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主题是什么

西游记》以历史上的玄类取经故事为结构线索，描绘了孙悟空等人前往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历经种种艰难险阻，最终修成正果得以成佛的历程。由于其演述的是佛教的取经故事，书中也有大量的佛教人物和一些佛教术语，有人认为它是讲佛理的书;但书中又掺杂有数量十分庞大的与道家金丹修炼有关的诗词，甚至直接引用道教中前人的此类文字，包括回前诗，又有人说它是修道的书;但同时书中还有“正心诚意”或“明心见性”之类的话，又有人认为它是儒家“修身养性”的书;其书在描写往西天取经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时，又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力，种种奇特之变化，出人意表，想出天外，极富谐趣，因此又有人认为它是一部“游戏”之作;其书中又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又有人从哲理、心理等角度来挖掘它的内涵，不一而足。总之，《西游记》以其丰富的内涵为后人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西游记》的主题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本文拟从接受史的角度来对《西游记》的主题作一回顾考察，以期找出一些规律性间题。

从接受理论来说，对一部作品的接受可分为一般性接受和研究性接受。一般性接受即欣赏、娱乐性接受，接受者阅读作品是为了取得一种审美愉悦;而接受者对一部作品进行客观、科学的考察则为研究性接受。实质上，二者是很难截然两分的，因为读者在欣赏一部作品取得审美快感的同时，可能也会作一些研究性思考;而研究者研究一部作品时也会带有欣赏、娱乐的因素。就《西游记》的接受来说，于有明及清一代，始终以序跋、评点为主，个别论述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就整体而言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真正意义上的对《西游记》的研究性接受始自于1920,30年代胡适、鲁迅等人的专题论述。事实上，对古典小说整体的研究性接受也始自他们，在他们的努力下，确立了古典小说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范围。

一

明清时期，对《西游记》的主题接受主要是通过序跋和一些评点文字体现的。现存最早版本乃明万历年间金陵世德堂刊本，其篇首陈元之序堪称第一篇对《西游记》作出比较精致分析的文章。陈元之在序中云世德堂所刊(西游记》出自唐光禄所购稿本，此本原有旧序，旧序对《西游记》的主题有所阐释，谓其暗寓五行生克之理，书中人物皆有寓意，“其叙以为孙，娜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邪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称”。此旧序不知是否即为《西游记》作者所写，它开“心猿意马”说之先河，把《西游记》中与妖魔的种种斗争都视为心魔之争，揭示其中所蕴藏的一些哲理，后之论者多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慢亭过客(袁于令)在《<西游记>题辞》中即云:“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魔与佛力齐而位逼，丝发之微，关头匪细。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之所以作也。”谢肇制将《西游记》的主题归结为“求放心”，此说在后世有极大的反响。

在《西游记》的主题接受过程中有一较其他说部为特殊的现象，即多种“证道”书的出现，如:汪象旭、黄周星《西游证道书》(刊于康熙初)，陈士斌《西游真诊》(康熙三十五年刊刻)，张书绅(新说西游记》(乾隆十四年刊刻)，刘一明《西游原旨》(嘉庆十五年刊刻)，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道光十九年刊刻)，含晶子《西游记评注》(光绪十九年刊刻)。不论其内容如何，这些书均有一共同特点，即貌似探求《西游记》原旨，实则以《西游记》为依托，自立为说，以对《西游记》的注解来阐明自己的学说。

