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六书的看法和认识字数1700以上

2025-02-26 13: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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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六书简论
　　陆宗达
　　“六书”这个名称，始见于《周礼?保氏》，而“六书“的细目，则始见于刘音《七略》。由此可知，用“六书”分析汉字，是从汉代古文学家开始的。
　　刘音素所说的“六书”是“象形”、“像意”、“像声”、“转注”、“假借”，他认为此六字为造字之本。许慎所定“六书”的细目和次第与刘音稍有不同：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后世所谓“六书”都采用许慎命名的细目。而次第则依据刘音之说。郑众也列举过“六书”的细目，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世”、“假借”、“谐声”，见于《周礼?保氏》注。其名称、次第又与刘、许不同，因为郑众只是随文作注，所以不为后世所采用。
　　《说文解字》是我国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分析汉字的专著。许慎认为汉字的字形结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形体可以拆开，一类是形体拆不开，或者拆开后不可以独立成形的。许慎对于能拆开的形体就用“会意”或“形声”来解说（但说解中并不明言“会意”，而云“从某、某”、“从某、从某“、也不明言“形声”，而云“从某、某声”）。对于不能拆开的字则指明“象性”或“指事”。
　　在《说文解字》中，凡用“六书”对字形所作的分析，指出其为“象形”、“指事”、“会意”或“形声”者，都有所依据，并不是凭一己之见以立说。在很多字的说解中，许慎都提出了自己的依据。如：“折”下说：“从斤断草，谭长说。”“尟”下说：“从是、少，贾侍中说。”“为”下说：“王育曰：爪，象形也。”“平”下说：“从亏，从八。八，分也，爰礼说。”“ ”下说：“象形，官溥说。”“贞”下说：“一曰：鼎省声，京房氏说。”“用”下说：“从卜，从中，卫宏说。”“帀”下说：“从反之而帀也，周盛说。”“ ”下说：“軨或从霝，司马相如说。”“匄”下说“亡人为匄，逯安说。”“耿”下说：“杜林说，从火，圣省声。”“曡”下说：“杨雄说，以为古今官决罪，三日得其宣，乃行之。从晶，从宜。”等等。此外，引用《春秋传》、《韩非子》、《淮南子》、《秘书》的明文说解字形之处也很不少。虽然所引解说不一定正确，但是许慎必有所本，非出杜撰。这说明，在许慎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用“六书”分析字形了。许慎作《说文解子》，是把前人的这些说法汇集起来，而用“六书”条例贯通其意，因而成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
　　其后，郑玄注《三礼》，也用“六书”解说字形，只是有些字的解说和许慎不同，如说“丰”字云：“其为字，从豆，丰声”，许慎则认为“从豆，象形。”郑玄说“槷”字云：“从木，热省声”，而许书字作“槸”，云：“从木，埶声。”郑说“资”、“ ”二字云：“资同耳，其字以齐次为声，从贝变易”，许则认为是两个字，不属重文。这说明在汉代，学者已经非常重视用“六书”来解释文字形体的指意了。所以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说：“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汉魏之际，盛称许氏字指，就指的是许慎六书之学（见《魏书?江氏传》）。
　　许慎对“六书”的细目有概括的解释：“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耳可见，‘上’‘下’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今’‘长’是也。”
　　从这些解释看，许慎把前四者作为字形结构的法则，这正是正确的，也为后世所共认，无需多说。至于“转注”、“假借”则并不如此简单。
　　许慎之看到了转注和假借是汉字使用的两种现象，所以他在有关篆文下，从来没有作过“此转注”、“此假借”的分析。
　　在对“转注”的解释中。“建类一首”似指全书分五百四十部，每部建立一个部首而言。《说文解字?后叙》说：
　　其建首也，立一为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同理相贯。
　　这几句话，正是“建类一首”的具体说明。“同意相授”则指这些字的训义互相关联。从许慎所举例字来看，“考”在《老部》，这就是“建类一首”。“老”字说解云“考”也，“考”下云“老也”，这就是“同意相授”。从古音看，“考”“老”是迭韵，在语义上也可以互通，如郑玄《周礼》注：“考，成也”，而《诗经?荡》：“虽无老成人”，“老成”结合成一个词，则“老”也可以“训”成。又，尽天年叫“考终”，也可以说成“老死”，称父为“考”，也可以称呼父为“老”；并用作一切长者之称，如云“父老”。以此可证“考”与“老”实为一语的发展。
　　许慎谓“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是”，这就是说，由于社会的发展，事物增繁，因此，需要在语言中反映这些新的事物，但是并没有另造新词新字，而是把旧的词汇赋予新的义项，也就是用旧词来引申代替。比如。秦汉以来实行新的郡县制，于是产生了“县令”、“县长”诸官，这是秦汉以来的新事物。县令、县长的“令”、“长”本是无其字的，而用命令的令①、长幼的长来作官名，这就是依声托事。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许慎对于“转注”、“假借”的认识是有错误的，特别是他过分强调了《说文》分部建首的作用，是不符合语言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许慎建立部首，分别部居，创造了用偏旁编制字典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说文》的这种编制并不完善，组织也不够精密，用以说明造字方法是不恰当的。
