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迄今已有多种不同文字的译本。就中译本而言,最早的当数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两卷本《魔侠传》。此后,还出版过傅东华、伍实、刘云、常枫等人多种不同形式和不同书名的译本;不过这些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的,直到1978年,才由杨绛第一次从西班牙文翻译出版了《堂吉诃德》(上下两卷)。在这之后,又有冰晶、罗其精、陈伯吹、张世春及殷国义、陈建凯及郭先林、董燕生、屠孟超、刘京胜、孙家孟等多人,出版了《堂吉诃德》的全译本或缩写本;粗略统计,该书不同形式的中译本,迄今不下20种之多,足见国人对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重视与喜爱。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在推动这部作品在我国的传播,以及促进中西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这个译本文字流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堂吉诃德》杨绛译本,被我国译界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 不过,随着《堂吉诃德》中译本越来越多,对不同译本的议论也随之增多。前一阵我曾听到一种议论,说杨绛译本是从英文本转译的,一对西班牙文就有不少误译。2002年5月,我去看望杨绛先生时谈起了这个“议论”。于是,杨先生向我讲述了她翻译《堂吉诃德》的一段故事。 1956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把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交给杨绛。她先找了英、法、德文五六种译本,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不知选哪种为好。为保证忠实,她决计直接从西班牙原文翻译。由此,她下决心自学西班牙文。她有很好的英、法文基础,这对自学西班牙文很有利。几年下来,她自认为,西班牙语的发音未必很准确,但翻译成中文还能胜任。就这样,学了译,译中又学,历经22年终于在1978年出版了我国首部由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而杨绛为了翻译一本书而坚持去自学一种外语,并且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功,更成为我国文坛的一桩佳话。 对于有人所谓的“误译”,杨先生很平静地说,《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一版,是于1605年按照塞万提斯的手稿排印的,因为工人不注意原稿的标点、音符和缀字法,以致第二版时改易处多达3928处。后来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些改易未必准确,于是就出现了仍以第一版为蓝本、而对其中许多错漏加以注释的“编注本”。这一来不同版本之间,有的地方就出现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意思。译者因版本差异而出现的不同译法,有待考证但并非“误译”。她是根据《西班牙古典从书》最权威的“马林编注本”翻译的。马林是西班牙皇家学院有很高威望的塞万提斯专家,对某个词,他强调要按塞万提斯当时当地作何解析来理解,这难免同后来一般词典上的析义会有差异。1984年杨绛在重新校订《堂吉诃德》时,曾找来“阿巴叶—阿塞编注本”(1977)和“穆里留编注本”(1983)进行对比校勘,发现后两种版本的注释,也大多根据马林本,难怪穆里留也评价说,马林擅长解析塞万提斯时代的语言,他考订的精博,没有人赶得上。杨先生还告诉我,她的译文看似“死板”,但很注重忠实,对原文往往一句盯一句,只把长句拆为短句,再把短句重作安排;如有疑义,还要参阅英、法、德、西等多种文字的参考书,直至自信无误为止。她还说,她把翻译《堂吉诃德》中的体会,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失败的经验》的长文章发表,建议我找来看看。 随后,我真的认真拜读了这篇文章,深感这应该说是成功翻译经验的好文章,杨先生说它“失败”,不过是她的谦虚罢了。不过,我又听到过一种“议论”,说杨绛译本没有把卷首诗译出来,是不是那些诗太难译了?为了弄清原由,我特意去信向杨先生讨教。她给我的回信中明确指出,断尾诗并不难译,她之所以未译,是她研究了塞万提斯写这些诗的背景及初衷后,认为这纯是故意模仿当时一些名人雅士借写诗来吹捧自己的“炒作”手法,其用意是借此讽刺和揭露那些名人骑士的虚伪和做作,而绝非塞万提斯有意自我吹捧。正是为了避免粗心读者对塞万提斯的误解,她才仿效西方不少译者的做法,也略去不译。在这里,不仅体现译者对原作内容的忠实负责,而且表明译者还对原作者思想的完整表达负责,能具有这种判断能力是不容易的。至于对这样处理是否妥当,见仁见智,完全可以探讨。在我看来,它至少并不会影响对《堂吉诃德》正文的理解与欣赏。当然,如果能在译序中把上述略去不译的原委说明一下,那自然就更好了。杨绛致李景端的信(节录) 我翻译的《堂吉诃德》里,没有翻译开卷十一首塞万提斯自撰的赞美诗。我不翻,是经过再三斟酌的。翻译这组诗的一位英语译者说:绝大多数译者不译这十一首开卷诗;这一组诗,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好,却和全书宗旨是协调的,而且《前言》里已提到了,不该略去。我亦深以为然。我细细读了塞万提斯的《前言》,又反复细读了那十一首诗,却觉得略去不译,也自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