此种种“证道”书之出现，究其原始，则不能不提到明刊《李卓吾评本<西游记)》。虽然，前述种种序跋已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西游记》的哲理色彩，但尤以李评本体现得更为集中、系统。李评本强调读者个人的“悟”，也就是说读者可以根据个人的人生经验来重新阐释、接受作品，未必要符合作者的本意，他在《凡例》中说道:“至若常言，如‘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十字，亦必拈出，盖开卷有益，不必作者实有此意与否，吾心有契，即可悟人。昔人有读《千字文》‘心动神疲’四字而得长生者，善读书者，政不必典漠训浩然后为书也。”实质上，这已涉及到接受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作品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能动地参预其间，赋予作品新的意义。李评本在“凡例”中云:“批着眼处，非性命微旨，即身心要语”，他在眉批中多处题“着眼”二字，提醒读者不可放过书中的“性命微旨”“身心要语”。这里有很多是评点者由字句所得出的人生感悟，如第二回总评云:“《西游记》极多寓言，读者切勿草草放过。如此回中，‘水火既济，百病不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你从那里来，便从那里去’，俱是性命微言也。”他所拈出的这些字句大都涉及人生的普遍哲理，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如“你从那里来，便从那里去”可谓是对人生存在的追问，即使到今天，读者仍能从中得到启发、感悟。因此，可以说这已经在理论层面上为后来“证道”书系列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李评本在批点中对《西游记》寓意的阐释又在具体层面上引导了“证道”书系列的出现。他认为“释厄”是《西游记》的宗旨，他在第一回回前诗“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后批日:“不能释厄，不如不读《西游》。”又在回后总评中强调说:“若读了《西游》，厄仍不能释，却不辜负了《西游记》么?何以言释厄?只是能解脱便是。”实质上强调的是读了《西游记》后要悟出其中的哲理，帮助自己达到人生的解脱。他和同时代的一些序跋作者一样，同样指出《西游记》中“心猿”的重要象征性，一部《西游》，实质是修行者的“心路历程”:“灵台方寸，心也;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一部《西游》，此是宗旨。”(第一回眉批)“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一部《西游记》只是如此，别无些此剩却矣。”(第十三回总评)“游戏之中，暗传密谛。学者着意心经，方不枉读《西游》一记，辜负了作者婆心。”(第十九回总评)这些具体的评语在《西游证道书》中都可寻见踪迹。而《西游证道书》正是后来一系列“丹道之书”的始作俑者，只不过后世之“证道”的论述越走越远，论调也越来越多，“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谈道，更又以为金丹采炼”，张书绅虽批评这种种说法为捕风捉影之谈，然而他自己用“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来阐释《西游记》的主题，同样是他个人的主观感受。

综观明清时期对《西游记》主题的接受，虽立论甚多，但有一基本特色，即皆强调从哲理或宗教层面上去解读《西游记》，努力挖掘其寓意成分，因而不无附会之说，而很少有人着意于唐僧师徒西行途中与妖魔鬼怪斗争的事实描述。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文本来说，作者信笔所至，顺手牵人五行生克、金丹修炼等种种描述，儒、释、道三教无所不包，确实有着无限丰富的内蕴，给后人提供了阐释附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接受者所处的文化氛围来说，小说作为“小道”，在正统的文学观中，一向地位低下，不被人重视。很多文献都不屑于记载通俗小说的作者，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方志对吴承恩作《西游记》的载焉不详而导致今天对吴承恩作者权问题的争论。因而小说的创作者不得不为提升小说的地位而作努力，他们祭起“教化”这一法宝为自己的创作“正名”，以期附骥尾于正统诗文。先是小心翼翼地称其创作“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未必无补于世”，嗣之则理直气壮地宣称“裨益风教，广且大焉”。“四大奇书”中的其他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的序、评等均强调了它们的“教化”作用。至于《西游记》，则由于其描写的非现实性特色，更便于接受者抓住其宗教、哲理的意蕴进行阐发，强调其中的“微言大义”。清代以后，道教信徒取书中存在的少量的道家的修炼理念、术语，加以附会、发挥，将小说情节曲解为演绎道家炼丹道法的书，则是文化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在这里，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到明清时期，儒、释、道三教在民间已有广泛而深人的传播，这也为人们从儒、释、道三教的角度接受《西游记》提供了语境。

