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通货紧缩的日益加重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当前应当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去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在实际上也已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以防治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未能有效地改变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预期。这是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之一。现在应是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如较大程度地提高居民特别是贫困层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增发国债，适度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等，以改变公众的“通货紧缩”预期，有利于形成对明后两年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合理预期，提升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信心与人气。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本质上是一种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一种特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自1993年下半年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延续了五六年的时间，是因为1993年后我国通货膨胀势头过猛，难以在短时间内治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不应把长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应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形势适宜调整其政策取向。从当前的情况看，我们应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以达到明显改变社会预期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一种灵活的调控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两者缺一不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当前走出通货紧缩困境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仅靠财政政策还难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现实的中国经济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通货紧缩缺口，经济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宽松式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最终都要表现为增加的货币购买力上。如果此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或减少，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导致的购买力的增加就不能实现，从而不能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例如，去年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扩大内需，主要是靠增发国债而实现的，而国债规模是受各种条件约束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仅依赖现有的可借债规模，似乎难以达到拉动内需目的。所以，在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增加了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以定向长期国债为工具，以基础行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是中国9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这是我国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成功范例。而且，在当前买方市场和通货紧缩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反弹的。相反，它将有助于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为启动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
3.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促进经济景气复苏。在当前出口需求、国内消费需求短期内难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制约下，启动投资需求，选择好投资增长点，通过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是极为重要的选择。为此，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扩大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在当前，加大国家财政资金对电信、铁路、公路、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较长时期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总体上还相当落后，而基础设施本身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大多属于上游产业，既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又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且一般不会造成重复建设，所以对经济特别是投资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是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2）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在启动企业投资中的作用。从投资主体上讲，投资包括两大部分，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我国现在最欠缺的并不是资金来源而是民间投资意愿。因此，扩大国内需求，对投资需求而言，除了增加政府投资之外，政府还应着力创造和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改变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增加企业的投资信心，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财政除了继续实行一些减费和费税并轨措施之外，还要采取适当降低部分周期较长、回报率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扩大财政贴息，动员民间资本按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进行投资，较大幅度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等有力措施。
4.实施强力的财税政策，摆脱消费低迷，刺激经济增长。自1997年以来，我国物价持续走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增长。如果占GDP将近60%的最终消费的增长不能回升到正常的水平，就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应运用积极的财税政策适度地刺激消费，促进消费需求回升，拉动经济增长，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消费是收入（包括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函数，因此，增加居民收入并形成稳定的预期是启动消费市场、拉动消费需求的关键之举。就财税政策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加大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力度，增强全社会的消费能力。收入分配政策直接制约消费者的能力和选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改革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对贫困阶层的救助上。这样可以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的发展，达到降低富人的收入以降低他们的储蓄倾向，同时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能获得最低消费需求，总体上提高消费倾向；二是实行稳健的收入增长政策。在收入增长政策中，关键是通过逐步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促进劳动力流动，实现人力资本化。只有人力资本化，预期稳定，消费者才能理性地按“生命周期”来配置其收入，从而使消费——收入分割稳定化，有效地抵御“消费紧缩”或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同时，政府还应通过对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保护价格收购，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等手段，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其消费需求。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加居民即期消费。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国的改革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这直接触及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如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退休福利和养老保险等都面临着市场化的选择，医疗、教育、就业、退休制度都在不断地给人们风险信息，社会福利制度解体和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既强化居民对收入的低预期，又直接要求规避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及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跨时的消费——储蓄最优均衡必须被纳入消费者的决策中，消费者将会变得谨慎起来，可能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可见，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对于未来支出的预期，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趋向。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实现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关键。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不应是考虑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支付比例问题，而应该重点考虑是否能够从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过程中，划出一块国有资产、出售部分上市国有企业国有股份或开征专项税收，筹集资金注入社会保障的可能性问题，把它作为对老职工长期劳动积累的补偿，其中的一部分可以专门用于下岗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培训。hlm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财政的基本特点，我国财政政策的目标可以概括为：
1、充分就业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失业率上升必然是宏观经济的衰退和箫条的标志，而失业率的下降必然是宏观经济回升和景气的标志。而且，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失业和再就业必然是政府关心的的首要问题。因此，宏观财政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必然定位于充分就业之上。
2、物价稳定
物价稳定是各国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经济发展速度的回升和加快，往往同时伴随着物价的上涨。所以，通货膨胀不仅是对于既有的各种经济秩序的破坏，尤其是物价的上涨导致债权的真实价值下降，形成债权人的损失和债务人的收益，而且还是经济过热的体现，因此控制和治理通货膨胀就成了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3、收入分配合理
收入分配合理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收入分配不合理、在传统体制下表现为平均主义分配，“吃大锅饭”，这无疑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抑制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表现为贫富悬殊，收入差距过大，这无疑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说明两种经济体制在分配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市场分配的基础上再实行政府分配即财政分配，从而实现收入的公平和合理，无疑是我国财政政策的又一个重要目标。
