍，他将杨修杀了，又带着重礼去探望其父杨彪，他逼死荀彧、荀攸，又下令褒奖他们，厚待他们的后人。他的这种行事作风，有的人认为是出于大局和政治需要的考虑，有的人则认为是其与生俱来的性格使然，笔者较为倾向阐释学关于人物性格的解释：

无论过去的成份还是现在的成份，都与以某种系列的形式存在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经验系列则通过这些关系被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由于记忆过程包括着认识过程，因此，从结构的角度来看，过去的任何一种东西，都由于再现了它以前的某种经验，而与这种经验联系在一起。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也都由于这种经验系列所安排的潜在的可能性的领域，而可以与这种系列联系起来。狄尔泰的这种生命历程的心理生活的连续性的观点，正是阐述曹操出身对于其性格以及价值取向产生影响的最好的哲学论断，这使笔者将注意力集中于他的出身上。

二、究本溯源

本着了解曹操对自身命运的渴望和焦虑，是探讨曹操性格与价值取向形成根源的思考方法，在逐步接近、了解曹操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对曹操的性格与价值取向究本溯源，终极的指向正是他的出身。

本篇文章中所谓的“出身”是指一个人出生时社会状况、家庭情况及社会关系。曹操生活的时代和家庭对他的影响极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他社会化的全过程。想了解曹操就不能不走进他的家庭和那个纷乱的年代。

（一） 动乱的年代与道德的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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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出生在东汉统治末期那个风雨飘摇的大动乱即将到来的前夜。当时，统治集团日趋腐朽，政治黑暗，宦官、外戚、士大夫交替掌权，社会各集团斗争异常激烈，经济凋敝，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现象，而对羌人的战争使兵役、税赋频增，民生艰难：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没有一个孩童不渴望在童年里能有美好的回忆：和平的环境，互信的社会，温暖的家庭和无拘无束的生活。但在曹操两岁到十四岁的时候，他经历s的却是东汉王朝的动荡起伏：延熹元年（公元158年，时曹操四岁），桓帝纠集宦官单超等人捕杀外戚“跋扈将军”梁冀，向世人诏告了在强大的皇权面前，外戚权力毕竟是脆弱的；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时曹操十二岁），桓帝下令搜捕“党人”，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但也是“党锢之祸”使“党人”的人格魅力打动了当时的每一个士大夫；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时曹操十三岁），桓帝驾崩，外戚窦氏执柄朝政；不久在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时曹操十四岁），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藩因计划诛杀宦官之事败，而惨遭杀害，从此，宦官集团开始了长达二十二年的专权：

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属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炫达。

这件事对曹操影响极大，使他认识到了宦官集团的腐朽和丑恶，同时，曾经衣食无忧的家世，成为了最大的心理负担，他立志走出家庭的黑影，并对混乱的世道发出了“奸邪盈朝，善人壅塞”的感慨。动乱终于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起义，也是宗教起义爆发了，起义波及七州二十八郡，坚持了近二十年。而正是这次起义，造就了“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曹操,因为他是“乱世之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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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公制礼作乐直至秦汉（时间断限甚至可以延至近代）以来，维持帝国的除了军队，还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礼法——也就是社会道德，在道德的控制下，人们可以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正常的参与社会活动和生产、生活活动。但在汉末的乱世中，这种有控制力的道德首先崩溃，其崩溃的标志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集团为宦官集团所“党锢”。从此，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由此扩大为对政权的信任危机，所以人们才会发出“苍天已死”的悲呼，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人们不得不放下了修齐治平的理想，捡起心术这个武器不求伤人，但求自卫。随着道德和礼教的沦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人们变得多疑、谲诈、势利、实用，“在颠倒的世界和混乱的年代中，人们的言论的悖理和行为的道德违反人性，是当然的现象，他们是牺牲者，道德上的失败者。”可见，在整个社会都开始倾向于崇尚实用的大环境下，曹操的这种价值取向完全是时代的需要。而作为时代的选择，“命世之才” 的曹操必须要有这种反传统、反道德的实用主义精神，才能控制和引导这些“牺牲者”和“失败者”，才能在乱世中立足，直至拨乱返正。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口号的提出，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回过头来指涉他前面的一个时代，因为那些曾经在它前面的时代之中发挥作用的力量，将在它这里继续发挥作用；同时，这个前面的时代也已经把为随之而来的这个时代作准备的各种奋斗过程和创造性活动，包含在自身之中了。由于这个时代是因为前面这个时代具有缺陷才产生出来的，因此，他本身便包含着为下一个时代准备的界限、张力，以及各种苦难。