[关键词] 反封建说 英雄成长说 游戏说 追求真理说 知人论世
一） 反封建说

主张反封建说的人认为《西游记》是作者“讽刺揶揄；则取当世之态”①。认为作者把他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和态度，寓于了小说之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抗争和对理想社会的向望。他们认为小说是反封建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A、“大闹天宫”中孙悟空以叛逆者的姿态出现，竖起了“齐天大圣”的旗帜，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②的反动口号，敢于同十万天兵天将作战，这是向封建王权的直接挑战，是对封建王朝的极度蔑视。持“反封建说”的看法者认为，仅凭这一点，《西游记》的反封建主题思想就可以确立了。B、在取经途中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是唐僧师徒不断同封建势力、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反封建论者通过分析取经途中的一系列妖魔形象，发现这些妖魔形象中，只有极少数是自然灾害的幻化，而绝大多数妖魔是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他们或是下凡为孽的太上老君的看炉童子，或是观音菩萨莲花池里金鱼及坐骑金毛犼，或是弥勒佛手下的司磬童子，或是佛祖手下的一只白鹿。唐僧师徒特别是孙悟空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就是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他们认为除魔斗争与大闹天宫在精神上是一致的。C、文中多处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如唐僧要乌鸡国王上告篡位谋害他的妖怪，国王回答说：“他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齐天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姓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③地狱判官因魏征一封求情信，私下给唐太宗添了十年阳寿；如来身边的阿傩、伽叶向唐僧要人事。这些事件或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官官相护、狼狈为奸，或反映了封建社会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主张者更进一步指出《西游记》中反的是明朝的皇帝（即《西游记》中的玉皇大帝）；反的是明代社会的豪强势力（即《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他们甚至指出，即使在官名方面，也与明制惊人相同，如锦衣司礼监、兵马司等。因此，《西游记》实质上反的是明代整个黑暗的封建社会。

“反封建说”者的理由不可谓不充分，举例不可谓不有力，然而，却仍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去怀疑《西游记》的主题是不是彻底的反封建：首先，如果我们认为龙宫索宝、幽冥除名、大闹天宫是对封建势力、甚至是对最高封建势力的反抗的话，那么，我们怎样理解如来呢，他代表的又是什么？战无不胜的孙悟空竟然连他的手掌心也翻不过，这又要我们怎样看待。孙悟空的反封建呢？况且，更不能理解的是最后反封建者孙悟空竟然成了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被封为“斗战胜佛”。这样看来，孙悟空岂不成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帮凶了？其次，在取经途中遇到的一些妖魔，笔者认为或许作者确实有影射封建社会豪强势力的意图，但如果我们去寻找他们与现实生活中一一对应的关系，那我们便错了。孙悟空是反对他们的，然而一旦他们逃到佛祖、观音的怀抱中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去理解的话，孙悟空的形象便大打折扣了——反封建不彻底。再次，文章确实有很多地方写到了仙界官官相护、狼狈为奸的现状，然而，我们仔细地玩味其中的语言，发现其中更多体现的是人情世态，而绝少严厉的批评与强烈的讽刺，它们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使读者更多地是报以会心的一笑而不是去痛恨、去切齿。最后，我认为小说中确实套用了明代的一些官名，但是，仅凭官名相同就去臆测它的反封建因素是不足为取的，官名的套用也许有反封建因素在里面，也许是作者出于使读者更易看懂的意图。如果现代有人写小说把古代的燕京写成了北京，会不会有人认为它在影射现代生活的不民主呢？

《水浒》、《红楼》在封建社会里都曾成为过禁书，就是因为它们的反封建因素。金圣叹腰斩《水浒》，成为最后被杀头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反封建因素。《西游记》在历史上没有成为过禁书，更没有谁因为它而被杀头，主要原因是它的反封建因素太弱了，以致封建统治者感觉不到或不以为意。因此笔者认为《西游记》中的反封建性是不彻底的。

（二） 英雄成长说

主张“英雄成长说”的人认为小说把孙悟空当成了主角，取经行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唐僧则退居次要地位。小说的开头用了整整七回的篇幅从横向上展开，让孙悟空进行了一番充分的表演。这就使他赫然地占据了全书的主要位置，为后来的取经降魔做了铺垫。后来则纵向来写，表现他修成正果的种种努力。他们认为孙悟空的性格是完整的，他在大闹天宫中的英勇无畏和在取经途中的除妖务尽，都表现了一种不肯示弱于人的争强好胜的性格。这和他后来所取得的“斗战胜佛”的称号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认为戴在孙悟空头上的那只紧箍儿，其实象征了一种理性的约束力，这使他得以战胜自我，这是实现取经人共同理想的保证，因此，他们说《西游记》和主旨就是展示英雄自我成就之路。这种看法从表面上看是无懈可击的，然而，不管我问哪一个人，我们到底是喜欢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呢还是喜欢成为“斗战胜佛”的孙悟空呢？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说喜欢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因为这个阶段的孙悟空反抗更彻底，个性展示更充分。

