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人物形象刻画

《左传》是我国史传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它叙事详明,生动传神,文辞优美,简炼富艳,成功地刻画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它叙述典型事件,注重矛盾冲突,留意细节描写,突出心理活动,记载富有个性的语言,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感人的艺术魅力。一、《左传》的人物叙述方法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人物叙述具有流动性。但《左传》的叙述者因事写人，把人物融合在事件中，从记事中写人物，随不同时间内所发生的许多不同事件，以不同方式，分别揭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孙绿怡在《<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中将人物形象分为两种模式——“累积型”和“闪现”型。许多大国国君和卿士大夫都属于“累积型”，因为他们的事迹分散在《左传》各年的叙事中，只有将若干年中的有关内容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绝大多数人物只是通过一件事来表现性格，笔法极为灵活，一时一事，一人一事，或一人数事，文字简练而鲜明。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虽然转瞬即逝，一闪而过，却留下非常鲜明的印象。 王靖宇在《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中说：“在中国叙事作品尤其是《左传》中，我们会遇到许多静止的人物，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静止人物在整个故事中其性格都保持不变。在《左传》中，似乎只要人物一旦被固定在某个模子里，通常他就保持不变，而且极少能有所突破。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质，我们在《左传》中找到下面的类型：善良而能干的统治者；恶劣而愚蠢的统治者；明智而忠诚的大臣；有权有势有野心而且还邪恶的大臣；为执着理念的表面义所害的可怜虫‘大公无私和有远见卓识的妇女；祸国殃民的女子；乐于牺牲自己生命去保护坏而无用的主人。”因此，《左传》的人物叙述具有类型化、扁平和静止的特点。《左传》的叙述者是在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兼述人物的。譬如郑庄公：1、不友不孝、不臣不忠“郑伯克段与鄢”是《左传》的第一件大事。此时，郑庄公继位没多久，他的弟弟与他争夺君位。他听之任之，听任他的弟弟扩大地盘以养其罪恶，待时机成熟，既而灭之。他表面上是容忍等待，实则蓄意斩草除根，用心险恶见其不友。庄公对母亲极为愤恨，但后来为了显示自己虚伪的孝道，用在“黄泉路上”挖地道的方法与母亲见面，由此见其不孝。隐公三年，周平王不想让郑庄公做王室左卿士，郑庄公心怀不满，周平王心怀担心，于是双方互换太子作为保证。后来，周平王未履行诺言，郑庄公便派人去劫掠周王室的麦；秋天，又取其禾，由此见其对周天子的跋扈与不忠。郑庄公对周王室既跋扈又利用。在“周郑交质”不久，隐公六年，郑庄公亲自去朝见天子，隐公八年再去，直至周王室谅解。2、贪婪虚伪、奸诈多谋隐公十一年，郑庄公联合齐鲁伐许。他虽然很有野心，却有所顾忌，不敢直接取许。他让许大夫百里丰许叔以居东偏，作为傀儡政权，又叫郑大夫公孙荻居许西偏位监督。他跟许大夫讲话，起初安慰和恭维许国，拐弯抹角，最后一句“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也。”表面上希望许国保护郑国，实际上是希望许国永远成为其保护国。这段话既抚恤了许国，有体现了郑伯的“仁至义尽”。其贪婪和虚伪由此可见一斑。桓公五年，郑庄公打败王师。天子本人也被箭射伤。郑庄公不但没有追击王师，反而犒慰王师，假装慈悲，其奸雄性格此时发展到了顶峰。 二、《左传》的人物叙述技巧 1、在细节中展现人物个性在历史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诸侯卿相及其追随者和破坏者，在春秋那个动乱的时代，政治和军事纷争不断，《左传》人物多在重大的政治和军事纷争中展示个性特征，作为叙事散文。《左传》重在叙事，人物性格的种种，包括生活细节便和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例如，郑庄公在与其母亲、弟弟的矛盾表现在争夺权位的斗争，而非家庭琐事。《左传》通过细节刻画来展示主要人物的个性和感情的变化，逐步深化人物形象。郑庄公将幽禁母亲，并发誓不及黄泉，不得相见。但后来“良心”发现，于是取颍考叔隧道相见之计，与母亲见面。