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并不是仅仅只有“倚天把剑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的文学情怀,也不仅仅只有书法,绘画,瓷器和刺绣,中国古代是有科技的!翻开《中国科技史》,每一页,每一项辉煌的成就都令世人瞩目、惊叹：完备准确的天象记录、世界一流的数学成果、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饮誉世界的四大发明……英国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曾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马克思更是精辟地指出：“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我国古代文明、科学技术以四大发明为代表,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到近代却迟滞、落伍了.
　　中国古代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是由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滋育的.
　　战国时期,激烈的变革、频繁的战争,谁拥有足够的粮食,谁就具备了战胜对手的法宝,所以“农本”思想也就成为统治者驾驭天下的治国思想.此后,历代统治者皆以农为天下之根本：汉文帝曾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唐太宗说：“农时最急,不可失也.”农业是国家财赋的根本,农业发展的好坏,维系着国家、王朝的命运.于是农学发展起来了,有了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意识.因此,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历法学也随之发展起来.
　　封建帝王认为,天象直接关系着王朝阳的命运,《易》曰：“天垂象,见吉凶……”王室的兴衰是天象在人间的反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所以历法的准确与否,被看作是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标志.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在长期靠天种地的劳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是古代天文历法起步早、成就显著的原因.
　　要制定精确的历法,就要准确地测天,就得精于计算,于是数学伴随着天文学发展起来；中国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中央政府为有效地管理国家,发展了地理学.古代自然经济螺旋式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技术的改进,商业、城市的繁荣,为科技文化的发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合乎规律的政治制度、措施,对科技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战国、隋唐、北宋等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重视文化.战国时期,正如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的,是“古今一大变革”.诸多矛盾纷纭复杂,思想界空前活跃,各国君主为战胜自己的敌人,广揽人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农业水利科技、天文历法、医学等各方面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代,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安邦治国的政策,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乐业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科技的各个领域硕果累累：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唐本草》；以及僧一行的天文成就；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公元868年（咸通九年）雕印的《金刚经》长卷,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有图画的雕版印刷品,此卷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字体浑朴厚重,墨色均匀,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北宋建立至公元979年,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地区和南方,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以隋唐经济为基础,北宋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北宋造纸业的发展给印刷业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宋代的雕版印刷业进入了全盛进代.一些富于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尝试改革,毕升创造了活字的印刷术,对世界印刷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朝发明了火药,北宋将火药应用在军事上,火药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
　　北宋时期,对外贸易较前代更为繁荣,这时的造船业已相当发达,海外贸易不断扩大,由于航海的需要,我国重要的发明之一——指南针,从此时起就普遍在海船上应用.北宋《萍州可谈》记载,1098—1106年间在广州“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不久,阿拉伯人从中国人这儿学会了使用指南针,并传入欧洲人手中.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制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知识分子能真正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隋朝开始,唐朝完善的科举制,形成了官僚一定的社会流动性.魏晋北朝时期的士族阶层已经腐朽,出身卑微,有真才实学的庶族地主阶层,逐渐取代了士族的地位.科举制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竞争机会,以满足更高的需要.科举制在初建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积极参与政事,发挥自己的专长,潜心研究,所以唐宋时期,科技成就辉煌.
　　在古代,中国人较西方人要自由.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魏晋时期的人有放达之风；科举制度实施前期竞争较为公平.虽然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但是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下的人,相对于西方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下的人而言,要自由得多.正因为有人的自由,有创造的空间,才可能有超越存在的意识,并将之物化为存在.
　　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宗教神学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扼杀了人性和创造力,孕育了中世纪西欧“片面的道德型人格”.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片面的道德型人格”,使得西欧的中世纪成为科技发展的阴霾时代.因而,也使得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卓然鹤立,璀璨夺目.
　　此外,中国地广人多,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繁,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素质,使得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造.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再者,历朝的开放政策,在传播中国文化成就的同时,又注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博大精深,泽被东西的中国文化圈.在西方,虽曾有过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然而由于地质的变迁,外族的入侵,日尔曼人潮人潮水般的涌入,摧垮了一切.中世纪的西欧是在文化的废墟上重建的,缺乏坚实的文化基础.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走在世界的前列.
　　然而当西方在中世纪末、新时代到来之际以及在整个近代史上,科技生机勃勃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科技发展却迟滞了.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在苏州等地资本主义萌芽正在“孕育”之中,可是历代统治者依然倡行“重农抑商”的思想、政策,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扼制,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粗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即将走到尽头的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
　　在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下极端的皇权制和文化专制政策,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到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极端野蛮的文字狱的出现,也使知识分子只能“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鲁迅曾说：“到乾隆年间,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出现了一股死气沉沉的学风.封建文化专制下的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工具,已毫无创造力可言,已不能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了.
