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不肯自立为帝？

公元1864年7月,当曾国藩统帅的湘军占领天京之时,其弟曾国荃私下遂劝曾国藩利用湘军的实力和自己的威望,灭清廷而君临天下;又某日,曾国藩寿诞,湖北巡抚胡林翼来贺,交谈间,书写一纸条,曰:"今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再者,当时太平天国阵营之中,亦有人劝曾国藩自立为帝.忠王李秀成被捕后就曾表示:"愿以长江西岸数十万部,拥戴为帝."然而,面对这诱人的皇帝宝座,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他以"天道不可违",断然拒之,甚至解散了他一手培植的二十万湘军.
梁启超曾云:"金陵已复,(曾国藩)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又云:"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李文忠公事略>)今天,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曾国藩之所以不敢称帝,乃是"担忧生灵涂炭,国家因此而分裂,使其不敢冒此政治风险."我以为,曾国藩不敢称帝的根本原因,缘于他未能摆脱"奉天道而忠君抱国"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深受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仁义""和谐"的思维影响;缺乏政治家所具备的胆识与血性,加之某些历史和客观原因,他只能"汲汲欲自引退"矣!

(一)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证明,天道不仅是笼罩在封建帝王头上的"神圣光环",也是臣辅们头上的一顶"金箍咒".汉代大儒董仲舒曰:"万物非天不生."又曰:"道源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见,天乃是创造人类和万物之最高主宰,天道则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律.那么,究竟由谁来代表"天道"?董仲舒又曰:"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天子."(<春秋繁露>)不言而喻,皇帝才是天道的代表.因为,"天子受天命而有天下"耳.
缘于此,为臣之道必"循天道而忠君."我们考察曾国藩的一生便知,"忠君"二字可以说是贯彻始终.他在一封家信中曾写道:"余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于是,这"忠君报国"的价值观,也同时生成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然而,他的责任感乃至政治主张及其实施,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维护满清王朝的专政统治.他对朝廷惟命是从,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乃是他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我以为,这曾国藩的确是深谙为臣之道。殊不知，他纵然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政治抱负，但绝无“取君而代之”的思想。诚如诸葛亮所言：“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因为，忠君乃臣之职守。我们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存环境。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对应那个环境而产生的一种行为规范和准则。换句话说，为臣的一言一行，只能在皇权内选择，也即在体制内选择。反之，便是犯上做乱，天下必诛之也。
譬如，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死后，以吕后为代表的吕氏宗族把持朝政。至公元前180，周勃，陈平等人平叛诸吕，拥立刘恒为帝，史称汉文帝。这历史上的“诛吕安刘”之举，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刘氏为帝乃刘所归，而吕氏称帝，则是违“天道”之非分之想，是一种扰乱“天意”的大逆无道之行为。诛之，当然是行“天道”之理。
简而言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道德中，“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事实上，自春秋之后，无论君王政体与否，这个民族的基本精神，始终未变。这固有文化道德精神，已融汇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代子孙的心灵深处。试问，被誉为“忠臣典范”的曾国藩，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立为帝乎？

（二）
在中国儒家文化主张“和谐”思维方式影响之下，长期熏陶于“国家与皇帝一体”这文化心态之中的臣辅和士大夫们，不可避免地养成了“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圆通自保的心理。曾国藩为官之初，虽说在官场之中，已滚爬十余年，但始终徘徊于权力场之外。直到经穆彰阿一手提携，才如愿以偿地爬上了二品京官的高位。然而，身在权力旋涡中，也同时为个人的命运和心理增加了几多变数于压力。当他连续上疏咸丰帝，批评其“疏于国之大计”而差点换来飞天大祸后，便磨圆棱角，悄然收起锋芒。即便他后来统帅湘军，一举攻下天京，而被誉为“中兴之臣”，但他深知“功高震主”所带来的主张危机。因此，急流勇退，便是最佳的途径了。
何缘如此？乃是儒家“仁义”“和谐”思想使然。儒家的“仁义”之道（或曰王道），乃是人伦与天道的统一。《尚书。洪范》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因而，“性善”是王道的理论基础，“仁义”则是王道的核心。王道乃是协调，是仁爱。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尝云：“天下之本在君，心之术在仁义。”苏洵亦云：“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这里的心，实为和谐圆通之术。我以为，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乃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忠毅精神。这固然有着洁身自好，浊世无尘的积极因素，但他不可能捅破“君权天授”这层薄纸。而他所谓的忠毅精神，也不过是为了维系“对上以忠，对下以诚”，这封建君臣秩序而已。因此，在儒家“仁义”文化的主流意识影响之下，臣辅们本质上说，都是皇帝的奴才。再则，对封建统治者而言，儒家“仁义”“和谐”的思维定势，也不过是“奉天承运”这天道观的衍生。因此，曾国藩不当皇帝而选择了“急流勇退”，绝非“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