4、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是指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必然呈现周期波动状态，即其运行总是在繁荣景气和衰退萧条之间转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已无法克服和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所以需要政府干预宏观经济运行以尽可能地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使市场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运行，宏观财政政策就是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状态的基本手段之一，故经济稳定发展是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
.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通货紧缩的日益加重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当前应当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去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在实际上也已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以防治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未能有效地改变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预期。这是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之一。现在应是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如较大程度地提高居民特别是贫困层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增发国债，适度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等，以改变公众的“通货紧缩”预期，有利于形成对明后两年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合理预期，提升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信心与人气。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本质上是一种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一种特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自1993年下半年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延续了五六年的时间，是因为1993年后我国通货膨胀势头过猛，难以在短时间内治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不应把长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应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形势适宜调整其政策取向。从当前的情况看，我们应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以达到明显改变社会预期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一种灵活的调控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两者缺一不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当前走出通货紧缩困境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仅靠财政政策还难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现实的中国经济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通货紧缩缺口，经济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宽松式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最终都要表现为增加的货币购买力上。如果此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或减少，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导致的购买力的增加就不能实现，从而不能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例如，去年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扩大内需，主要是靠增发国债而实现的，而国债规模是受各种条件约束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仅依赖现有的可借债规模，似乎难以达到拉动内需目的。所以，在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增加了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以定向长期国债为工具，以基础行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是中国9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这是我国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成功范例。而且，在当前买方市场和通货紧缩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反弹的。相反，它将有助于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为启动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
3.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促进经济景气复苏。在当前出口需求、国内消费需求短期内难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制约下，启动投资需求，选择好投资增长点，通过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是极为重要的选择。为此，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扩大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在当前，加大国家财政资金对电信、铁路、公路、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较长时期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总体上还相当落后，而基础设施本身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大多属于上游产业，既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又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且一般不会造成重复建设，所以对经济特别是投资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是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2）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在启动企业投资中的作用。从投资主体上讲，投资包括两大部分，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我国现在最欠缺的并不是资金来源而是民间投资意愿。因此，扩大国内需求，对投资需求而言，除了增加政府投资之外，政府还应着力创造和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改变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增加企业的投资信心，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财政除了继续实行一些减费和费税并轨措施之外，还要采取适当降低部分周期较长、回报率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扩大财政贴息，动员民间资本按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进行投资，较大幅度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等有力措施。
4.实施强力的财税政策，摆脱消费低迷，刺激经济增长。自1997年以来，我国物价持续走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增长。如果占GDP将近60%的最终消费的增长不能回升到正常的水平，就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应运用积极的财税政策适度地刺激消费，促进消费需求回升，拉动经济增长，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消费是收入（包括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函数，因此，增加居民收入并形成稳定的预期是启动消费市场、拉动消费需求的关键之举。就财税政策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加大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力度，增强全社会的消费能力。收入分配政策直接制约消费者的能力和选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改革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对贫困阶层的救助上。这样可以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的发展，达到降低富人的收入以降低他们的储蓄倾向，同时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能获得最低消费需求，总体上提高消费倾向；二是实行稳健的收入增长政策。在收入增长政策中，关键是通过逐步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促进劳动力流动，实现人力资本化。只有人力资本化，预期稳定，消费者才能理性地按“生命周期”来配置其收入，从而使消费——收入分割稳定化，有效地抵御“消费紧缩”或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同时，政府还应通过对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保护价格收购，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等手段，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加其消费需求。
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加居民即期消费。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国的改革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这直接触及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如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退休福利和养老保险等都面临着市场化的选择，医疗、教育、就业、退休制度都在不断地给人们风险信息，社会福利制度解体和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既强化居民对收入的低预期，又直接要求规避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及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跨时的消费——储蓄最优均衡必须被纳入消费者的决策中，消费者将会变得谨慎起来，可能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可见，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对于未来支出的预期，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趋向。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实现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关键。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不应是考虑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支付比例问题，而应该重点考虑是否能够从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过程中，划出一块国有资产、出售部分上市国有企业国有股份或开征专项税收，筹集资金注入社会保障的可能性问题，把它作为对老职工长期劳动积累的补偿，其中的一部分可以专门用于下岗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培训。
从来没见过刚刚翻了下书
就是经济政策的目标
充分就业
价格稳定
经济增长
国际收支平衡
财政政策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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