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故事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在西柏坡村，倾盆大雨从中午一直下到夜间。晚上十一点钟，周恩来正在灯下批阅文件。警卫员前来报告：“附近工人住的两孔窑洞塌了，有五个人被埋在里面，其中有四个工人和一个理发员。”这时，大雨下得很猛。周恩来立刻提起马灯，手拿铁锹，冒着风雨赶到现场。他老远就问：“怎么样，人救出来了没有？”一听说土层太厚、大家还在挖，他就把身上的雨衣脱下往后一扔，拿起铁锹挖起来。一边挖，一边高声说：“同志们快挖吧，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他指挥一部分人突击挖土，一部分人迅速准备担架，并派人去叫医护人员，以便争取时间，把人救活。终于，四个工人死里逃生。周恩来穿着湿透的衣服，把现场看了看，再去检查别的窑洞。
第二天，为事故中唯一的死难者理发员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写了挽幛，还致了悼词。
（高生）
一一九、中秋还梨
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周恩来住的院子里有一棵梨树。中秋节前后，鸭梨熟了。有时风刮掉一两个梨，他让警卫人员拾起来，送给房东。房东阎中云为了让首长吃鲜梨，故意不摘。周恩来就和警卫人员一起动手把梨摘下包好，给房东送去。房东逢人便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领导人。”
（高生）
一二○、当泥瓦匠
在西柏坡，周恩来了解到村里有几户贫下中农的房屋破漏，下雨时，水能流到炕上，他就组织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成立“维修组”，深入到户，帮助群众修理房子。在一次修理房屋时，周恩来来了，他先看了看房子情况，然后卷起袖子，当上了泥瓦匠。他和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谈家常；问人们能不能吃饱、能不能睡好。中午开饭时，老乡给周恩来端来了香喷喷的烙饼炒鸡蛋，可周恩来没吃，却随手从旁边的筐子里拿起个玉米饼子吃起来。
（高生）
一二一、夏收背麦
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周恩来和干部们参加夏收，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衣，握着镰刀，干得浑身是汗。休息时，他还给大家宣传革命道理，讲革命故事。只要他来了，麦田里就欢声阵阵，笑声一片。麦子割完后，要往场里运，从小滩地到麦场有一里多路，周恩来见大家用肩挑，他也扛起一大捆，大家看到周恩来汗流满面、湿透的衣衫贴到了身上，怕累着他，再三劝他不要再扛了。他笑着说：“干点活好哇！你们不是天天在干吗？”
（高生）
一二二、小事关情
那是在一九五○年，有个小服务员比较顽皮，周恩来外出开会时，他便在总理办公室闹腾起来，把茶几上的玻璃板也给打碎了。值班人员发现后严厉批评了他，并打算把他调离工作岗位。周恩来回来后知道了，为那个小服务员打圆场说：“小孩子嘛，不懂事，何必计较”。还有一次，周恩来乘车回西花厅，正巧一位年轻服务员骑自行车从树荫下急驶而来，在拐弯处险些与他的车相撞。服务员急了，双手捏死了闸，结果连人带车翻倒在地。周恩来见状急忙下车，上前把摔倒的服务员扶起来，关切地问他摔伤了没有？左看右看没有问题，才回到车内。直到几天以后，他还记挂着这件事，向人询问这位服务员的情况。
（李华民）
一二三、何必留须
一九五一年春，周恩来因病要到大连去休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让周恩来行动方便，真正能得到休息，就建议他暂时把胡子留起来，好让人们认不出他。他听罢，哈哈大笑，说：“我是总理，是人民的勤务员，怎么能把我和群众隔开呢？！”来到大连后，周恩来利用这次机会到旅大各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到附近参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养病期间，大连、旅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李华民）
一二四、十个儿女
有些人不能够理解，周恩来夫妇无儿无女，何至生活得这样清苦？留下钱做什么？一九五二年，周恩来在上海接见童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表姐龚志如的时候，曾和她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龚志如曾提到：“可惜你们没有儿女。”周恩来马上回答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说着，伸出五个指头，翻了一翻，并用目光征求邓颖超的支持。邓颖超含笑点了点头。周恩来接着说：“十个！全是烈士的后代！全部由我们抚养和负担。”其实，就人们所知道的，由周恩来夫妇抚养大的烈士子女，又何止十个呢？！他们夫妇从来都把这些烈士遗孤看成是自己家庭的成员。
（李华民）
一二五、挤车体验
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下午五点多，周恩来对秘书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得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在北京图书馆汽车站，周恩来等群众都上去了，才最后上了车。果然车上很挤，没有空座，他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了中间。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汽车行驶了两、三分钟后，站在他对面的一个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人们纷纷让座，周恩来坚决不坐。他挥动双臂一个劲地劝大家坐。一个乘客握住他的手问：“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接着，就和乘客们攀谈起来，问他们的姓名，都是哪个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下了公共汽车，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回来后，周恩来立即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如何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如有条件的话，都要用大车接送职工上下班。
（李华民）
一二六、夜送雨衣
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周恩来还在紧张地工作着，突然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邓颖超来到警卫战士站岗的地方，手捧雨衣亲切地对战士说：“总理让我给你送雨衣来了，快穿上吧！”接着，邓颖超又说：“总理让我转告你，打雷下雨，不要在树底下站岗，那样有危险。”警卫战士接过雨衣，望着周恩来窗前的灯光，望着邓颖超雨中离去的背影，热泪滚滚而下。
