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看曾国藩的书籍呢？

曾国藩的“耕读”教育思想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少聪敏好学。1838年朝考点翰林。他推崇程朱理学，笃好古文，对乾嘉训诂诸书，也有涉猎。他接受各个学派的滋养，成为中国近代集封建思想文化之大成者。
当太平天国兴起时，曾受命在家乡办团练。1854年3月，他发布《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号召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纲常理教。1864年5月8日，曾在安庆设书局，刊印“四书”、“五经”。9月21日，曾奏请重修江宁贡院，补行乡试。1865年2-3月，在南京修建钟山书院、尊经书院，并重修安庆文庙。1867年，在南京设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本局）。1871年9月3日，曾国藩同李鸿章一起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学习，1872年11月，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由容闳等带领赴美，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之先河。
曾国藩不是教育家，他的一点教育活动是零碎的，但是在他的《书札》、《家书》、《文集》以及门人幕僚的回忆录中却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教育思想，如他认为，“人才随士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曾国藩全集•诗文》、《杂著•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他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很大，因而不愿家人住在长沙，宁愿住在偏僻的湘乡老家，理由就是（长沙）“风俗华靡，一家不能独俭”（《曾国藩全集•家书•谕纪泽、纪鸿》，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但同时他认为人是可以改变士风和环境的，只要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此为种子即可。正如《原才》一文中所说，“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贤者智者之心所向而已”。如此即可以转移习俗，陶铸一世之人。这样的智者贤者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呢？曾国藩认为“大抵士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八至十世”（转引自李树喜主编：《中国人才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3月版P•661-662）。这里所说的“务农读书”，就是他对家中兄弟和子女的教育中反复强调的“耕读为本”或曰“半耕半读”的思想，这点尤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一、 早、扫、书、疏、鱼、猪
所谓“耕”，在他看来，就是家中男子要耕地施肥，种菜（蔬）、养鱼、喂猪等；对家中女子主要是“学洗衣煮菜烧茶”、制鞋、做小菜等他规定的日定功课（《曾国藩全集•家书•致澄、沅、季弟》，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如他规定女儿、儿媳每年必须做鞋一双以考其女工，必须“作些小菜如腐乳、酱菜之类”（《曾国藩全集•家书•谕纪泽、纪鸿》，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并亲自检验。至于“读”，并不只是读四书五经，八股试帖之类为今后中举做官打基础的书，而是要读能经世致用的书。读书并不求其子孙做官发财，早日成名，只求其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如对其诸弟，在带兵后的读书只要求能写奏稿之类就行（曾国潢除外）。而对其子，则严格一些，从读书做文到为人处世都有一定的要求，强调在博学基础上要有专攻。
二、读、考、问、思、行结合
曾国藩认为，读书要靠勉强磨练，考、问、思、行结合才行。他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道，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又渐充。”（《杂著•劝诫绅士四条》，《曾国藩全集•诗文》P•441）
那么该读什么书呢？他对不同的个性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如要求大儿子攻小学、诗文、天文等，要小儿子攻算学。大致说来，曾国藩认为学问有四，要读的基础书有十，分别为：①义理之学：《四子书》、《近思录》；②词章之学：《曾氏读古文钞》、《曾氏读诗钞》；③经济之学：《会典》、《皇朝经世文编》；④考据之学：《易经》、《诗经》、《史记》和《汉书》。（《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二，辛丑七月）这和前人相比，增加了经济之学这一新类别。他要求子孙们对这十种书要“烂熟于心中”，在此基础上，他为儿子们开列了古今“圣哲”三十二人，认为只要“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圣哲画像记》）。这三十二人为：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敬舆、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东坡、黄鲁直、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惠田、姚鼐、王念孙。包括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学术家、朴学家。曾国藩认为这些都是推动或导航历史的人物，只要“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希望其子孙，有志读书者，能以此为范式，不必广心博骛（[台湾]韦政道：《中国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P•98）。因为知识是相通的。在《杂著•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他说，“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途”，各种学问均“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矣”。虽然对于子孙，他未提及宗教及军事方面的内容，而对直隶士子，即增加了军事、吏事、饷事、文事等项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成为洋务派后，他认为必须学习外国的知识。“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条）。
在曾氏的家书中，除了介绍应读的书籍外，还介绍了读书的方法和治学的先后顺序等。如买书不可不多，看书不可不知选择；读书要“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看、读、写、作缺一不可等，他能根据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方法，并结合自身的体会来言传身教，易于使人接受。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的严格督促及耐心指导下，“自幼究心经史”，后“潜心有用之学”，研读经世致用的书籍，以后又学习英、法语文和西学洋务，成为著名的外交家。
三、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
曾国藩的耕读思想，受其祖父（曾玉屏）的影响甚深。曾国藩中科举入翰林后，其祖父“犹亲自种菜收粪”（《曾国藩全集•家书•谕纪瑞》，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对其子（曾国藩父）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国藩“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靠他吃饭”（《曾国藩全集•家书•谕纪瑞》，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曾国藩对此感受最深，在家书中多次强调，要曾氏子孙“守此二语为命脉”（同上）。曾氏家族立家的“八字诀”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中的核心内容仍是“耕”与“读”。对此“八字诀”，曾国藩要求要“永为家训”，一再叮嘱诸弟“断不可一日忘之，忘则家或败矣”（《曾国藩全集•家书•致澄弟》，咸丰十年十一月十四日）。
当然，这一思想还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阶级地位有关。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阶级斗争相当尖锐，正如他所说“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曾国藩遗嘱，钟叔河选编：《曾国藩教子书》，岳麓书社1986年8月版P•176）；同时，小农经济仍占社会主导地位，男耕女织仍是家庭生存的重要手段。曾国藩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中进士后虽做大官，但官场的倾轧和变幻无常，使他战战兢兢，时存罢官回家当小地主的念头；即便身居高位后，仍有“盛时预作衰时之想”（《曾国藩家书》P•1263）。为了不当官以后子孙后代仍能生存下去，他以中国传统的耕读为本思想教育子孙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作为一个中国近代集封建思想文化之大成者，墨家、农家等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曾国藩的耕读为本的家教思想与他的持盈、惜福、保泰，时存罢官思想密切相关，半耕半读的目的是想让子孙后代能有一技之长，能勤劳节俭，爱惜物力，“戒傲戒奢”，“不失寒士之家风”，以便达到他所要求的“清、俭、明、慎”的目的。从本质上说是为了维护其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有些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但其中包含有许多诸如劳动技术教育、勤俭朴素教育等可取的内容，曾氏的后裔中曾经出过一些著名学者、教育家如曾约农、曾宝荪等人，与他的耕读为本的家教思想不无关系

因为他懂得治世之经纶

你也看看就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