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有哪些基本特征

特征：

一、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

（一）我国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等物质技术基础比较完备，人力资本丰富，总储蓄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具有进一步推动发展的较好条件和雄厚基础。

（二）我国“大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巨大，有13亿多人口的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阶段，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崛起，消费结构升级孕育巨大需求，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可观发展空间，有利于培育形成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更加明显的制度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将不断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和发展潜力，宏观调控体系持续完善和能力进一步增强，能够有效应对发展过程中碰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更加明显

（一）一是原有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效发挥后发优势的结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口老龄化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下降，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将不断上升，依赖低成本要素大规模投入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塑造新要素竞争优势的紧迫性大大增强。

（二）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带动力偏弱问题凸显；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城乡与区域发展还不够平衡，中西部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依然很大，老少边穷地区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这些结构性矛盾已经开始拖累经济发展，并将制约经济持续发展后劲，埋下经济风险隐患。

（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我国能源资源瓶颈制约加剧，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水资源等短缺问题不断显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地面沉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等生态问题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更加迫切。

（四）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增多。经济增速换挡，下行压力加大，使得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风险“水落石出”，逐步显现。

企业经营效益下滑，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地方政府、产能过剩行业等债务大幅增加，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亏损企业退出带来失业压力加大，一些区域和行业面临困难增多，都加剧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扩展资料：

解决问题办法：

一、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和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一）要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得中国经济进步的经验和成果得以制度化与法治化。

（二）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视净化市场环境、约束政府行为、激发企业家精神，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三）要在更高水平上推动新一轮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重组，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改革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与世界结为更紧密利益共同体，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二、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抓好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创新的激励机制，打通创新全链条和各环节，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让创新人才先富起来。

三、加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要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增加居民收入，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减缓和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加大公共产品提供力度，创新公共产品提供方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回应百姓关切，努力做好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扶贫攻坚、食品药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等领域民生保障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 作者：陈和《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18日 02版） 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确立发展重点任务举措，首先要辨明大势、把握大局，认清我们 所处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这是一个大判断。准确理解这个一分为二的判断，对于我们把握“十三五”发展的大逻辑，主动适应环境变化，主动全面深化改革，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 未来五年，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这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外部有利条件。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 国际环境变化趋势和基本特征继续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势。一是经济全球化整体趋势没有改变，世界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利益也进一步融合，面对共同挑战、维护和平共谋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将有利于世界经济在调整中曲折复苏。二是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2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将大幅提高，这有利于推动国际治理平等化、民主化。三是文化多样化受到更多尊重，各国坚持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展现更多制度和文化自信，发展模式多元化态势增强。四是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信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流动，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人类“地球村”、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有利于促进人类共同发展。 （二）对我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和挑战上升 国际金融危机自身演化的逻辑还没有走完，隐含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产生的深层次影响还在持续显现。一是经济低迷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世界经济原有的增长格局和增长机制，新的增长动力没有形成，经济复苏仍主要依赖政策刺激。发达经济体债务去杠杆等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政策刺激又产生和积累新风险。新兴经济体受自身结构性问题和发达国家政策外溢影响，风险增多，处境艰难。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低迷，各国竞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外部需求不足的状况不会有明显起色。二是技术和产业大变革背景下国家竞争力不进则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未来五年到十年，信息、生物、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可能产生大范围技术进步和产业形态变化。高端人才、技术水平等决定着这些新兴产业及其价值链分工布局，劳动力数量等传统要素地位下降。我国既面临迎头赶上的机遇，也不排除因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强化，我与其差距拉大、传统产业面临被技术性淘汰的风险。三是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强化。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贸新规则制定，提高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方面标准，并向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拓展，对全球贸易投资发展格局将产生深刻影响。国际货币和金融监管体系正在改革重构中，主导权争夺十分激烈。新兴经济体面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的难得机遇，但由于自身能力总体偏弱，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仍处于不利地位，短期内提升实质性话语权面临突出挑战。四是各类安全威胁增加。一些国家贫富差距、失业等问题严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引发社会动荡和国家间冲突，有可能产生较大外溢作用，给所在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带来严重冲击。同时，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能源资源、粮食、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都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潜在威胁。五是大国合作竞争关系更为复

杂。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全方位较量加强，大国关系在动态博弈中角力制衡，新干涉主义持续上升，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热点问题持续发酵。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发生变化，一些国家对我遏制和施压等不利因素可能上升，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安全形势更趋复杂。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国内环境的基本特征 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未来发展前景持续光明，这是由发展的长期支撑条件决定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变化，中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风险挑战，国民经济将经历调整转型的考验。 （一）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 一是我国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等物质技术基础比较完备，人力资本丰富，总储蓄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具有进一步推动发展的较好条件和雄厚基础。二是我国“大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巨大，有13亿多人口的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阶段，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崛起，消费结构升级孕育巨大需求，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可观发展空间，有利于培育形成发展的强大动力。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更加明显的制度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将不断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和发展潜力，宏观调控体系持续完善和能力进一步增强，能够有效应对发展过程中碰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更加明显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传统动力弱化而新动力生成的调整期，面临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双重压力，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矛盾特征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一是原有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效发挥后发优势的结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口老龄化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下降，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将不断上升，依赖低成本要素大规模投入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塑造新要素竞争优势的紧迫性大大增强。 二是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带动力偏弱问题凸显；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城乡与区域发展还不够平衡，中西部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依然很大，老少边穷地区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这些结构性矛盾已经开始拖累经济发展，并将制约经济持续发展后劲，埋下经济风险隐患。 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我国能源资源瓶颈制约加剧，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水资源等短缺问题不断显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地面沉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等生态问题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更加迫切。 四是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增多。经济增速换挡，下行压力加大，使得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风险“水落石出”，逐步显现。企业经营效益下滑，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地方政府、产能过剩行业等债务大幅增加，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亏损企业退出带来失业压力加大，一些区域和行业面临困难增多，都加剧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五是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仍然突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社会保障体系有待继续完善，收入差距较大，消除贫困任务艰巨等问题突出。在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深刻变化的新背景下，社会矛盾和冲突易发多发，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共享发展的紧迫性大大增强。此外，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设有待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