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你所体会到的《风筝》一文所表现的情感和内容。《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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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对北方的冬天已有风筝感到“惊异”,因放风筝一般在春天。因风筝而沉入少年时代的关于故乡的风筝的一段记忆,回忆起虐杀弟弟心灵的往事而感到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的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这里我们可以体会鲁迅的童年和故乡情结:回忆中童年的故乡的的美好与温暖与现在的远离故土的肃杀的严冬的当下感觉形成对照。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故乡和童年已经逝并无从返回的叹惋!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它,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
人各有所好,“我”不爱放风筝很正常,甚至产生“嫌恶”的感觉也是“我”的自由,因为有时候一个人对某种东西的讨厌并没有太多理由好讲,但如果嫌恶的理由是“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就值得分析了。一方面是望子成龙的“出息”心态,而在中国,所谓“出息”就是比别人当更大的官挣更多的钱有更大的名声,成为人上人,个人的天性心灵幸福爱好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一切以功利为转移,在今天这种心态仍然普遍存在并且非常严重,成为异化中国教育的一种社会氛围。我认为我的动机出发点是好的,类似于现在的很多家长和教师以爱或者为你好的名义,一心希望孩子按照自己设计的道路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丝毫不顾及孩子的个性和内心感受。今昔对照,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尊重人的天性和心灵的文化与传统。从创作心理来看,鲁迅幼年丧父,作为长子承担着家庭的重担,深味世态炎凉,敏感的内心产生了很强烈的屈辱感,出人头的心态恐怕更加强烈。当然,由于不知道此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就无从考证此时鲁迅父亲是否病重或者死去!所以仅仅是我的一种悬空猜测!
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竟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多病,瘦弱不堪”这种身体状况本不健康,正需要更多的游戏活动来加以改变,或者某种意义上也是被我禁止玩的结果。同时,为下面埋下伏笔,弟弟羸弱的身体使得他根本不可能反抗占有强势地位的“我”对他的支配控制和精神虐杀。“我”不许放,一方面是因为从观念上说,放风筝没出息;从伦理上说,长兄为父,“我”拥有对弟弟的绝对支配权,不让他放是为他好;从思维方式上说,是以己之好恶为好恶,己所恶强人恶之;从游戏规则来说,这是一种强者和长者本位;从人性上说,是一种对弱小者的奴役控制和支配统治欲,权力中心即真理中心,尽管可能这是连作者都没有意识到的;从教育角度说,这是一种成人思维来宰制儿童天性!尽管此时“我”也许还并不是成人,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毋宁说是如此。少年鲁迅的思维方式同样是承袭的传统社会的普遍观念和思维方式,正如他所说,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现了他。
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
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破获秘密获得满足,愤怒他瞒了自己的眼睛。“我”认为自己有权力掌控别人的个人兴趣和私人空间,认为弟弟做什么事情都要向自己报告,不能瞒着自己。这是一种专制权威人格的典型表现。在哥哥对弟弟,父母对子女,教师对学生,上级对下级,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态度和做法上,这种心态都常常会体现出来。因此此一发现乃是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支配,窥探的潜意识心理的揭示。鲁迅自己对毁坏风筝践踏弟弟心灵的暴虐行为的解释是:落后的观念,认为放风筝是没有出息的行为;知识的不足,原来不知道玩是儿童的天性,是正当的行为,阻止孩子玩是对其精神的虐杀。实际上这种心态和行为也是一种人性残酷的流露,强者在对弱者的摧残和折磨中获得极度的快感和满足感。我们从咸亨酒店中人们对孔乙己的折磨和嘲弄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被折磨者痛苦不堪,自己却非常快乐,而对他人的痛苦毫无觉察。但“我”也曾经有弟弟那么小的时候,曾经象他那样具有过孩童的天性,我们从《从百草原到三味书屋》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何以“我”现在就丝毫不能理解自己的弟弟?一个人年龄渐大,因生理心理的自然发展变化,就会逐渐疏离儿童时代的心理,如果对自我不加警惕,就很可能以自身之好恶和观点强加到儿童身上。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到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坠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坠下去而至于断绝,它只是很重很重地坠着,坠着。