（李华民）
一二七、息息相关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广西省一些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一些干部对救灾未采取有力措施，饿死五百多人。周恩来听了这一事件的报告后，心情极为沉痛，他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与人民息息相关。不关心人民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听到这种事是使我们气愤的，不管它是局部、一省、一县，就是一件事，都应引起注意，都必须严肃处理。”
（李华民）
一二八、细话家常
一九五六年四月，周恩来观察了鞍钢几个大厂后，特意到鞍钢模范家属王秀兰家访问。傍晚时分，周恩来一进门，见王秀兰的爱人老杨夜班后还在睡觉，立即压低声音并回头示意后面的同志不要高声说话。王秀兰认出是周恩来，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赶紧要叫醒老杨，周恩来轻声制止了她。周恩来坐在炕沿上，喝着白开水，和这个工人家属象一家人一样亲切交谈着。他发现这个街道很偏僻，就问离商店有多远、针头线脑上哪儿买，吃水方便不方便；王秀兰说都方便，周恩来才放心。这时外面不少小孩扒窗看，周恩来就问王秀兰有小孩没有，王回答没有，周恩来说：“你知道，我也没有小孩，外面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好好培养革命后代。”并说：“你们街道干部做千家万户的工作，很辛苦，我要向你们学习。”他们亲切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一年后，省委负责同志到京开会，周恩来还问：“听说鞍钢王秀兰有病，请替我问候她有啥困难没有？”
（李华民）
一二九、访问工人
一九五六年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周恩来来到了石景山钢铁厂工人宿舍，当时仅是山坡上的四排平房。周恩来首先来到动力厂一个钳工家里，小两口高兴地把周恩来迎进屋里。周恩来坐在床边，和他们叙家常。当他听说这个小伙子正在业余学校学习，就拿过课本，问他学到哪一课？“正学詹天佑这一课。”小伙子回答。“喔，这是我们中国伟大的工程师。”周恩来笑着说。又查看了小伙子的作业，夸他学得不错，鼓励他要努力学习。接着，周恩来又访问了一个业余教员的家。当他要到一个老工人家访问时，听说这个老工人上夜班，正在睡觉，他连忙摆手，并轻声说：“不打扰，不打扰，让他好好休息。”“周总理来到了铸造村！”消息很快飞遍了小小的工人村，人们放下手中的活计，飞跑出来，看望周恩来。他们多么希望他多呆一会儿。
可是，太阳偏西，他就要离开了。工人们依依不舍地送行，周恩来俯下身子，把靠他最近的一个孩子举起来，慈祥地笑着。
（李华民）
一三○、试热降温
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冒着酷暑，风尘仆仆来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当他深入到一家钢铁厂的转炉车间观察生产情况时，看到炉前工人操作时汗流满面，炽热难当，就非常关切地询问车间负责人：“车间的温度有多高？”回答：“有四十多度。”周恩来马上提出疑问说：“我在夏天到过热带地区，那里的温度就是四十几度，但远没有你们这里这么炽热。”他随即指示：要关心工人的疾苦，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周恩来回到北京不久，国务院就向全国发出了《工业企业必须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并督促各地迅速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工厂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很快得到改善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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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 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
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周恩来的故事-冒险去找蒋介石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在校场口举行庆祝大会。
国民党为了破坏这次大会，在会场的周围埋伏下特务。当会议一开始，特务们便大吵大嚷地冲上主席台，大打出手，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位民主人士。
身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闻讯后，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赶到会场。他气愤地说：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们!他的愤怒指斥，把特务们吓慌了，一个个悄悄溜走了。接着，他又到医院里探望受伤的民主人士。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周恩来为代表，当面去质问蒋介石。
这件事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收到一封恐吓信，信里还装了一颗子弹。信中威胁说：“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的味道!”
显然，敌人准备对周恩来下毒手了。是去找蒋介石还是不去呢?不少人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面对敌人的恐吓，面临生命的危险，周恩来以革命为重，置生死于度外。他掂了掂那颗子弹，哈哈一笑，说：“好啊!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当时，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在重庆虽然是公开地以合法的身份出现，但敌人经常跟踪盯梢，一切行动处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之下。敌人是什么残忍的手段都可能使出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危险。周恩来深知这一切，但他不能听任反动派嚣张下去，不能辜负政协代表的委托，毅然决然地冒险去找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求他说话算数，保证人民的自由与民主。

