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如何辨伪

青铜器辨伪指的就是辨识一件件具体的传世品青铜器的真伪，即它们是真的古代青铜器，还是后世为牟利而制作的伪品。这是对传世品青铜器进行鉴定收藏首先需要做的研究工作，这是因为传世品与考古发掘品不同，传世品中混杂有大量的伪品。
为了进行辨伪，首先就要了解伪作青铜器的历史和伪器的基本情况。
自宋代金石学产生以来，古代青铜器成为研究与鉴赏的重要文物，公私竞相收集入藏，遂使青铜器具有了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从宋代开始就有人制作伪品以牟取暴利。根据前辈青铜器专家容庚先生等的研究，从宋代迄今千余年来伪作青铜器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宋元明时期。宋代的伪器已见于宋代的青铜器著录书中。例如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16著录的封比干墓铜盘就是伪器。明代伪造情况，如高濂《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14?5)所云：“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遗，而花纹款识悉从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以古器相形，则迥然别矣。虽云摩弄取滑，而入手自粗，虽妆点美观，而器质自恶。”
第二阶段，清初至嘉庆时期。由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者的提倡，金石学有了新的发展，作伪也兴盛起来。此时主要是仿照宋代青铜器图录作伪。据容庚先生研究，乾隆皇帝命臣下编纂的著录皇室藏器的《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宁寿鉴古》四书中，共收录有铭文的青铜器1176件(有铭文的铜镜不包括在内)，其中伪器317件，可疑者137件，共计490件，占总数的41%强。
第三阶段，道光至清末。一方面由于金石学者重视铭文，另一方面作伪器费力而易辨，因此，此时作伪者大多转而在真器上摹刻伪铭以牟利。这种作伪风气始于西安，以号称“凤眼张”的张二铭最为有名。
第四阶段，民国初期。由于政治腐败，军阀混战，不仅各地盗墓之风大盛，而且作伪之风更炽。北京、苏州、西安等地更是作伪的中心，有许多作伪的高手。此时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作伪者运用新技术作伪，使作伪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例如用拓本照相制版及化学药品腐蚀方法作伪铭，就比过去錾刻的伪铭要逼真得多。例如《善斋礼器录》8?6师麻孝叔簠，其铭文就是仿吴大瀓所收藏的真的师麻孝叔簠的铭文用化学腐蚀法制成，颇为近似。非仔细辨识，不能识其伪。
同时，由于外国人重视艺术价值，喜好新奇的器形和纹饰，致使伪作新奇器形、纹饰兴盛起来。例如苏州作伪高手周梅古伪作的车马猎纹方口圆壶(见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图版205，1958年版)，十分新奇，蒙蔽了许多人。
从作伪的历史可以总结出伪器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全器皆伪。例如著名的晋侯平戎盘(见S.W.Bushell著，戴岳译《中国美术》，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约为乾隆年间伪作，原藏北京怡王府，1870年流入英国，现藏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腹外上饰乳丁纹，下饰兽面纹，双耳不伦不类，圈足系焊接，伪作明显。盘内有伪铭23行547字，是已知伪器中铭文最长的。内容杂取《尚书》及《左传》，字体杂仿《散氏盘》及《石鼓文》，刻工拙劣，一望而知其伪。
二、器物的一部分为伪作。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父乙觯，器身为真器，但作伪者在其口部加上一个流，并在腹上部加上一个銴，成为一件古代并不存在的带流带銴的觯(见程长新等《铜器辨伪浅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
三、拼凑真器残片作成伪器。例如《西清古鉴》6?11著录的蟠夔纹鼎11，系用铜甗的上半部下加三足而成，似是而非。
四、器真铭伪。这又包括两种情况：
1、铭文全伪。或用刀具錾刻而成，或用化学药品腐蚀而成。内容或仿某一真器铭，或拼凑，或随意杜撰。例如楚公钟(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20)，系吴中苏某在无铭的真钟上，仿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6?15著录的楚公钟伪刻，骗了罗振玉。罗获此钟后，取钟铭中“楚雨”2字，命其楼为“楚雨楼”，贻为笑柄。
2、在真铭外，加刻伪铭。例如现藏于江苏镇江金山寺的遂启諆鼎。道光末年陕西出土，仅有“遂启諆作叔宝尊彝”9字铭文。后经张二铭在其前后加刻伪铭124字，使铭文增至133字。并以三百金售给叶志诜，叶作歌纪事，和者30余人，成《遂鼎图题咏》一书。后经鲍康辨其伪，叶不怿，遂送给金山寺。
