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起，中国各大中城市，都有一些著名照相馆。北京有丰泰、中国，广州有艳芳，天津有鼎章，上海有耀华、王开等等。这些照相馆或以质量取胜，或以服务驰名，或以其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或事件而名扬中外。
(一)丰泰照相馆
北京第一家照相馆—“丰泰”照相馆，开办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其创办人是从日本学成归国的任景丰。丰泰照相馆规模较大，职工达十多人，曾先后聘用摄影师刘京伦、徐子和等人。在拍摄方面，丰泰做了许多尝试，以拍戏照，合影而闻名京城。
1929年6月9日，京报《图画周刊》刊登了丰泰照相馆拍摄的戏曲演员便装像。照片为清末田际云、朱素云、路三宝中年时的合影，原题为：
光绪二十年照于琉璃厂丰泰照相馆。
该照片摄自1894年，是现在可见到的丰泰照相馆拍摄的最早的照片。
除了拍摄戏照，丰泰照相馆还尝试拍摄戏曲电影。为此，任景丰向德商祁罗浮洋行，购买了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胶片十四卷，开始了拍摄电影的筹备。1905年秋天，在丰泰照相馆的露天院里，电影《定军山》开拍了。这是一部戏曲纪录片，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丰泰照相馆技师刘京伦担任摄影师。影片共拍摄了三天，包括“舞刀”、“交锋”、“请缨”等场面。
《定军山》是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之后，丰泰照相馆又接连拍摄了7部影片，直到一场火灾使丰泰元气大伤，才停止拍摄活动。
(二)艳芳照相馆
广州艳芳照相馆，由清末经营银号的黄若云等集资开设。
艳芳照相馆主要拍摄人像和家庭合影，也拍摄大型团体合影。由于拍摄质量好，艳芳在广州、港澳和海外侨胞中享有盛誉。有的顾客儿童时代在艳芳照相，多年后又扶老携幼重回艳芳，拍摄“全家福”作为留念。
值得一提的是，艳芳还为几位名人拍过合影。早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的合影，不少是艳芳所拍。如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永丰舰上与宋庆龄女士等人的合影。艳芳照相馆还将一幅孙中山先生的大半身肖像，放大到36寸并精心修饰，悬挂于大厅供人瞻仰。
1927年，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时，也曾到艳芳照相馆拍照。鲁迅将这件事记入日记中：
九月十一日，晴。下午蒋经三来同往艳芳照相……
这张珍贵的照片，现陈列在广州鲁迅博物馆。
(三)鼎章照相馆
天津的鼎章照相馆，前身是广东人黄国华创办的“恒昌”照相馆。
后来，由天津盐商王奎章出资，摄影师王子铭接管了“恒昌”，并于1904年更名为“鼎昌”。由于扩大了规模，添置了新式布景，鼎昌照相馆在天津一跃居于首位，专为上层社会的名流拍摄肖像。
1912年，王子铭去世，鼎昌由该店学徒王润泉、李耀亭接管，改名“鼎章”。此后，鼎章照相馆再次扩大规模，营业蒸蒸日上。
多年的实践经验，使鼎章照相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当时，其他大照相馆都是采用流水作业，拍照、洗片、晒印、放大各有专人负责，互不联系，因此照片质量不易保证。而鼎章照相馆多年的做法是：施行专人合作，把拍摄和后期加工看作一个整体，各个环节互相配合。这种方法，不仅保证照片质量精良，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艺术风格，从而深受各界人士好评。
鼎章照相馆曾经为许多名人拍摄过照片。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期间，曾多次和老师、同学一起在鼎章照相馆拍照。1920年初，周恩来等学生领袖因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运动，被当局拘留。7月出狱时，受到天津学界的隆重欢迎。鼎章照相馆闻讯后，立即派摄影师赶到现场，免费为出狱代表拍摄合影，以示支持。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也是鼎章照相馆拍摄的，时间是1924年12月4日下午，地点在天津曹家花园。
(四)耀华照相馆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上海在短短的50年内发展成为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照相业也兴盛起来，居于南方各省之首。上海照相业中有四家最大的照相馆，号称“四大天王”。其中，最有名的是“耀华”照相馆。