在道德的崩溃与社会动荡的年代，也孕育着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这种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就信仰、旧价值旧风俗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因为目睹了“党锢之祸”血光的人们终于不得不相信，用儒家的精神已经不能拯救这个崩溃的末世，于是一部分人首先将目光从关注现世转向了关注自我，关注人生，他们深刻思考了时代与人世，认为传统已经不可信任，要改变现状，必须突破传统、突破陈规，曹操正是他们中的一员。曹操父子破坏了东汉重常伦礼教的价值标准，他们旗下的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观念和礼俗，虽然有祢衡、孔融、杨修、以及后来嵇康等名士不断的被杀，但陈旧的礼法毕竟抵挡不住新颖的思想，政治的迫害也未能阻挡风气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曹操既是新风气的代表者，也同时是旧道德的维系者。他代表新风气，是因为他也同样意识到道德难以救世；他维护旧道德，是因为他执掌的帝国还在依靠着道德那块遮羞布，毁掉道德或重构道德，就意味要毁掉那个给予他荣华富贵的帝国，他设计害死祢衡，杀孔融、杨修等名士，不仅只是对政治权术的把握，一部分也出于对就道德礼教的维护。然而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人生哀叹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他自觉不自觉的就做了旧道德的掘墓人，而他的文化性格由此而长期处于矛盾的分裂中。

这样大动乱的时代，也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时期。因为战火连绵不断，皇权的威信又荡然无存，在这个时代舞台上的角色，大多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甚至是趋利赴势的实用主义分子。他们可以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之气，做起事来，也是酣畅淋漓。在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无论是那个摔了孩子痛哭的刘备，还是那个几乎快杀光自己子嗣的孙权，大多有点儿痞子精神——反道德、敢冒险。曹操作为时代的选择，在反传统、反道德方面走得更远一点儿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然而，曹操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传统的教育在曹操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无论他多么实际、市侩，都无法泯灭掉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曹操个人的目标是不断的成功，最大的攫取个人利益，这是他对自身的渴望，而时代又将他塑造成为一个解救万民于倒悬的“救世主”，而作为一个“救世主”，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又要不断的尽义务，负责任，做出牺牲，这又使他对自身有无尽的焦虑和忧患。他享受将军荣誉的同时要尽将军的义务，他执掌丞相权利的同时又要尽丞相的义务，他在不断享受个人的成功的同时，都要不断满足时代交给他的任务，不然，等待他的只有毁灭。于是，曹操不能克制他心中的渴望与空虚、焦虑与空苦，他攫取和维护个人的权利要靠心术，而为时代尽义务的同时，他的人性又同时得以宣泄，这种让心术与人性共存，正是张中晓所谓的“伟大的悲剧性格”。

（二）、赘阉遗丑

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家庭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家庭的文化符号给子女的烙印是难以磨灭了。不管曹操如何回避、如何努力改变其自身形象，他从出生开始，就被打上了“赘阉遗丑”的烙印。“赘”，据钱大昕考证：“汉书如淳注，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曰赘子。”“赘”字，自然指曹操是赘子的后代，而“阉”字，则是说他是宦官的子嗣。这种骂名对曹操影响极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与价值趋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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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嵩身世考

有关对于曹操父亲曹嵩身世的考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曹操家世渊源，进一步认清这种家世对曹操一生的影响。

史书上关于曹嵩的记载很少,而关于他的出身，用陈寿的话是“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此话有如下两种可能：一是确实无从考证，二是因出身卑微而以曲笔回护。如果说一个君王的父亲的出身无从考证，显然是不礼貌的，而且陈寿有“良史”之称，距离曹嵩的生卒的年代又很近，怎么会弄不清？显然他是用了曲笔。但他用曲笔的原因是什么呢？裴松之注道：“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敦之叔父。”依据是《曹瞒传》和晋人郭颂的《世语》。

黎东方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可疑，原因是“曹操把女儿嫁给了夏侯敦的儿子夏侯懋。倘若曹嵩、曹操这一支姓曹的，与夏侯氏本为一家，这就违反了同姓不婚（与其后同氏也不婚）的传统了”。黎先生提出曹嵩是曹腾在其本家子侄中过继来的养子的推论。

黎先生的设想和推论虽新颖，我却不敢苟同。首先，“周制同姓不婚，而汉人则不避同姓”， 其“有姻家恒为姻家”。通过“（夏侯）渊妻，太祖内妹”和“长子（夏侯）衡，尚太祖弟海阳哀侯女”的记载可知，曹氏与夏侯氏世为姻家，那么曹操嫁女也不值得怀疑。何况，曹操本来就有反道德的倾向，别说是同姓而婚，就算是近亲结婚，只要是他需要，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做。其次，如果曹嵩是曹氏同族过继的，那么陈寿就不必使用曲笔。而且，纵观史料，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提及“父嵩，乞匄携养”的句子可知，如果是宗室间过继的话，是不会授人话柄的。清代钱大昕在其著作《廿二史考异》中录：“操父嵩本夏侯氏，为中常侍曹腾养子。”如有存疑，这位考据大师岂会放过？1974年以来，亳州市出土的曹氏宗族墓砖中，即有夏侯氏成员姓名在内，从中也可以看出曹氏与夏侯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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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跟据以上材料和 “（夏侯）渊以饥乏，弃其幼子”的记载认为：夏侯氏世代贫困，时有弃子的情况，曹嵩就是被曹腾所收养的一个姓夏侯的乞儿而已，至于是否是夏侯敦的叔父，恐怕真是无从考证了。