笔者武断认为：英雄成长之路经过山中称王、海外学道、龙宫索宝、地府除名、大闹天宫便结束了。至此，孙悟空便成了一个反抗权威、藐视尊严、追求自由的人物形象。而被压于五指山则是消除他的反抗之心，途中经历的八十一难则是如来设置的一个圈套，让他往里面钻，以便把他培养成一个天宫的“良民”。至于那只戴在头上的紧箍儿，更是套在他身上的一副枷锁，限制了他对自由的追求，最后到达西天时，孙悟空的形象大变了，即使取掉了紧箍儿，他也不会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了”。我们还可经想象：如果世间再出现一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我们的“斗战胜佛”会不会像二郎神一样赶去“镇压”呢？孙悟空的性格确实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但我们不至于就把《西游记》的主旨理解为英雄成长史，如果这样，那未免太以偏概全了。

（三） 追求真理说及其它

“追求真理说”者认为《西游记》基本上以西天取经为主线展开来的，取经的过程就是一种“自我救赎”和普渡众生的双效价值行动。所谓“自我救赎”是指取经人克服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各种劫难，最终证果西天。外在的劫难以取经途中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为代表，内在的劫难则表现为取经人的身心欲念。所谓“普渡众生”则是在取经途中扫荡各种妖魔给人们带来的福祉。取到经书就是追求到了真理，这种意见和故事的原型混同了，历史上的玄奘取经的确是为了追求真理（求取真经），他侧重的是结果；而《西游记》尽管以取经为主线，但它侧重的是过程，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所获得的经（真理），而在于怎样获得经的过程。如果我们承认了“自我救赎”说，那我们就彻底否定了“反封建”说，而《西游记》中或多或少还是带子有一些反封建因素的。当然，在取经途中中，确实给人们带来了福祉，但我们不要忘记 八十一难是谁设置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应能正确认识“普渡众生”的局限性了。

在众多的说法中，还有一种“游戏说”，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此书实出于游戏”④。文中确实有很多地方语言诙谐，有游戏倾向。如小说写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在取经路上为和妖魔作斗争，也曾有过多次变化、哪怕缩成针尖般大小，他的尾巴都未成妨碍他变化的因素，但第六回写他变成土地庙时，却突然遇到了尾巴不能收拾的麻烦⑤。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它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然而我们却不能说这篇小说的主旨就是为了游戏。即使吴承恩有把它写成游戏的意图，他也未必能改变这篇小说有它另外主旨的客观事实，因为一旦成书后，小说便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况且，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文学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作为小说，它源于现实生活，却把它的主旨归结于游戏，未免过于肤浅。实质上《西游记》并不完完全全是“游戏”，而是寓庄于谐，在作品中饱含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倾向。“游戏”只不过是它的形式，而它的内容（主旨）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

二

然而，这决绝对不等于说《西游记》没有主题，笔者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它有反封建因素，但绝不只有反封建因素；它是英雄成长史，但绝不只是英雄成长史；它反映了追求真理的过程，但并不十分看重真理的结果；它语言诙谐幽默，但我们也不难从中发现它的庄严。鲁迅曾指出：“《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知道的，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⑥同样《西游记》的主旨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有不同的看法：儒者悟之可成圣、释者悟之可成佛、道者悟之可成仙，封建统治者看中的是威、革命者看中的是反、休闲之人看中的是游戏。总之，《西游记》的主旨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人物之间，矛盾的多方会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追求自由，勇于反抗，嘲讽迂腐，鞭笞黑暗社会现实！

历经磨难取得真经

抛开那些艺术性，理想性，励志性什么的不谈。但从第一感觉，就四个字：
贬道扬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