耀华照相馆是摄影师施德之创办，在上海颇有名气。庚子年之后，耀华照相馆分为东、西两馆。东馆设在“抛球场”，由施德之主持拍照。因为慕名而来的人很多，施德之不得不申明每天上午只拍三个小时。施德之通晓化学，对摄影用光很有讲究，他主张影调有深浅变化，以突出主体的立体形态。这一主张，突破了中国摄影师只用平光照明的传统。施德之擅长放大巨幅照片，使人物肖像更加传神。此外，他还拍摄了不少着色的仕女照片，很受顾客欢迎。
西馆设在“跑马场”，室内装饰极为华丽，由施德之的女儿任摄影师。当时照相馆女摄影师在国内还没有，耀华首开此先例，并宣扬：
以女子而为妇人照相，深合男女有别之礼。
施德之的女儿也精通摄影，“其技之精，不亚于乃父”。父女二人共同经营照相馆，在当时传为佳话。
(五)王开照相馆
王开照相馆，也是上海的一家著名照相馆。它的店主名叫王炽开，所以取名“王开”。
1927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选拔赛，运动会主办者用招标的方式，招商承包运动会的各项体育摄影。
王开照相馆用高价投标，获得了远东运动会的摄影权。“王开”选派技术高超的摄影师，组成四个小组赴运动会拍摄。这些摄影师，活跃于运动会的各个角落，他们运用新式的小型照相机，抓拍到许多比赛时的精彩镜头。“王开”把这些照片连夜冲洗出来，以低价出售给各家报馆，条件是必须在刊出的照片下面，印上“上海王开照相”的字样。
由于远东运动会的巨大影响力，各家报馆都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王开照相馆拍摄的体育照片，自然受到报馆的青睐。1927年8月27日至9月7日，上海《申报》刊登体育照片49幅，其中有37幅是王开照相馆拍摄的。“王开”因此名扬全国。
王开照相馆以质量高，价格低，服务态度好而闻名。当时，全国各地的摄影师，月薪一般是20～60元，而王开以100银元的高薪聘请名师，以提高拍摄水平。照相器材也一律使用名牌产品，劣质器材坚决不用。为了避免震动影响拍摄，王开照相馆还在楼梯和摄影室都铺上了橡皮垫。在灯光方面，王开也进行了改进，拍出的照片清晰、明朗而富神采。
王开照相馆对照片质量要求十分严格，王炽开经常亲自检查照片，如果发现有断眉毛、眼睛大小不一、眼镜反光、神形不好、色调不正等毛病，就要求摄影师重拍、重印、重修，直到顾客满意为止。
(六)中国照相馆
中国照相公司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1956年由上海迁至北京，并更名为中国照相馆。
该馆著名摄影师姚经才，1938年～1956年在上海中国照相公司任摄影师。随迁到京后，历任中国照相馆副经理、经理，北方服务(集团)公司照相业技术顾问。
姚经才对摄影技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曾为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拍照，留下了人民永远怀念的照片。他还先后编著了《人像摄影》、《怎样拍好灯光人像》等专业书籍，并不辞劳苦、满腔热情地向全国各地同行和摄影爱好者传授技术，在人像摄影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分身照与化装照的盛行
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让照片更富有戏剧性，我国早期照相馆在不断更新影室布置的同时，推出了“分身照”和“化装照”。这两种摄影样式，曾经在国内风行一时。
“化装照”，是摄影师按照一定的意图或概念，让被摄对象穿上特定的服装，扮演成各种身份的“角色”，然后拍成照片。扮演的角色，种类繁多，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社会各阶层中的典型形象，理想中的人物形象等。
关于“分身照”，鲁迅先生曾有过一段描述。
较为通行的是将自己照为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为一张。两个自己即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但设若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着坐着的那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求己图”。
分身照的制作，除了鲁迅先生说的用两张底片合成的方法之外，有的照相馆还采用两次或多次遮挡曝光的方法。由此可见，当时的摄影师具有娴熟的摄影技法和暗房制作水平。
化装照与分身照，对我国照相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现今的影楼中，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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