周恩来的故事-周总理照相

中国照相馆座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这是一个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热闹地方。这家照相馆技术高，服务好，所以生意特别兴隆，南来北往的人们都愿意在这儿拍照。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国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在等候拍照。忽然，一个人走了进来，啊！是周总理大家纷纷向他问好。周总理向大家招手致意，然后走进照相室。
照相室里有一位战士，正摆好姿势准备照相。他一眼看到周总理，马上向总理敬礼，一定要让总理先照。
周总理说：“你先照，我等一下没关系。”
那战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在总理亲切的目光下照了相。总理同他握手、攀谈，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队，战士一一回答以后才依依告别。
给总理照相，这家照相馆还是第一次，摄影师有些紧张。
总理说：“不要紧张嘛，一切听你们的。”他坐在那里，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移动着脸和身体的位置。
照了半身相，又照全身相。摄影师想多拍几张以便选取最好的作品。
“总理，您的右手是不是放下来?”摄影师说。
总理笑了：“我的右手受过伤，放不下来呀！”
“啊，真对不起！”
“没什么!”
照完相，总理同摄影师和助手握手，连连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照相馆的全体职工，精心冲洗拍好的照片，还特意挑选了其中的半身相底片放大了四张，代表全店职工赠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接到这照片非常满意，他派人送来四张照片的钱款，还特意送给摄影师和职工每人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这张照片，在周总理逝世以后，被放大了挂在他的追悼会会场上。如今，几乎全世界都熟悉这张照片了。看，周总理多么亲切地微笑着望着每一个人。

