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讲究炼字琢句，有新奇以至险怪的字眼和句法，点缀着精心选择的富于色泽的词藻。有时连说理的文章也写得古奥艰涩，例如韩愈的《本政》、柳宗元的《说车》。韩愈认为“文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宋代散文家只提倡他的“易”的一面——“句易道，义易晓”(王禹《小畜集》卷一八《再答张扶书》)，放弃了他的“难”的一面，略过了他所谓“沉浸醴郁”，而偏重他所谓“文从字顺”。这符合于而且也附和了道学家对散文的要求：尽去“虚饰”，“词达而已”(周敦颐《通书》第二八章)。所以宋代散文跟唐代散文比起来，就像平原旷野跟高山深谷的比较。这点差异宋人已有觉察，例如有人注意到：苏轼骂韩愈所推奉的扬雄“以艰深文浅陋”，还瞧不起萧统《文选》，因此自己写的散文也“长于议论而欠弘丽”(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欠弘丽而长于议论，可以移为宋代散文的概评。宋代散文明白晓畅、平易近人，是表达意思的比较轻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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