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是哪三大盛世？

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

1、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亦大大增强。

2、文景之治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一个伟大时代，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也是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的养精蓄锐时期。

3、开元盛世，是指唐朝在唐玄宗治理下出现的盛世。 此间，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商业、交通发达，城市繁华，对外贸易活跃。

4、开元年间，经过唐玄宗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力达到鼎盛，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的盛世局面。 开元年间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

5、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康乾之治，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该时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在封建体系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

6、康乾盛世，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中国清朝政府统一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台湾，奠定了如今中国的版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扩展资料：

说“盛世”

1“盛世”一词经常在清朝臣民之口出现，并在乾隆时期的社会舆论中逐渐形成“盛世”意识。“康乾盛世”的这种历史记忆逐渐成形，也被文人学士广泛接受，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 

2、民国以来，学者对清朝多持批评态度。较早使用“康乾盛世”一词的是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3、之后20年间的学者，大多都对“康乾盛世”这一说法持有否定态度， 认为是清廷御用文人和遗老叫出来的，只是同时代的清史专家萧一山却对康雍乾三朝赞誉有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景之治 （西汉初年的治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开元盛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康乾盛世 （清朝发展高峰期）

西汉盛世、唐朝盛世、清初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

中国历史上有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统一王朝，出现过10多次盛世，最有名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唐朝盛世和康雍乾时期的清初盛世。

西汉盛世包括文景之治、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持续了130年。这一时期的成就：

1、文帝景帝休养生息，国库钱财充足，粮食多的堆到仓外烂掉，百姓富足；

2、汉武帝以后开疆扩土，打败强大匈奴，将西域纳入中央版图。岭南地区，东北等地区也得到了扩展。

3、《史记》和《汉书》开创史学，思想文化，音乐都走向繁荣，科技发达。

扩展资料：

唐朝盛世

从贞观之治持续到开元盛世，持续时间也是近130年。这一时期的成就：

1、唐太宗时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唐玄宗时期“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2、唐朝的疆域空间广大，将北方草原囊括在疆域中，长城成了摆设，丝绸之路繁荣，中西交往频繁。

3、科技文化发达，唐诗散文一直影响到现在。

清初盛世

从康熙中叶起，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时期，长达133年。主要表现：

1、人口的空前增长，达到近4亿，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

2、平定蒙古，新疆，入驻西藏，疆域空前，仅次于元朝。

3、编制四库全书，但文化上受到严厉阻碍。明清时期玉米、蕃薯的引进，极大促进了农业和人口的发展，所以也称为“蕃薯盛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清初盛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汉唐盛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开元盛世

所谓“三大盛世”，是指中国历史上社会环境较为安定，人民生活相对富足，最为后人称道的三个时期，即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清代的康乾盛世。“三大盛世”的出现，总的看属于历史的偶然。这种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统治者吸取“官逼民反”的教训而产生的民本思想。他们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统治和治理中的地位，妥善处理君民关系和官民关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可以说，民本思想的兴起和实践是三大盛世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思想的源头。

文景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宽慈待民的众多社会政策上。为了提高民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汉文帝下令免除田租赋税的一半，由汉初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后来还免除农民的土地租税。文帝在减免税收的同时，还采取一定政策改善社会底层人民生活。《资治通鉴》记载，文帝在即位当年就给鳏、寡、孤独及穷困之人提供资助，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都赏赐米、肉和酒。

贞观之治是指唐太宗在位的23年盛世。唐太宗继位时，自然灾害不断，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大量流亡。唐太宗实行以人为本的开明政策，重视人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贞观初年，唐太宗一方面大规模精兵简政，淘汰庸员，将中央官吏由2000人减少到600人，另一方面多次下达求贤举才的诏会，以种种形式发现和使用人才。在他重用的高官中，魏征、张亮等人出身寒门，杜淹、李靖、秦叔宝等人甚至来自于敌对的政治集团。最可贵的是，唐太宗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作用。《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对侍臣强调“国以民为本”，当时名臣马周上书时也指出“治天下者以人为本”。唐太宗认为自己皇帝的地位，不是来自于上天授予，而是来自于人民推举。“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些观点极具进步意义，有效地缓解了阶级矛盾。

康乾盛世的出现关键在于开明的用人制度。200万满族人入主中原，一统江山，赢来盛世，一方面是由于极高的统治手腕和政治智慧，但至关重要的是满族人能够积极打破民族壁垒，不拘一格重用汉人，并由此赢得汉族官僚和士大夫集团的支持和认可。例如，明朝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兵败降清后，被清廷委以重任。洪承畴提出了许多治国安邦的建议，并招来一批明将明臣为清朝效命，为清朝迅速统一国家并巩固新兴政权立下大功。洪承畴在立功回到北京后，皇帝“特召赐宴及赐大蟒袍、靴袜等项”，太皇太后“特恩赐宴”。他死后，清廷“赐祭莽如例，谥文襄公”，还立碑称赞他是“贤良之臣”。如此重用前朝重臣在封建社会是不多见的。