　　在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的时期,中国人行为取向的重实际性,极大地推动着古代科技的发展,然而过于讲究实用便忽略了理论的研究.当科技在经历一定的发展之后,由于缺乏雄厚的基础理论作铺垫,因此很难跃入新的发展阶段.科技成果被统治阶级占有,使得科学技术的研究陷入了政治学的轨道,而没能进入哲学推理、科学抽象的殿堂.尽管在中国古代出现过天人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是普适型的,被应用于天地人间万事万物,它笼统地、模糊地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强调共性,缺乏对自然现象具体的、个别的、有分析的探讨,传统科学擅长综合,从总体、联系中去把握事物,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但忽略对个别物质实体、物质内部深层结构等独立的研究,容忍思想的朦胧性和认识的不精确性,缺乏科学的实证、分析的基本方法,最终成为人们深刻认识事物本质、形成科学的专门理论的障碍.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中的重实际应用、轻理论探讨；重整体综合、轻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限制了中国科技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组成官僚机构管理国家,使得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一体化.所以中国成为一个文化政治化倾向非常强烈的国家.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读经书,考科举,将踏仕途、登龙门作为最佳的人先选择,而实际上这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这种文化导向,使得知识分子对仕宦趋之若鹜,各种与安邦治国无直接关系的学问,都被视为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因此造成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无人问津,束之高阁或流失.重政轻技的观念阻碍了科技的进步.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曹操曾说：“有事赏功能,治平尚德明.”司马光称才过于德者为小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又有重“道”轻“器”的传统.就学术而言,则是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就自然科学而言,中国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大量敏锐的观察和新颖的见解,最终总是一致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知识分子崇尚政治人伦之“道”,天地万物之“理”,轻贱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的趋向,无疑也是阻碍中国科技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的缓慢发展,造就了普遍的“萎缩型人格”.中国儒家文化的心理特征,即“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把理性引导、贯彻在日常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不作抽象的玄思.其整个思想中心是“克己复礼”,企图通过人们道德力量的发扬,造成一个“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因此,在人格上强调道德力量,在意志品质中,那种对抗权威,反对传统的“独立性”和“果断性”强调不够,至于强调要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必需的“竞争性”更是极为罕见.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否定人的个性.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儒家文化的政治化,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驯服工具,对创造型、开拓型人格的精神上进行扼杀和遏制.鲁迅认为：不满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一个种族只有不满的人多了,才能前进,否则就会没落.社会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一要能够自我批判；二要有开放的教育.然而封建的文化专制统治,给知识分子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培了物质文化氛围.恩格斯曾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神学受到冲击,使得中世纪普遍的归属性“道德型人格”转向“自尊型人格”.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新兴的资产阶级学者鄙弃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热心于研究人和自然,肯定人和人性,强调要发展个性.人在这时从宗教神学的迷惘中复归本源,回到自然,得到了自由.启蒙运动的先进思想家们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冲击着传统的迷信、信仰,他们对知识的力量和作用,充满了乐观和信心.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愈来愈呈现出明显的外倾性,强调外在的超越；西方科学家们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化学物质,强烈要求改变外部环境,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倾文化,强调内在的超越.中国的读书人大多热衷于研究订正古学音和文字,离科技——第一生产力太远,不具有改变外部世界的特性.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经济落后,国力衰竭,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科技的发展,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以及必要的人才结构,所以,在封建社会末期直至近代,中国的科技领域逐渐丧失了独占鳌头,生机盎然的风度.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只有当我们对中国科学及其所由生的社会有了相当理解之后，才有可能得出有效的答案，甚至到那时提问的方式也会改变。尽管本文强调的是古代世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用神话语言表达的大老宇宙观，但它有助于了解公元前四世纪左右西方学者如何大大改变了东西方曾经共同拥有的宇宙观，而使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科学永远分道扬镳。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中国的有机世界有宇宙演化论而不是第一动因或造物主，而且唯一的原则在功能上又等同于变易。所以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但不幸的是对中国科学的未来，人们完全陷入宇宙的有机论的泥潭。因为一旦政治原则和道德价值开始被看作世界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道的观念就妥协了，宇宙观不再是科学探索的基础，而成为统治阶级为其利益服务的工具。文艺复兴在科学上的巨大突破，部分是由于机械论在西方思想中处于中心地位，而机械论在中国不可能处于这样的地位。邹衍及其学派继承和改造的原则导致了中国有机论的科学和生态系统那样和谐有致的理想。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即“两因论”）。中国近两千年来越来越缺乏对纯科学的研究，许多处于领先的学科属于工匠文明，最终停止了。明朝已经表现出自然科学兴盛的迹象，但随之而来是伴随三次内战的三次外敌入侵，将现代文明的火种彻底淹灭了，明、清、民国到共和国，环环脱节。作者具体剖析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八大原因：（一）以瓷器、纺织、造纸、火药、农业、建筑为例，阐述中国文明停止在工匠文明和经验文明；（二）缺乏持续性发展——中华文明之光淹没在战火硝烟中；（三）缺乏纯科学研究——中华文明终止于工匠文明；（四）缺乏专利与股份——技术发明的催化剂与保护神；（五）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六）缺乏交流与交通——科学是交流的产物；（七）缺乏让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优秀人才发挥潜力的机制——平等机会与天才的随机产生；（八）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技术发明的引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而这些技术文明基本上都不是统治阶级有目的创造，而是普通民众的直接发明——工匠文明。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最终不能登上世界文明高速发展的跑道。
东方是经验性技术，西方是理论性科学。东方从事实总结经验，但从来没有具体的理论制度。

我个人的一些见解，仅供参考：
1，中国古代人分四等，发明创造的主力“工”这个阶层仅位于第三等，缺乏社会地位，而科举考试又为他们提供了成为“士”的可能，所以发明了技术的工就不可能继续潜心研究，把技术发展到科学理论层次

因为被儒学打压了，士农工商，记住一句话就行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1. 古代中国因为没有强大的敌人，所以没有压力。或因为有眼光的人不想成为统治者，也不想建立进取机制。

2. 随着八国联军的到来，中国近代才开始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