鲁迅具有中国人中少有的罪感和忏悔意识,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大多数人都灵魂麻木的国度,这是令人吃惊的!那么在缺乏神性之维的情况下,这种罪感来自哪里?这跟鲁迅的人道主义意识及对精神和心灵的重视有关,跟他自身心灵的敏感和丰富有关,跟他抉心自食对自我深层人性和阴暗面的探索和挖掘有关。鲁迅通过对自我的罪的反思来警醒读者的心灵,使他们因受到触动而反思自身。他这种对于自我内心的返观,审视和忏悔,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称之为“回心”,这是从个体意义上讲,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是对国族历史和文化伦理的反思。
如果断绝会怎样?坠着而又不至于断绝,一种并非惨烈的沉重而钝痛之感压在内心成为良心的长久的重负。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 ”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犯过的错,伤害过的人,无法补救,为摆脱这种良心的自我折磨和求得心安,追求一种并无实际意义的形式上的解脱,仍然是一种自欺心态!对自欺心理的一种警惕和批判和鲁迅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象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记不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这里鲁迅是不是通过对他弟弟的缺乏记性的批判来批判中国人的善于忘却?从个人角度来看,我觉得这种遗忘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小时候经历的事不可能都能记得,时间能埋葬掉多少往事,即使是一些刻骨铭心的伤痛也不总是记得住,遗忘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否则所有的人都如鲁迅一样记得深广和久远的痛苦,活着还不成为一种折磨?另也可能是因为弟弟认为哥哥本来就是对的,自己确实不该放风筝,所以当时虽然或者伤心,很快也就忘记了,本来就不认为自己对,又怎么该怨恨呢?被虐杀而不自知,就如现在的学生一样,主动要求老师对他们在所谓的应试学习上要求严格一点!许多普通的百姓不也是这样,被统治者压迫和虐杀而毫不自知从而也毫不反抗吗?按理说,虐杀者和被虐杀者都需要反思,我的虐杀也跟被虐杀者的顺从有关系,被虐杀者的温柔驯顺适足以激起虐杀者的施虐欲。作为个体的我还可以反思自己的罪,但作为一个群体的政党或者国家机器有这种反思能力吗?如果说,个体遗忘了这种伤痛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群体如果对历史的悲剧也毫无记忆就必须批判了。我在上历史课的时候跟学生讲建国三十年历史中残酷和非人性的一面,学生也会惊异地睁大眼睛说:“有这样的事吗?”好象我是在撒谎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此处的批判也并非全无意义。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回忆中的感觉并不仅仅是故乡的美好亲切和童年的纯真与无忧无虑,同时也有对自身罪责的沉痛反思。这是一种对故乡和童年回忆的非诗化叙事。鲁迅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既有美好的一面(如《故乡》中对与闰土友情的回忆,如《社戏》中的故乡和童年记忆),也有痛苦的反思的一面,区别于专门回忆美好一面的粉饰和诗化写作,而在回忆或写童年和故乡的文章中最容易犯单一化的诗化叙事和抒情的毛病;“无可把握的悲哀”,一是指悲哀程度,类似于无限的悲哀;同时指没料到弟弟忘记,连求宽恕而不得,所以悲哀无法摆脱;即是对自己的身上的人性恶和旧的痕迹的悲哀,也是对弟弟的善于忘却、主动认同这种虐杀及缺乏反抗和复仇精神感到悲哀。只有真诚高贵的敢于正视自己的内心和反思自己的人才可能写得出这样沉痛的文字,仍是一种灵魂高度的表现,非仅关乎才气和智慧。在回忆中虽然有虐杀弟弟精神的痛苦的忏悔,也有春天以及故乡景物的温暖而美好的记忆,但毕竟只是回忆而已,故乡和童年无法回去,从故乡的春天拉回到眼前的冬天,到现实的严冬式的肃杀的社会环境和悲凉的生命感慨,自有怅然若失和无可把握的悲哀之感!所以这里的无可把握的悲哀就有三重心境:一是想摆脱罪感和求得宽恕而不得的沉痛;其次是对被虐杀者的失忆和无怨的感慨;还有故乡童年失落的悲哀;最后是眼前的社会黑暗给人的肃杀和冬天感。百感交集,自是无可把握。
