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之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市场决定性作用”具有社会历史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某些资源配置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不仅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性质不同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与倡导“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不同的政府调节方式和调节领域，从而既能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引导作用，又能避免价值规律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 关键词：市场；决定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国家微观规制；资源配置 自商品经济产生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换方式的进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在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化之后，资本主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尽管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但在一定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对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各种资源加以配置的一种方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而调节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从而调节经济运行和发展。所谓市场决定性作用，就是指通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影响。 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 (一)在无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1．“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表现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各种生产资源和消费资源进行自发配置。在这一阶段，市场中的商品交换主体处于自由竞争的地位。除税收以外，政府对交换主体的影响微乎其微。恩格斯指出，在大工业发展初期，自由竞争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1］。历史上，随着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一条件下，由于没有政府对商品交换的调节和干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以商品价格的较大波动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失衡逐渐成为常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例如，1842年至1868年期间，经济危机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每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2］商品供求失衡以及经济危机又反过来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表现为商品相对于消费者购买能力的过剩、劳动者失业、企业破产、生产设备闲置等等。 在无国家干预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虽然仍然表现为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但商品供求失衡以及经济危机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更加巨大，对生产力的破坏更加严重。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大生产程度越来越高。市场交换主体之间的无规制自由竞争已不适应社会大生产的需要。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和私人垄断资本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驱动下，垄断资本主义初期生产的社会化和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张，使得经济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而经济危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破坏和浪费程度最严重的典型案例，就是1929年至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 2．“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原因 在无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上述表现，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在主观方面，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使得价值规律的盲目自发作用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有误命题(即资本所有者受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其本意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直到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前，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是萨伊定律。萨伊定律避开货币交换媒介职能包含的危机可能性，从物物交换出发，宣称“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从而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3］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形成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经济学界和政府管理者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自发决定，可以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而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应该对市场活动进行任何干预。实际上，尽管《国富论》中阐述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生活的优势，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还同时阐述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伦理道德对于调节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不幸的是，他的这种思想由于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作了割裂，因而并没有被后来者所重视。［4］从总体上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放任思想使得价值规律作用所带来的经济无序性和低效性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在客观方面，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使得“市场决定性作用”对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又有消极的负面效应，市场两面性功能的表现如下： 首先，价值规律使市场的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既调节着商品的需求，又调节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这使得市场具有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等功能强点。但是，这些功能强点同时又形成了市场的调节目标偏差(即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发展目标)、调节速度缓慢、调节成本昂贵、调节程度有限等功能弱点。［5］一方面，这种自发调节是具有滞后性的事后调节，往往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可能引起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市场的资源短期配置功能使得商品生产者只关注短期利益，投资于短期能取得较大收益的产业，而不愿投资于回收资金周期较长、但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基础产业等。 第二，价值规律使市场的技术创新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形成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刺激商品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从而获得收益，不断改进技术和管理，这使得市场具有技术创新的功能强点。但是，已经具有竞争优势、在技术上获取垄断地位的商品生产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就会阻碍技术的合理传播和使用，这使得市场又具有阻碍技术进步的功能弱点。 第三，价值规律使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通过竞争机制调节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分配。竞争中获胜的商品生产者获得利益较多，而竞争中失败的商品生产者获得利益较少甚至无利可图或亏损。这使得市场具有局部利益驱动的功能强点。但同时，这又使得市场的调节目标偏离国家调控目标这一功能弱点得以强化，一方面，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导致两极分化：长期处于竞争优势的商品生产者由于获利多而得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长期处于竞争劣势的商品生产者则由于获利少、无利可图或亏损而生产萎缩，甚至退出生产；另一方面，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使商品生产者只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忽视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公共健康等社会整体利益，更不愿投资于教育、卫生、基础研究等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的部门，从而导致负外部效应。 私人剩余价值规律使市场的功能弱点得到强化和放大。私人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追求剩余价值是私人资本唯一的生产目的。为了赚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私人资本所有者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从而使资本积累规模和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垄断并逐步向世界扩张。私人资本积累为强化和放大市场的功能弱点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形成相对过剩人口，使失业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另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使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7］。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以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私人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逐使市场的功能弱点进一步被强化和放大，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烈度更大，破坏性更强，对社会资源造成的浪费更加严重。例如，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危机期间，美、德、法、英的破产企业数量分别为14万、6万、5．7万和3．2万，美国全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之和高达1700万人，而德、英、法的失业者人数分别高达700万、300万和300万。在危机最严重阶段，美国和德国接近一半的工人失业。［8］ (二)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参战国的战时国民经济管理，而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后逐渐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但受到了政府的某种干预和调节。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严重性使人们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两大理论流派，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9］ 1．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政策主张和实践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市场的自发调节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一理论的本质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干预和调节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充分就业。