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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故事

2025-02-18 03:34:13

推荐回答（5个）

回答1：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解读]富贵不能使他的心惑乱，贫贱不能使他改变节操，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只有做到了这三点才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孟子的这句话历代相传，激励了无数的中华儿女。

原文：滕文公下·第二章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译文：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一发怒，诸侯就害怕；安居无事，天下就没有冲突。”

孟子说：“这怎能算是大丈夫呢？你没有学礼吗？男子行冠礼时，父亲训导他；女子出嫁时，母亲训导她，亲自送到门口，告以顺从是为人之妻的道理。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里，站立在天下最正大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大道上，能实现志向就与民众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固守自己的原则，不受富贵诱惑，不为贫贱动摇，不为武力屈服，这才叫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一句被众人置之座右用以自警自励的名言即出自亚圣。

孟子故居位于曲阜城南13公里凫村内，是孟子的出生地。村内东西大街为“孟子故里街”，路北座北向南为孟子故宅，现存正殿一座。殿前一池，名“孟母池”，池西有一南北流的小河，名白马河，过河上小桥西行，路南为“孟母故井”，为孟母当年汲水处，后人曾多次重修
孟轲成为孟子实有赖于他母亲。父亲在孟子三岁时过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母亲以家庭纺织糊口。但她是个有坚强意志和主见的妇人，不顾生活艰辛，为了少年孟轲能够得到良好教育，曾三次搬家求师，使孟子成材，不以贫者自贫，为孟子树立了“贫贱不能移”的榜样。孟不学好之时，母亲断然破坏织机来教谕他，使之认识错误，母亲对孟子的一生影响不容置疑。受母亲严格的管教，我猜想孟子的神情是严肃冷峻的，他的这种性格也可以在悲天悯人的传世言论里读出来，就像杜甫。

孟子的生卒年至少存在三种以上的说法而不可考究。他大致生活在战国中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他的悲悯性格也来自于他是一场又一场血腥战争的目击者。当时的战争——比如长平战役之后，秦军将40余万赵国战俘活埋！虽然军人有杀降不祥观念，但是战争的残酷已经使各国的战争机器失去了人的理性。当时可谓全国皆兵，各国男子自15岁至60岁的男子都必须为国家服兵役，这实际上是所有15以上的男子，因为古代男子平均寿命绝对达不到60岁（新中国立国40年才达到人均69岁！）。也有统计数字指出秦国在兼并战争中杀死各国士兵达192万人！因此，他实在很难做到和他的祖师——大成至圣的孔子那样有一付悠闲雅致的心情，孔子对他的学生曾子在春天里游泳、唱歌、散步的理想描述很得意。因此就个人性格而言，孟子可能是容易使人沉闷的人，但他的思想使人敬重、景仰。

亚圣首先引起我兴趣的是他的平民思想和现实批判的言论，对混乱的世间和艰辛的民生表现出深深的关怀，于今天仍不失利器之功效。孟子曾咒骂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就遣责了社会不公，更是直指各国君主进行战争带来对社会的破坏和对生命的残害。太史令为孟子撰传时读到孟的书，读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一段时，扔了书大发感叹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当君主只顾谋求公室的私利、大臣只顾追逐家族私利、士人只顾蝇营个人私利，那么社会的混乱也就产生了。与肯尼迪总统问“我为国家做了什么”相比，梁惠王“问利”实在问得太市侩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体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次之，君主则又比国家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更是直言，当君主危害到国家时，君主是可以更换的，而人民是不可取代的，这是在“天子受命于天”的时代公开宣讲啊，也是算大胆了。当然，当日的专制已被不停的兼并战争削弱，而更严厉的专制时代还在100余年后而还没有到来。

由民贵君轻又指出了“民心”的重要，“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因而这个天道——就是民心，得到民心就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孟子也曾对魏王说：“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这句话对于民主德国修建柏林墙用钢筋水泥、铁丝网和坦克禁锢人民、防止人民逃亡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个嘲讽呢？

正是这些思想发展形成了使他的政治主张，即推行亲民爱民、以民为本的“仁政”。

“有恒产者有恒心 ”这句话犹对今天的城市管理者、国家领导人有教益，当许多大城市在推行“禁乞法律”时，当警察驱赶乞讨者时，这些城市管理者是否对着孟子的这句话进行过反思？当官府以乞讨者有各种违法犯罪的行径而行驱逐政策，何异于官府陷害民众？孟子为什么这么说？他认为，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作为生活保障，却又能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质，恐怕只有贤达之人才能做到。一般的民众，假如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便不会安定，便会放纵、奸诈、欺骗、无所不为、挺而走险，等到这些人犯了罪，然后国家用刑罚惩罚他们，等于国家用罗网故意引导民众而捕之。因此，贤明的君主为人民大众创造稳定的生活，不使他们流离失所，使他们上可以奉养父母，下可以养活妻子儿女，“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已经是对管理者的最低要求。而今天的某些城市管理者不仅没能使之有“恒产”反而驱逐他们，这是以民为本的“仁政”吗？

回答到此为止

另外提示下楼主，你的问题好像发错版区了。

回答2：

《谈骨气》吴晗 1961年
初中语文初三第二册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当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同。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但是，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来说，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军攻入，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失败被俘后，元朝劝他投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人总是要死的，就看怎样死法，是屈辱而死呢，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他选取了后者，要把这片忠心纪录在历史上。文天祥被拘囚在北京一个阴湿的地牢里，受尽了折磨，元朝多次派人劝他，只要投降，便可以做大官，但他坚决拒绝，终于在公元1282年被杀害了。
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他写的有名的《正气歌》，歌颂了古代有骨气的人的英雄气概，并且以自己的生命来抗拒压迫，号召人民继续起来反抗。
另一个故事是古代有一个穷人，饿得快死了，有人丢给他一碗饭，说：“嗟，来食！”（喂，来吃！）饿人拒绝了“嗟来”的施舍，不吃这碗饭，后来就饿死了。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
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还有个例子。民主战士闻一多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的。在这之前，朋友们得到要暗杀他的消息，劝告他暂时隐蔽，他毫不在乎，照常工作，而且更加努力。明知敌人要杀他，在被害前几分钟还大声疾呼，痛斥国民党特务，指出他们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了，人民民主一定得到胜利。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孟子的这些话，虽然是在2000多年以前说的，但直到现在，还有它积极的意义。当然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英雄气概，有自己的骨气，这就是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

原文出自：滕文公下·第二章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回答3：

富贵不能淫

回答4：

武松打虎什么问题啊这个

回答5：

陶渊明的不为五多米折腰:
陶渊明是东晋后期的大诗人、文学家，他的曾祖父陶侃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开国功臣；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但到了东晋末期，朝政日益腐败，官场黑暗。陶渊明生性淡泊，在家境贫困、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读书作诗。他关心百姓疾苦，有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就辞职回家了，随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后来，他陆续做过一些官职，但由于淡泊功名，为官清正，不愿与腐败官场同流合污，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否则栽赃陷害。县吏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意思是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贿赂献殷勤。说完，挂冠而去，辞职归乡。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躬耕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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