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完善科举制度的措施：
唐太宗把学术文化提到与治国好坏相关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近代(指南北朝以来)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原因就是大臣们不读书，“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力纠重武轻文的弊风，提倡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唐太宗扩充学校，加强管理。管理中央学校的机构为国子监，其下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唐太宗常到国子学、太学视察，关心学校教学。在他支持下，增筑校舍1200间，增加生员至3 260人。以后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都派遣子弟到长安的国子学学习。“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国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长安成了国内教育中心和文化传播基地。
为了广开选官的途径，唐太宗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度，这是唐代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唐代的科举每年定期举行，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考试科目以明经、进士二科最重要。进士科在隋朝仅试策论，即对时事和政治的看法。贞观八年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加试帖经、杂文。进士科每年应举者少则八九百人，多则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过十余人以至三十人左右，录取比例不过百分之一二。由于应举者多，录取名额少，50岁能考中进士的人，还算年轻，仍被看作“少进士”，终身不第的居大多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形象地刻画出进士登第的难度。贞观末年，唐太宗扩大进士科，提高了进士的进身之阶，对于唐朝前中期科举制的兴盛，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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