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曼昆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在论证方法上不断加以修改和补充，但其核心观点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是一致的。例如，萨缪尔森提出，由于对经济完全的自由放任会导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扩大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有必要在个人的创造性与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10］这条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将“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结合。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市场和政府干预在信息和激励方面各具长处与局限，有的市场失灵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来解决，而有的市场失灵则需要政府干预来解决。［11］ 在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就开始采取政策措施来摆脱经济危机。如192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提出以公共工程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以及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后推行包括公共工程在内的一系列增加购买力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不涉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加以干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矫正。其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各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一是需求管理，即根据经济周期而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期熨平经济波动。但在实际政策操作上，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主要采取了扩张的经济政策。二是产业促进政策，即通过产业政策来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三是经济计划化，即通过经济计划来引导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四是福利政策，即通过在再分配领域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来增加总需求。［12］ 其次，各国政府对经济实施一定程度的微观调节或规制。一是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律和制度来维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二是对私人垄断企业等(特别是自然垄断的企业)加以规制。其途径主要有反垄断法、限制垄断价格等。［13］ 第三，各国政府通过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过程来影响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一方面，政府通过向私人企业订货、采购等活动来影响总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国家独资或与私人合营的企业来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14］国有化现象在战后西欧各国较为突出。例如，1968年，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英国和比利时的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资产总额的百分比分别为33．5%、28%、22．7%、21%、17%和13．5%，［15］这些国家的国有资产主要集中于一些重要的生产部门。 作为改良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具有进步性，但其改良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又导致政策主张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形成了滞胀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这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获得了20多年较为稳定的增长。而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这些国家长期实施的主要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私人投资的增长，这既导致国家财政长期赤字，又导致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形成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到了20世纪70年代，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已形成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而这一时期的石油危机造成生产成本上升。扩张性政策已无法进一步刺激私人投资增加，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之中，形成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 2．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政策和实践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在长期，市场的自发调节会使一国实际就业率趋向于与由该国技术水平、文化风俗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决定的自然就业率相等，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对于实现自然就业率是无效的。［16］弗里德曼提出，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是熨平资本主义短期经济波动的唯一有效的政策。［17］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宣扬“市场万能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其政策主张集中体现在1989年为解决拉美国家经济衰退而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中。华盛顿共识既包含加强财经纪律、政府支出重点转向经济效益好的领域和促进收入分配改善的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等合理的政策主张，又包含很多脱离拉美国家实际的政策主张，如较快实施利率自由化、更具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和放松外国直接投资限制等市场开放原则，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进入与退出的政府管制等减少或取消政府干预的主张。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具体实践中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埋下了祸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的束手无策使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例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执政期间都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关于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主张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从而使经济摆脱滞胀，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决定作用”的自由放任，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首先，私有化政策使经济危机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例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三个任期内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逐步推向深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系统战略。［18］私有化过程使社会财富分配向少数私人垄断资本所有者倾斜，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其次，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从而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由于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机构可以不受约束地从事各种高风险业务以获取高额利润。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活动过度扩张，导致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从而使经济运行风险不断积累。金融市场的风险积累使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成为经济危机的引爆器。 第三，对收入分配调节的缺乏使贫富分化现象加剧。在初次分配领域，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必然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而在再分配领域，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导向使政府对收入分配没有进行有效的调节，从而使贫富分化日益扩大。 3．经济危机的新特点 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反周期干预，加上科技进步等因素，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三四十年不断波动的正负增长。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干预和调节，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经过或长或短的时期之后，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与没有政府干预情况下的经济危机相比，这一阶段的经济危机因政府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调节表现出一些新特点。 首先，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不明显。经济危机在这一阶段发生较为频繁。在二战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间隔而形成的经济周期包含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等四个阶段，而在二战以后，经济周期的这四个阶段的界限一般并不十分明显，危机阶段对经济的破坏性一般比1929—1933年大危机弱得多。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也会较为明显，不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对经济的破坏也较为严重。例如，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期间，美、日、西德、英、意大利的工业生产分别持续下降16个月、15个月、23个月、22个月和19个月，下降幅度分别达到15．1%、14．1%、12．2%、12%和22．3%。［19］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没有消除。 其次，经济危机主要以滞涨形式出现。在二战前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停滞的同时物价大幅下跌，例如，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中，美国物价下跌53．9%。［20］但在二战后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停滞的同时物价持续上涨，即所谓“滞涨”现象。美、日、英、法、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消费品物价指数分别上升了15．3%、32．5%、43．9%、19．1%、11．1%和24．6%。［21］这一现象既使商品进一步滞销，又加重了低收入群体和失业者家庭的贫困状况。 第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交织。20世纪80年代后，债务危机成为经济危机的一种新形态。例如，1982年8月，从墨西哥开始，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拉美国家先后宣布暂停偿还到期外债，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此后，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长期存在，并多次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2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冰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相继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又开始频繁发生。这些金融危机不仅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墨西哥在1994年、泰国在1997年(波及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俄罗斯在1998年、巴西在1999年、阿根廷在2001年都先后发生过金融危机。而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则引发了波及不少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和影响至今还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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