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关羽降曹是败笔
关羽降曹之事，就正史来看，其本身并无什么不妥，关公就和当时的很多英雄一样（包括刘备），一个主子亡了，就投奔到另一个主子那里去，以求得以一展自己的抱负，而关羽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虽然处身于曹营之中，却时刻想着回归刘备门下，并最终成行，《三国志》里是这样说的：“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这一行为使其不愧于后人将之奉为忠义之神。
然而，这一在当时看来很正常的降曹事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给后世的道学先生所不耻，他们满脑子里面就是所谓的“忠臣不事二主”，你关羽事备却又降操，先后事奉了两个主子，别人可以，可是对于“忠义之神”来说，却实在是个大大的污点。怎么办呢？正史如此，谁也无可改变，那就只好重写这段故事，把关公的“变节”写成是无可奈何，迫不得已之举，那这个历史“污点”不就可以大大美化一番了吗？于是，从最初的三国类评话起，到《三国演义》最终成书，关羽的形象都在不断地给美化，于是有了“土山约三事”，有了“降汉不降曹”，有了“挂印封金”，有了“过五关斩六将”，整整四回的情节，终于将这个“污点”给好好地美化了一番。只不过，在我看来，这四回情节却实在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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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降汉不降曹”之不智不义。曹是汉贼，而关是忠义之臣，忠义之士去降一个反叛之臣，在道学先生那里是过不了关的，怎么办呢？于是就弄了个“降汉不降曹”出来，让关羽降了大汉朝庭，也就免除了做汉贼帮凶的尴尬了。但我们要知道，在《三国演义》的大部分时间里，天下都还是汉天子的天下，无论这个天子是多么的弱势，他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强势者如曹操，也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甘于位居汉帝之下。那么，汉天子治下，什么人才需要向汉天子投降呢？只有两种人：一是夷人，也就是少数民族；一是反叛。关羽当然不是夷人，那么他就是反叛喽？如果不是反叛而是大汉子民，在汉天子治下，还要去向天子投降，那还不成了一个大笑话？所以，如果关羽要向汉天子投降而不是向曹操投降的话，那他必然要承认一个前提：他是反叛！当然，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人独来独往，那么降汉不降曹只不过是不智而已。但是，别忘了，他可是刘皇叔刘备的家臣，更糟的是，《三国演义》让他和刘皇叔有结义之情，那么，刘备的家臣兼兄弟是反叛，那刘备自然也不例外了是个反叛了？仅仅是因为保守自己的名节，就把自己以为自己的兄长陷于反叛的危险境地，不但不智，而且不义，不义是因已，不义是害了兄长负上反叛之名。而降曹就不同了，因为不论曹刘，那时都还自认是汉天子之臣，事曹事刘只是东家打工还是西家打工的区别，再往上说，也还都是在为汉天子出力，就远远跟反叛搭不上界。
二、“屡表忠心之无谋无智”。在“降汉”之后，道学先生们还不满足，于是又生出事端来，这就是让关羽不断地在曹操面前表达忠刘之意：从曹操那领了件袍子，就将之穿在刘给的袍子之下，以示不忘旧主；拿了赤兔马又喜不自胜，说是可以凭此早日和兄长相见。这一段在正史里倒是有些影子的，那就是关羽向张辽表白心迹的话，但那也只是两个人的私下谈心而已，而且，裴松之在这里还有一个注，说是张辽曾犹豫过要不要向曹操汇报，不报是不忠，报了怕会害了关羽性命。可见，在历史上曹操的暴涙凶残也是有点儿影子的。何况《三国演义》里将曹操的凶残和喜怒无常大大地强化了，关羽应该有所耳闻有所目睹的，可明明知道对方是这样一个人，却要不断地刺激他，那不是把自己往死路上整吗？当忘乎所以地表忠心的时候，却又不记得张辽所说的三大罪了，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要忍辱“降汉不曹”就是为了能留条小命下来完成兄长的托负了，完全不担心一旦激起了曹操的怒火，自己的这一番做作，就完全没有了意义，反而让自己落了一个不忠的骂名。更为可笑的是：道学先生们为了让关羽完成这场表演，竟一改以往的风格，将整书中都暴涙凶残，喜怒无常的曹操写得比刘备还要仁慈，以往稍有忏触就处死对方的曹操（参见不久之后的横槊赋诗），竟对关羽一再忍让，实在让人惊讶。也从中可以看出关羽之不智无谋：如果不是曹操突然间的心智失常，只怕关羽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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