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因北方冬天的一、二风筝而产生对故乡的春天和风筝的回忆,因回忆而想起自己的罪过,因无可摆脱的罪感而痛苦悲哀,因悲哀而试图摆脱让自己联想到痛苦往事的春天景象,所以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里。这里出现了悖论,居然要躲避春天到寒冷的冬天摆脱悲哀,与惯常的思维相反,内在的心情与环境形成反差,春天让人联想到痛苦,而到冬天去躲避痛苦。可是无法躲避,因为冬天本就给人带来寒威和冷气。这种感觉已经不仅仅是自己回忆起少年时代的罪的悲哀,同时还有冬天带来的实在的身体温度感,也是当时军阀统治的社会政治给我的内心造成的黑暗感觉。从而个体的、自然的社会,回忆中的和现实的寒冷感融合在一起,无比强烈又无可逃避。
一些联想和感慨
写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读大学的时候寝室同学关于这篇文章的议论,虽然具体的观点已经不复记忆。我们寝室有六个同学,除了我,只有上铺还算文学爱好者,其他人可能对鲁迅并无特别的偏爱,很可能也没系统地读过《野草》。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熄灯以后聊天,我的上铺提到这篇文章,说起鲁迅发现弟弟偷偷地做风筝而砸烂之并傲然而去的场景,大家都发出了惊叹之声,显然有很深的触动和感慨。我们寝室的六个同学都不是独生子,这种触动很可能是因为感到这个场景揭示了兄弟关系乃至人性中的一种普遍的又很少被人正视的东西。人们说起亲人之间的感情常常是温情脉脉,其实不完全如此,当同处一家庭的时候,相互之间的隔阂,争斗,敌视是很常见的,占在强势地位的兄长对弟弟的支使和精神虐杀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哥哥对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弟弟都可能有过类似之举。而那种兄弟情谊更多的时候只有在分离的时候才体现出来,更多地应了“远亲近仇”的俗话。如果看过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现实一种》你或者也会产生类似的联想和感慨。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性如此冷漠麻木,普遍缺乏爱的能力,缺乏情感的敏锐和丰富,缺乏灵魂的深度并以情感和心灵的低级粗鄙庸俗残酷为自豪的社会里,真情流露是要遭到嘲笑和伤害的,内心的柔软和细腻,情感的丰富和热烈会被看作幼稚可笑和不成熟的表现。同时可能因自身的心灵情感受到过伤害,出于一种保护性反应,情感和内心就逐渐变得坚硬,冷漠,粗糙,残酷,从而对别人柔软敏感细腻的心灵缺乏同情、了解和体察,往往会肆意加以践踏和嘲笑而不知,这是在一个险恶冷酷的社会里成长和成熟所付的代价之一。所谓成长也就意味着纯真的陷落和梦想的破灭,成熟过程就是一个堕落和泯灭人性良知和正义感的过程。当然,一个人也不可能长期停留在天真幼稚的状态,在内心经历了幻灭和遭受了创痕之后,仍然保留内心的纯净和柔软,情感的丰富和细腻,同时又不失坚强,理性,成熟,丰富和深邃,这恐怕才是一个人应该达到的一种正常状态,而真正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宗教信仰在这种保持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在大陆中国人整体粗鄙化冷漠化和无心灵化的状态下,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情感和人性状态,从而精神和人性的发展呈现一种痞化兽化流氓化堕落化的状态。而往往一个时代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精神状态由占强势地位的群体和多数人确定,少数正常的具有敏感丰富而高贵灵魂的人反而成了不正常的异类,有时候一个人就已经不知道是整个时代发疯了还是自己疯了?
这种粗糙、荒寒和冷硬的内心我是有过切身感受的。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纪的时候,我养了一条小狗,而我一直是很喜欢小动物的,尤其是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很亲密的朋友一般,每次出门上学前,我的小狗都会送我出门,而我每次都要给小狗招手再见。结果有一次,我的一个邻居妇人看见了,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手势僵在空中,因为我一直就知道她是一个冷酷刻薄的人,果然他的脸上露出嘲弄哂笑的表情。而过了一两天,我就无意中听见他正在讲一个笑话似的跟另一个妇人说:“那条狗是他的婆娘,出门的时候都还要做再见!”这种冷酷,这种对一个孩子情感的嘲弄和伤害,我至今都不能忘记!而时至今日,我们社会上的许多人都还是这样的人,自己已经粗鄙低劣到了可怕的地步而不自知,以冷酷低劣粗鄙庸俗浅薄为荣,实在是颠倒到了可怕的地步。
想知道原创是谁吗?是现在网络上很火的一个人,范美忠老师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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