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佛教影响显著的中国现代作家有哪些啊？

现代作家有鲁迅，俞平伯，周作人，郁达夫，施蛰存，夏丏尊，老舍，许地山，苏曼殊，宗白华，沈从文，丰子恺，徐訏，汪曾祺，当代有贾平凹，史铁生，林清玄等。尤其江南作家多有近佛之缘，因其江南地域文化传承，师学渊源友人影响，古典文学浸染，加之近现代空前动荡的社会生存环境，众生苦难无依，底层人物命运尽是悲苦，国民劣根难治，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发生变化，多处于忧国忧民摸索光明道路而不得的惶惑、失望和忧苦的“黑屋”之中，所以现代作家中表现人生是苦与顺其自然的主题意味的作品非常多。可以说江南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深厚的功底构成江南现代作家走近佛学的外部之缘，而当时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失落和寻找摆脱现实苦痛的心理需求，又构成了江南现代作家走近佛学的内部之缘。

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可归纳为四次：第一次是东汉末年传入中土的印度佛教；第二次是 8世纪进入中土的基督教；第三次是19世纪引进的进化论及卢梭的“民约论”；第四次是20世纪20年代末(19世纪末梁启超已曾介绍)正式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四种文化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主体。

佛典是最早传入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外来文化，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 年）西域僧人安世高第一次把《明度五十校计经》译成汉语（现可考证的）开始，佛典便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土，其间又经过中土僧人的发展，一千多年来，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经、论、律“三藏”。佛典的传入，对于中国儒、道思想是一次空前的冲击，无论士大夫们对佛教的态度如何，或排斥、斗争，或援引、消化，都把佛教视为案头的必备之书。①这一点鲁迅看得甚为透彻，他说：“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做一点注释。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昂然，而窃取禅师语录。清呢去今不远……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②直到近代，刊刻佛经的南京金陵刻经处仍然长盛不衰。因此，“五四”文学先驱们早在青年时代就一睹了佛典

①参考肖方林《周作人与佛教》（硕士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辑。

②《鲁迅全集》第2卷P355；《准风月谈·吃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光怪陆离的西方净土，初步领略了禅宗语录的玄机。后来瞿秋白对此深有感慨地说：“中国智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朱孔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知识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智识的智识阶级，科学历史的知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①瞿秋白的这段话是对中国最先觉醒的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领导阶层中的知识分子的评述，其实也是夫子自道，“五四”文学新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便受到中国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同化，逐步分化为两种形态：一是作为义理哲学，与老庄、儒教相结合，流行于士大夫之中；一是作为宗教迷信，与谶纬方术相结合，流行于民间。由此观来，中国现代文学所受佛教影响主要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但，中国现代作家中吃斋念佛、打坐求仙的人也不是没有，如：郭沫若、周作人、丰子恺等人，然而，“打坐”也并不就是宗教迷信，因为“静坐”既可以使人恢复身体健康，同时也能使人获取灵感，郭沫若就是这样。然而，对中国现代作家影响很大的两位艺术家李叔同、苏曼殊，他俩却是从艺术领域迈进佛门的，以一个佛教徒终其一生的。

李叔同（1880—1942）字息霜，曾留学日本。1907年，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和《茶花女遗事》，他扮演爱美柳夫人和茶花女。②苏曼殊对李叔同等当年在春柳社的演出活动，似乎颇有微词，他在《燕影剧谈》一文中写道：前数年东京留学者创春柳社，以提倡新剧自命，曾演《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遗事》《新蝶梦》《血蓑衣》《生相怜》诸剧，都属幼稚，无甚可观，兼时作粗

①《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927年2 月17日。

②参考秦启明编《弘一大师李叔同书信集》的附文《名士·艺术家·高僧－李叔同面面观》，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

劣语句，盖多浮躁少年羼入耳。20年代，李叔同一边编辑文学刊物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代表作《送别》，作于在杭州浙江一师任教期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它对离愁的渲染一直感染到今天的人们。因为它的歌词与曲调在意境和形式上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和谐与统一，显示了作者超然的思想境界、非同一般的艺术修养、艺术才华和创造性。1929年，到西湖虎跑寺去做了和尚，法名演音，号弘一。从他当了和尚，就摒除“声色”（音乐、美术等），一心念佛，直到1942年阴历九月初四日在泉州圆寂为止。李叔同与苏曼殊被人称为南社二僧， 他俩都是南社人士主办的《太平洋报》的主笔，又都擅长美术，他俩的交往应该是无可置疑的。然而非常奇怪的是，人们至今没有找到有关他俩直接往来的确切史料。

苏曼殊(1884—1918．5．2．)在本世纪初便受雨果的小说的影响，但他却抛弃了雨果的人道主义，而倡导暴力革命，为配合当时的武装起义，他的小说极力贬斥孔教、神佛，反对旧道德。他晚年写的小说《焚剑记》、《天涯红泪记》体现的那种反抗旧世界的精神不减当年。但是，他过于单纯对革命的艰巨性缺乏思想准备，这使他一度十分苦闷。1903年底，他于广东惠州正式落发为僧，但其身虽去，其志却不移，不久，他还是回到了现实。不过，从此他对佛教产生了真正的兴趣。他学梵文于域外，驻锡于别国，长期探究于佛理，并把佛教的劝人行善，升天成佛，以摆脱尘世轮回之苦的教谕，融入了他的政治理想和文学作品中。并与章太炎合写了《敬告十方佛弟子启》和《告宰官白衣启》，旨在为佛教辩护，倡言佛教改革，弘扬佛法的大作，同时在《秋瑾遗诗》序中慨然写道：“秋瑾以女子之身，能为四生请命……嗟夫！亡国多才，自古已然！……善男子，善女子，谛思之，视死如归，欷嘘盛哉！”他身裹在袈裟内，而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却早已驰骋在疆场上了。

1907年春，苏曼殊与陈独秀再度流亡到日本，他俩与章太炎等结识了一些印度革命者，双方认为：在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诸国中，中印乃两大国，若“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于是，他们于同年 4月，共同发起并组成了一个以中印为主的国际性组织——亚洲和亲会，其宗旨是“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并认为亚洲历史上安定的原因是“悉被梵风”、“虑餐华教”的缘故。而把“振我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亦即把弘扬以大慈大悲、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国教与传统文化当作“排摈西方旃陀螺之伪道德”的斗争的武器。该组织自身的幼稚和软弱无力，仅存在了一年半便无形解散了。

1909年春，苏曼殊在东京结织了一弹筝女子百助，并相亲相爱，当百助以身相许时，他又以“出家人”为由婉绝，但他内心也是极度的矛盾痛苦的。于是向陈独秀写诗诉衷肠，其诗《游不忍池示仲兄》如下：

白妙轻罗薄几重，石栏桥畔小池东。

胡姬善解离人意，笑指芙蕖寂寞红。

离别本苦，却不直白，明言笑指荷花，却又以“寂寞红”点睛，其悲愈烈。这就是一个僧人对世间儿女私情的一种曲折表述。陈独秀可以说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老师，他的诗歌很多都是写给独秀的。再如《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二首：

一

孤灯引梦记朦胧，风雨临庵夜半钟。

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

二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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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

我……
好吧我不是作家。

我知道唐三藏，取经回来还要翻译，了不起，翻译家一般都是坐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