从史料来看，曹操从小就很怕他的父亲曹嵩，也不太受父辈的疼爱和信任，于是才会有他的叔父总在背后跟他父亲讲他的坏话，以及他耍小聪明似的欺骗的事。后来在战乱时，曹嵩携带小儿子跑到琅岈去避难，对曹操的事情不管不顾，也从中可见他们父子的关系并不融洽。当曹嵩因买官事件而遭受世人唾弃时，曹操的心里也由此淤积了一个垒块：一方面不耻于父亲的所作所为，哪个孩子不希望自己从小就崇拜的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呢？曹嵩的行为不仅在曹操的声名上留下了污点，更击碎了曹操心目中的幼年偶像；另一方面由于曹操自己是孝廉出身，不仅要因父亲的丑行而面对世人的白眼，不能对父亲的行为有所指责，甚至要为父亲文饰过错，从此也没有了自幼立志做到坦荡君子的士大夫般的自信。缺少家的温暖和关心的曹操，像个孤儿般地飘来荡去，没有严夫慈母的管教和爱护，没有可以倾诉心怀的对象，所有的只是财富和家族势力的笼罩。面对冷漠的家族和势利的亲属，生活在其中的曹操又怎么会不变得实用和势利呢？

宦官家世

曹操最讳莫如深的末过于他的家世，尤其不愿提及他的祖父曹腾。而这个家世却如影随形的伴随了他的生前身后，骂他的人乐此不疲，就算想为他翻案的人，当写到他的宦官家世时也多有为难。

东汉之季，宦官们的权位虽然高，也大多都很富有，却受到世人的鄙视，“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

虽然曹腾是个声名较好的宦官，“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却难逃“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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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集团不同于清流的士大夫集团的是，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至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他们有广博的知识，有儒学的观念作为精神支柱，有“大同世界”的彼岸追求，“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而宦官不同，他们自幼出身贫苦，又由于其生理上的缺陷，使他们的性格极度扭曲，除了贪欲几乎没有了其他的追求。曹操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蒙受着出自宦官之家的屈辱。

曹操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就与他的家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

而且阉宦们本是“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 的“刑余之丑”，整日为了生计，不得不趋利避害、苟且钻营。曹操的祖父曹腾窥得先机，从自身利益出发，说动大将军梁冀，弃严明的清河王不用，拥立昏聩的刘志（即后来的桓帝）；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更夸张了，儿子起兵他非但不支持，还领着小儿子跑到琅邪（琊）去避难，以免被曹操牵连……一家子都是实用主义的高手，曹操从小就耳闻目睹了长辈们趋利避祸的手段，也从父亲买官的丑闻中吸取了“慕虚名而处实祸”的教训。

虽然这个势大而富有，地位高，有根基的家世保证了曹操能够顺利地踏入仕途，并使他有胆量做别人之所不敢做的事，甚至初入仕途既能做出一些轰动社会的事。但与诸如袁绍那样出身于名门的群雄不同的是，在有荣华门第的人看来，先辈的成就正是自己得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基础，因而，他们无论在自我意识上，或在自己走上社会时，都想突出这种关系。而宦官家世对曹操来说，不仅没有丝毫可以炫耀的地方，而且可以说在他略懂人事的童年心灵中，便存到受辱的内疚和痛创。幼小的曹操心灵深处已经萌发了立志冲破不足恃的地主贵族家庭以及受辱家世的缠绕，要创建自己的事业，这种思想极大影响着曹操日后成长的道路，并且成了他始终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

虽然他极力摆脱家庭背景的影响，但却难逃残酷的现实，士大夫并不因为他的努力而视之为同路，而权宦们更视其为叛逆，时时制肘、打击，这使得少年得志，充满了优越感的曹操在面对世俗的力量时，又易于产生自卑的心理。自信使曹操做事纵横开阖、酣畅淋漓，而自卑又使他时时狐疑，对事与人有极大的不信任感。在谈笑用兵、横槊赋诗的曹操心中，更多的是这种时而自信，时而自卑的感性落差，他那颗外表看来坚硬、刚毅的心，里面更多的却是敏感和脆弱，以及对于关爱和理解的渴求与诉诸，这也是导致曹操矛盾的多重性格的因素之一。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