这里的细节描写揭示了孝道孝行的虚假，丰富了郑庄公的形象。2、融补叙和插叙等艺术手法与细节当中《左传》的叙事用了多种叙事技法，补叙、插叙、追叙等等，其中在表现人物的细节描写中亦不乏这些细节的描写技巧。这些叙事手法的运用，使人物的个性更加鲜明。例如；写重耳逃亡一篇，便是从19年前写起；《郑伯克段与鄢》开头从“庄公寤生，惊姜氏”写起，郑庄公与母亲的弟弟的矛盾便由此埋下伏笔，为后文表现庄公的性格作了铺垫。3、对话和行动表现人物《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构成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极少人物的外貌和心理等主观因素的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行动和对话展现人物形象。例如：《鞍之战》中郄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郄克、张侯和郑丘三人同仇敌忾，在对话和行动中再现了他们视死如归的气概。 三、《左传》的人物评价 《左传》中叙述者的评价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形式，即在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孔子曰”或其他某名人“曰”的形式，来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作者自己不说话，而是假借他人之口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表现郑庄公的不友和不孝，不忠和不敬时，叙述者是通过人物在事件中的言行来表现人物，而极少作直接的主观评价。同时作者善于通过对比的方式刻画人物，譬如：郑庄公在有意冒犯周天子之后，又去慰问周天子，这里既嘲笑了周襄王的无能，揭示了周王朝的衰败，也讽刺了郑庄公的城府和虚伪。实际上这篇作品为《左传》开宗明义，是整个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缩影。作品中的颍考叔是个小人物，作用却不可低估。文末作者假借“君子曰”介入评论，表彰颍考叔的孝道，表明了作者维护礼乐制度的态度和用心。多数情况下，《左传》叙述者假借社会舆论家的身份进行评议，不直接判断是非，也没有改变对人物的批判原则。如：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薀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藨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该段没有从正面说明周、郑谁对谁错，而是说双方不该背弃礼仪，不忠不信。对于郑庄公的不取许，认为对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来说，有其难能可贵的一面。作者用一句“失正刑矣”，批评郑庄公对“组颕”一事的处理，可见作者对事不对人，原则性很强。

下面拟就这两大基本类型进行分析。 一 “累积型”人物形象分析 　 襄公三十年子产初为政，国内的政治局势很不安定，七大强宗并与国政。罕、驷、丰三氏为同母兄弟，关系密切，更为强中之强。“安定国家，必大焉先”，使三氏顺服是安定局势的关键。此时罕氏已与游、印氏同为执政，唯有驷、丰不服。所以子产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有事伯石，赂之与邑”。他非常懂得人“无欲实难”的道理，因而采用“贿以利”的方式制服丰氏。然后，在处理子?（子驷之子）、子南（子游之子）争婚的纠纷中大大削弱了驷氏的气焰。争婚案的裁断是十分微妙的，明明是子?的不是，子产却判了个“直钧，幼贱有罪，罪在楚也”，定了子南五条罪名，发配到吴地去了。因为在各大族都干预这一纠纷的棘手情况下，必须首先稳住驷氏的情绪，欲擒故纵，等待时机再将其置于死地。调解、平衡各大族间的关系，保持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这就是子产内政的基本策略。不毁乡校的宽容，也主要是考虑到本阶级成员的利益，而对于一般民众他则是主张用严法：如德不足，为政“莫如猛”(36)。 　 在对外事务上，更可见子产的机敏和应变能力。他审度晋楚两霸对峙而又相互制约的形势，为郑国选择了依附晋国又不开罪楚国的两全之策，在避免轮番遭受侵害、蹂躏的同时，又保持较多的自主权利。他凭借郑国绾毂南北、联络东西的重要枢纽位置，争得国家的自守自立。为了应付大国贪得无厌的索求，子产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拒绝大国的无理要求，或争（班贡争承）、或严辞声明（遗范宣子书）、或婉言推托（辞韩宣子求环）。对大国鄙夷郑国的任何行为，则策略地予以违抗（坏晋馆垣、答晋问驷乞之立故），不卑不亢地维护国家的尊严。 　 子产是一个完美的贵族执政的形象，凡是理想官吏所应具备的品质，在子产身上都得到了最具体的表现。