巩固法律权威，用法律手段对官吏进行权力制约，促进了“三大盛世”的政通人和

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而法律不过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占有太大权威。然而，一些精明的统治者认识到权力是双刃剑，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给国家进而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他们也经常通过种种途径进行法制改革，巩固法律权威，用法律手段对官吏进行权力制约，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在“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秦朝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崇尚严刑峻法。汉初刑律在很大程度上承接秦律，仍保留宫、刖等极为残忍的肉刑。汉文帝当政时，逐渐开始废除肉刑。《汉书·刑法志》记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其小女儿缇萦随父至长安，上书表示自己愿意去做官婢，以赎父亲所犯的罪，使父亲有机会改过自新。当时文帝很受感动，决定废除肉刑。汉文帝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以身作则遵守法律。《汉书·张释之》记载，有一次汉文帝坐马车外出经过中渭桥，刚好当时有人从桥下走出，惊吓了文帝拉车的马，文帝自己也受惊了，很生气，要求法官严惩该人。法官张释之只对该人判处4两罚金，并解释说，法律应该以同样的标准对待天子和百姓，如果该人无意中让其他人受惊了只接受这样的惩罚，不能因为受惊吓的是皇帝就加重该人的处罚。文帝认为有道理，就接受了张释之的看法。

唐太宗十分重视法制改革和法律的作用。他即位之初，就让人修订当时的《武德律》，并花十年时间制定《贞观律》。《武德律》很大程度上继承隋朝的法律，不仅仍保持一些肉刑，而且规定比较严厉。《贞观律》与其相比，不仅削繁为简，变重为轻，废除肉刑和兄弟连坐等落后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贞观律》逻辑严密体系完善，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典的高峰，并成为后世法典效法的对象。唐太宗对判处死刑很重视，每次决定判处死刑，必须由下面主管官员连续五次上奏，以避免错判错杀。唐太宗还特别强调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严格规定了修改法律的程序，很好地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和谐社会应该是可持续的美好状态，不是一劳永逸的目标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谓和谐也都是相对的、历史的，由于固有的阶级矛盾和封建帝制的诟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更不能同我们今天建设的和谐社会同日而语。如果说统治者有一些利民的思想和行为的话，那也不过是他们害怕人民群众的反抗，为延长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不得已措施罢了。事实上，上述“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此，“三大盛世”的和谐终究只是暂时的，是几颗历史的流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上述根本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一，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保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满足于维持现状，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乃至自高自大，掩盖矛盾，粉饰繁华，纵情于声色犬马，陶醉于歌舞升平，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日积月累，变小患为大患。二，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大清盛世的缔造者，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沉溺于“盛世”之中，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三，盛世的统治者都往往陶醉在已有的成就中，生活糜烂，不思上进。这表现在大小官员纷纷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为所欲为，不受制于外部监督，整个官吏队伍素质严重下降。这在康乾盛世表现得尤为突出。康熙在位时，腐败之风已经蔓延。虽然他曾一度惩治贪官，强化吏治，但一方面随着他年事渐高，对政事越来越消极，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经常宽容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由于他自己生活奢侈，爱好出行，并大讲排场，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都弥漫着骄奢淫逸的风气。雍正上台后，励精图治，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并采取“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做法，不仅减少了官吏以权谋私的途径，还大幅度提高官吏工资待遇，一定程度抑制了贪污的风气，为康乾盛世的维续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一者，雍正在位时间很短，乾隆上台后，朝廷反腐败的热情迅速降低，并宽赦了大批在雍正期间由于贪污受贿而受处分的官吏，这使得腐败之风急剧兴起，贪污者为所欲为，清廉者屡受排挤。二者，封建制度也决定了它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乾隆后期，由于国库空虚，朝廷甚至实行议罪银制度，几乎是公开买官卖官，煽风点火鼓励贪污，这导致当时的吏治腐败几乎到了无可复加，空前绝后的程度。严重的吏治腐败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使清王朝经历康乾时期表面的繁荣之后，急剧衰败。

西汉的文景之治与武宣之政、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文景之治(西汉初年),大一统(汉武帝),光武中兴(汉光武帝),元嘉之治(南朝刘宋),开皇之治(隋文帝),贞观之治(唐太宗),开元之治(开元盛世)(唐玄宗),太宗之治(北宋赵匡义),至元之治(元忽必烈),永乐之治(明永乐帝),康乾盛世(清康雍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