五、器真而花纹伪。即在真的素面或花纹较少的器物上伪刻花纹。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方鼎，原为素面，作伪者在其腹部伪刻鸟纹及蝉纹。又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代兽面纹壶，作伪者在花纹中伪嵌绿松石(陈佩芬《青铜器辨伪》，《上海博物馆集刊》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如上所述自宋代伪作青铜器出现以后，辨伪也就开始了。自宋迄今，辨伪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予重视和批判地继承并予以发展。
宋人赵希鹄在《古钟鼎彝器辨》(《洞天清禄集》，《美术丛书》第9集第4册)中指出：“三代古铜并无腥气，惟新出土尚带土气，久则否。若伪作者，热摩手心以擦之，铜腥触鼻可畏。”清代学者陈介祺辨伪有很高的水平。他在致王懿荣的信中谈到：“伪刻必有斧凿之痕，以铜丝刷去之，则又有刷痕，而字锋又失。……铸字刻字必可辨，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簠斋尺牍》4?6)荣庚《商周彝器通考》及荣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二书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辨伪问题，对历史上的辨伪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
20世纪20年代中国开始了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安阳殷墟，首次出土了经科学考古发掘得到的古代青铜器。新中国建立以后，田野考古工作有了飞速发展，出土了大批的古代青铜器，使青铜器辨伪有了可靠的标尺。同时由于过去从事修复或作伪的老师傅转入文物、博物馆部门工作，坦诚地介绍了过去作伪的方法及内部情况，对辨伪水平的提高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青铜器辨伪的基本方法是比较法和综合分析法。即将需要辨伪的器物首先分别从铜质和锈色、铸造工艺、器形、纹饰、铭文诸方面与已知真器逐一进行对比，并参考伪器的各种情况作为反面资料进行考察，从而对该器各个方面的真伪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再综合上述各个方面的认识进行整体的分析。这样从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反复认真考察几次，最后得出结论。
具体讲，首先从铜质、锈色上辨伪。古代铜器一般是青铜，而伪器有用黄铜者。尤其是古代青铜器已经数千年的腐蚀，铜质已糟朽，其重量比同样大小的伪器要轻得多。这也就是古玩行常说的伪器“手头沉”。如上海博物馆藏的西周史颂簋重9350克，而伪史颂簋重达12420克，比真器重约三分之一。
古代青铜器表面的真锈是经数千年自然形成的，有绿、蓝、灰、黑等多种颜色，深沉致密，有金属光泽，风格古朴，分布自然，给人以美感。而伪锈或用酸类快速腐蚀而成，色淡而浮薄；或用酒精调和漆片、颜料作成涂上，色调灰暗呆滞，没有层次感和金属光泽，并且质地疏松，一抠就掉，或用酒精一擦就掉。例如图五伪青铜人面之伪锈。
其次，从铸造工艺辨伪。古代青铜器主要是用范铸法铸造而成，因此器表往往遗留有凸起的范线及铸瘤。并且器表光洁，细部花纹棱角细腻圆滑。而伪作青铜器多用翻砂法，表面粗糙，有砂眼、缩孔等铸造缺陷。并且仿照真器翻制的伪器，一般较真器壁厚，纹饰、铭文模糊，显得很蠢，没有精神。
第三，从器形上辨伪。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器形是有一定之规的。伪器的器形，或仿真器，但往往形似而神不似；或凭空臆造，作成新奇的器形以哗众取宠。因此，遇到新奇的器形务必十分小心。
第四，从纹饰上辨伪。古代青铜器的纹饰自然而生动，风格古朴而有神韵。伪纹有的是由真器上翻制，但模糊、肥胖而没精神；有的系錾刻，不仅破坏了器表，而且遗留有刀痕。伪纹不仅呆板、软散，而且布局往往不合理，尤其到了边角之处交待不清。总之，古代青铜器纹饰的种类以及每种纹饰的结构和布局是有一定之规的，凡不符合规律者，则可能是伪作。图六伪铜罍的纹饰就十分呆板。
第五，从铭文上辨伪。真铭的特点是自然流畅，生动有神，古朴有力。铸铭的字口是口小底大，边角浑圆，呈形。伪铭结构松散或拘谨，乃至错误，呆板软弱。伪刻者字口是口大底小，呈状，并有刀痕。腐蚀法作成的伪铭，肥胖臃肿，字口深浅不一。古代铭文的字体结构以及内容皆有一定之规，凡遇与常例不合者，则应与真铭逐句、逐字、逐笔对照，自可辨伪。又凡铭文所在部位或行款不合常规者，也可能为伪作。
第六，从器形、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辨伪。真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而伪器三者之间必有矛盾，认真分析，必能找出破绽。例如《善斋礼器录》2?64著录的“中义父”鼎，直耳，柱足，口沿下饰兽面纹一道，其器形与纹饰属于商末周初。而其铭文却属于西周晚期，显系伪铭。按真的中义父鼎，著录于《贞松堂吉金图》上22，器形为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一道，器形与纹饰皆属于西周晚期，其铭文亦属于西周晚期，三者是一致的。
此外，在辨伪工作中，详细了解器物的出土情况与流传经历也是十分重要的，往往能为辨伪提供重要的线索。
最后，在辨伪工作中还必须正确区分伪品与仿制品。伪品乃是制假者为牟利而制作的假文物。而仿制品则是后代官府或私人为了礼仪活动等的需要而仿照夏商周青铜器制作的铜器，例如宋徽宗时仿制的大晟钟，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是对古人的仿效与仰慕。仿品与作伪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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