《左传》作者对他没有一句空泛的赞词，没有一处抽象的评论，子产的性格特征完全是通过描述他在政治生活中的一言一行表现出来的，读来生动而感人。或如冯李骅所言：“读其文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左绣?读左卮言》） 　 从以上三个“累积型”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左传》人物描写的一些基本特点，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具体的记事描写人物，在记写人物事迹时，特别注意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这种选择 ，体现着作者描写人物的能力。 　 具体的记事首先必定是有关国家安危存亡的政治事件。因为只有在政治事态最为紧迫的时刻，才能充分表现人物的性格和能力，这正如后代文学作品中的以“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一样。因此写晋文公就一定要写骊姬的谋乱、晋公子的出亡、城濮大战；写楚灵王就势必要记他弑君自立、大会诸侯和蔡公因乱夺权等大事，写子产就必须记录春秋史上第一次“作丘赋”和“铸刑鼎”。虽然这些本来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但是它们在表现历史人物方面却成为人物形象活动的“典型环境”。可以说，在记事中写人、在写人中记事，这是《左传》的重要写作特点。 　 第二，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是和时代的政治标准（即“礼”）密切相关的，作者的审美观念在人物描写中表现 为明显的倾向性。 　 大凡言行符合“礼”的就是好人（明主、仁君、贤相、良臣），违反“礼”的就是坏人（昏君、暴君、庸君、乱臣、贼臣）。而且好人便处处好，坏人便事事坏。晋文公生来就注定要为王称霸，子产的足智多谋是自小如此的，楚灵王则一露面便是个无赖公子的形象。此外，在《左传》里好人事事有吉兆，坏人时时有恶征，占卜、梦境、天象及智者的言论都是证明。其实，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好人不可能没有过失，坏人也不可能事事皆错，人们不能如此简单地预料人的一生。《左传》的描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历史家在既成事实之后，重新考察历史人物以往言行得失的结果，作者把这种历史的鉴定赋予了《左传》的人物形象。因为历史给人们提供的借鉴和榜样是一定要明确而典型的，不能亦好亦坏，故此人物形象呈现为单一的色彩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一点在下文对“闪现型”人物形象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更具体的证明。 二 “闪现型”人物形象分析 　 《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件事（每个人物）来表现性格的。这类写人的笔法极为灵便活泼，一时一事，一人一事，一人数事，文字经济而人物鲜明。这些形象的出现虽一纵即逝、一闪而过，然而却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很像绘画艺术中的“速写”，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特征，在一瞬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记。 　 因为《左传》中的这些形象并非历史人物的完整显现，所以在某件事或某一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往往只是他们某一方面的性格要素，我们只有在同一类的形象中，才能看到较为完整的人格。以下拟分三类形象来分析：封建的武士、地位卑下的小人物和各种女性。 1.封建武士的形象 　 武士是封建时代“士”阶层中的骨干，是“国之干城”。《左传》中这类人物极多，虽然作者并不给他们很多单独表演的机会，但是他们全体所表现出来的武士性格却是鲜明而壮美的。概括地说，这些形象的基本特征就是真诚、尚公、忠于职守、信守誓言。他们有勇力，知荣辱，不近女色，不惜生命，而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们永远无条件地效忠君主。这在本质上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十分相似，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是中国的“武士”。 　 隐公四年记“石雌大义灭亲”，石雌在《左传》中仅此一见。“义”是石雌性格的唯一特征，“君子”称他为“纯臣也”。