周恩来的故事-总理的午餐

“周总理来了！”
这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天津南开大学。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总理到南开大学来参观了。
午饭已经开过了。食堂里，炊事员正在议论这个消息，想不到周总理突然出现在食堂门口，微笑地向大家点头致意。
“你们的工作很忙吧？又在做下顿饭了。”说着，总理走进了厨房。 总理走到菜桶边，俯身望着：“中午的菜没有卖完?多少钱一份?”
炊事员说：“这是萝卜，五分钱。”
总理走到另一个菜桶旁边，问：“这个呢?”
“小白菜粉条，也是五分。”
总理看到笼屉里还有窝窝头(玉米面做的干粮)，走过去拿了一个，用手掂了掂，问：“窝窝头多少钱一个?”
“两分。”
“我买两个。”总理说着拿了两个窝窝头走出厨房，在食堂中找了一个座位，笑着说：“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参观。”他招呼着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们：“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饿了，坐下来一起吃饭吧!”炊事员急坏了。周总理这么忙，这么累，回到母校来参观，让他吃凉窝窝头、剩菜?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呀!
周总理微笑着说：“我买一盘五分钱的萝卜，再加两分钱的咸菜。”
炊事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东西给总理吃。周总理说：“哈哈，我就是喜欢吃萝卜。”说着大口地吃起来。食堂里一片愉快的笑声。
吃完饭，总理走进厨房，和炊事员一一握手道谢，亲切地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哇！”
他走了，炊事员们还反复地吟味着他这句话。

周恩来的故事-机上让伞

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伟大的周总理却可以为了祖国的下一代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一种什么品质？
1946年1月30日上午，周恩来从延安飞往重庆。同机的有其随行人员，还有叶挺将军的小女儿叶扬眉。她是去重庆接爸爸出狱的，所以特别高兴。
飞机经过秦岭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股强冷气团，飞机被迫下坠，情况万分危急。机长命令：全体乘客背上降落伞，准备跳伞。大家都在背降落伞，突然听到小扬眉的哭声。原来她的座位上没有伞包。周恩来在摇摆的机舱中，几步走到小扬眉身边，迅速解下自己的降落伞给小扬眉背上，并鼓励她，要像爸爸那样坚强。大家看到周恩来同志不顾自己的安危，把伞包让给了小扬眉，都要把自己的伞包让给周恩来。周恩来用命令的口吻说：“不要管我，你们要沉着，别慌张。”
由于机组人员的努力，飞机终于冲出了冷气团，脱险了。机舱里一片欢腾。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
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做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做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孙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 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致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三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也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 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五月返重庆。六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一九四○年三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庆，七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是为了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助。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

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

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就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同学说：“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就是为了光宗耀祖。”魏校长又向第二个学生，回答是：为了明礼而读书。第三个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

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摇了摇头又到周恩来面前，问道：“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在学生中威信挺高，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他在同学们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朝廷，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的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意思是说，有志气的青年，都要向周恩来学习啊！

鞠躬尽瘁全心为人民

同学们可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特别时行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越来越精致，到现在我也还保存着“两毛巾”毛主席像章。这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爱戴之情。

敬爱的周总理胸前也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但是他戴的不是当流行的圆形毛主席像章，而是一种长条形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这枚纪念章上，1/3的地方是毛主席头像，2/3的地方是毛主席书写的“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有一回，周总理去广州，宾馆里的女服务员胆子挺大，要跟周总理换像章。那时候，如果能得一枚好像章，可是一件了不起的收获。周总理笑着说：“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给你。”一听这话，姑娘赶紧自己动手摘下了周总理戴的像章，又把自己戴的那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给周总理别在胸前。到了晚上，周总理又把那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摘下来，仍然换了一枚为人民服务纪念章戴在胸前，这枚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一直戴到他去世。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在西柏坡村，倾盆大雨从中午一直下到夜间。晚上十一点钟，周恩来正在灯下批阅文件。警卫员前来报告：“附近工人住的两孔窑洞塌了，有五个人被埋在里面，其中有四个工人和一个理发员。”这时，大雨下得很猛。周恩来立刻提起马灯，手拿铁锹，冒着风雨赶到现场。他老远就问：“怎么样，人救出来了没有？”一听说土层太厚、大家还在挖，他就把身上的雨衣脱下往后一扔，拿起铁锹挖起来。一边挖，一边高声说：“同志们快挖吧，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他指挥一部分人突击挖土，一部分人迅速准备担架，并派人去叫医护人员，以便争取时间，把人救活。终于，四个工人死里逃生。周恩来穿着湿透的衣服，把现场看了看，再去检查别的窑洞。
第二天，为事故中唯一的死难者理发员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写了挽幛，还致了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