为了保全国家的利益，为了忠于为臣的职责，他可以杀掉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武士的品格。在这里没有西方文学中常见的理念、情感的矛盾，也不必担心杀了儿子会被人认为残忍和无情。 　 在《左传》里，同样是忠于职守、不违君命的人物还有许多。郑国的原繁，为臣无二心，在郑厉公出亡期间“典司宗吊”、“无里言”。但是郑厉公返国后却怀疑他的忠诚，原繁以一死表白自己的忠贞无二（《左传?庄公十四年》）。晋国荀息受晋献公遗嘱为顾命大臣，辅立奚齐，他“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然而事终不成。荀息信守自己的诺言，“死之”（《左传?僖公九年》）。卫国元?受君命奉叔武摄政，卫成公听信谗言杀死了他的儿子，而“?不废命”，仍然奉夷叔以入守（《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尽管他们效忠的都不是什么明君圣主，但只要是君，就必定对之忠心耿耿。 　 又有楚国左司马文之无畏，从国君田猎，“宋公违命，无畏?其仆以徇”，他“当官以行”，不因为“爱死以乱官”（《左传?文公十年》）。晋国使臣解扬，到宋国去报信，不幸被郑人俘虏送往楚国，“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解扬假意应允，“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他对楚子的回答是武士本色的最好体现： 　 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炻，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左传?宣公十五年》） 　 再有，卫大夫孔达为解除晋国对卫的军事讨伐，勇敢地承担了引起祸端的责任：“苟利社稷，请以我说！”（《左传?宣公十三、十四年》）遂自缢而死。卫国因而免除了一场灾祸。齐大夫华还与莒军相遇，情况危急，“莒子重赂之，使无死”，华还义正辞严拒绝了：“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于是奋勇迎敌（《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臣公孙青聘于卫，适逢卫国内乱，卫灵公避乱郊外，公孙青就遵照齐景公“阿下执事”的命令，在不能行聘礼的情况下，“以其良马见”，并且“亲执铎，终夕与于燎”（《左传?昭公二十年》）。楚臣申包胥如秦乞师，“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而他立了功并不要任何奖赏，因为是“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左传?定公五年》）。 　 这是些可歌可泣的形象，他们信守“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君，耦俱无猜，贞也”（《左传?僖公九年》荀息言）的信条，在名利、生死面前表现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们的事迹至今读来令人感奋。如果除去“忠”、“义”道德的封建内容，那么这种不苟活、追求生命价值的精神又是何等可敬可叹啊！ 　 武士崇尚勇力，惊人的膂力和过人的胆量都是他们的骄傲。晋国魏?力大无比，胸部受了重伤仍能“距跃三百，曲踊三百”（《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鲁国叔梁纥能用手托住悬门；狄?弥能“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橹”；秦堇夫缘索登城，“及堞而绝之，队，则又悬之，苏而复上者三”（《左传?襄公十年》）。再有像养由基、魏?、颜高等(37)神射手，作者都给了他们应有的荣耀。 　 武士有最强烈的荣誉感，自尊心极强，视名誉高于生命。《左传》记下了无数动人的事例：鲁公孙敖之二子受孟献子的宠爱，但为了辟除谮言，同在战斗中以死雪耻。（《左传?文公十五年》）晋襄公车右狼搀，在箕之役被先轸罢黜，不禁大怒，但是当其友欲为他发难时却被他制止了，他说：“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他在激战中“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左传?文公二年》）晋厉公车右栾嫘，迁延之役中因耻晋之无功，“与士鞅驰秦师，死焉”。（《左传?襄公十四年》）鲁大夫臧坚被齐国俘虏，齐灵公派阉人夙沙卫去慰问他，臧坚耻于“使其刑臣礼于士”，“以?抉其伤而死”。（《左传?襄公十七年》晋先轸则因“逞志于君”而“自讨”，“免胄入狄师，死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众所周知，著名的?之战的直接导因即是晋将嘤克在齐国受到了羞辱(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