　　历来治《说文》者对转注、假借的解释，众说纷纭，均未得其要旨。戴震、段玉裁以互训为转注，其说虽有助于同义词、字的研究，简洁易晓，但与造字的“六书”无关；朱骏声以引申为转注，虽有功于词义发展的考察，但已远离许氏本意，更与汉字发展无涉。直至晚近,章炳麟先生从语言学理论上提高了对转注\假借的认识,指出这是汉字发展的法则,从而阐明了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则,打破了建首分部说的框框,把汉人“六书”理论发展了一大步，开辟了汉字研究的新途径，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斯大林说过：语言的词汇对于各种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几乎处在经常变动中。②案词汇的发展变化有两种法则：一种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或者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的发展，需要创造新词来表达新的词义。这样产生的新词必定是由某个词源派生的，也就必定沿袭其音读，因此，在语言上有同一语根派生若干新词的现象。从造字来讲，也就要循其声义，各为制字，这就是“转注”造字的法则。另一种是由于文字孳乳日繁，必须加以节制。新的词义产生了，但是义有引申，音相切合，可以利用旧有的词和字而赋予新的词义，不再制造新字。这样做，虽然没造新词，新字，也同样可以适应词汇发展的需要。从造字来讲，这就是“假借”的法则。,章炳麟先生说：“转注着，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列。”③这段话正是辨证地说明了造字的发展规律。
　　词是怎样从一个语源派生发展起来的？又是怎样循其声义各为制字的？
　　例如：述说的说、阅读的阅、租税的税，即属同一语源的派生词字。首先从音读上看，这三个字都从兑得声，而且“说”字就同时兼有这三个音读，可见这三个字的读音在周秦是相同的。再从义训上看，三字也相通。《说文? 言部》说：“说，说释也。一曰，谈说。”而《诗经》毛传曰：“说，数也。”《荀子?劝学》：“诵数以贯之。” 在《荀子》其它篇中“诵数”也作“诵说”。由此可见知“说”与“数”在意义上是紧密关联的。述说的说，就是一件一件地陈述，也就是具数而称之的意思。《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汉王面前陈述厉害，张良说：“臣请籍前箸为大王筹之。”接着，就用筷子列举了八条害处。这段记载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说”就是列数而述。“阅”的本义应训“检阅”①①。《说文?门部》：“阅，具数于门中也。”《左传?桓公六年》：“秋，大阅，简车马也。”《周礼?大司马》：“中冬教大阅。”郑玄注：“简军实也。”诸列用的都是阅之本义。古代检阅或在城内，或在庙内（皆见《左传》），可见检、阅都有在门中点查数目的意思。引申之，逐字览读也叫阅。再看税字。《说文?禾部》：“税，租也。”“租，田赋也。”但是最初租与税是不同的。租是奴隶制社会剥削农奴的手段，税是封建社会剥削农民的制度。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对奴隶进行力役之征。《周礼?天官?小宰》：“听政役以比居。”郑玄谓政即征字，也就是《小司徒》、《旅师》中所谓的“地征”、“薄征”，亦即赵歧《孟子?尽心》注中所说的“征，赋也。”征役就是力役之征。租也就是殷商时代的“锄”，是力役之征的田赋，是对农奴的劳动进行无偿的剥削。到了封建社会，农民要向地主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着叫做税。春秋末年，鲁国“初税亩”，就是开始依照土地的产量进行纳税。因此，“税”也有数目、计数的意义。《考工记?栗氏》谓栗氏为量，“槩而不税。”意即制造了升斗之后，有了固定容量，如一斗容二万四千黍，以平之，则黍数可知，不烦再去数黍粒了。可见“税”的最初含义也是数数儿。综上所述，可以断定“说”、“阅”、“税”三字同出一个语源，其词义的核心都是数。只是由于数数儿这个词义用于三种不同的情况，因而产生了三个义项，可以说是一个语词因社会制度、文化、科学的发展变化而派生为三个不同的语词，并因而制造了“说”、“阅”、“税”三个字。
　　为从某一语源派生的新词制造新字，这是汉字发展的一条重要法则，也就是“转注”。
　　专著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
　　第一，因方言殊异或古今音变而制字。
　　中国地幅广袤，方言繁多，同样一个词再甲地这样说，在乙地却那样说，于是使用不同方言的人各自按照本地的语音造字，这样，一个词义就分成两个词两个字了。如“逆”和“迎”都训逢，但“关东曰逆”、“关系曰迎”（见《说文?辵部》），于是“逆”和“迎”就成了两个词两个字。又如《说文?女部》：“蜀谓母曰姐，淮南曰社。”案“姐”即祖字的音变，“社”虽非新造，但由此可知“祖”、“姐”、“社”是由于方音的差异而分化为三个词三个字的。
　　因古今音变而另造新字的，如：“《说文?夭部》：夭，屈也。”案夭音於兆切，而在唐人诗中已由读乌乖切的，如白居易《和春深》第二十首：“钱塘苏小小，人道最夭斜。”因此，又按乌乖切的音另造一个“歪”字，于是於兆切之“夭”与乌乖切之“歪”就成了二词两字①②。又如《说文?水部》：“滫，久泔也。”音息流切。引申为羹饭败坏，后世音变为所鸠切，因而又另造了“馊”字。
　　这类因空间或时间造成音变而制的文字，实质上是重复。
　　第二，因词义发生变化而制字。
　　由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认识也由简趋繁，于是词义也随之而发生变化，并且因此而产生新词新字。这样产生的新词和旧词之间，在音义上是互相关联的。
　　如《说文?齐部》：“齐，和麦吐穗上平也。象形。”案“齐”有两个义项：一是农作物。和麦为农作物的总名，禾属众多，通言则黍稷稻梁都是禾属。但古代以稷为五谷之长，是古人主要的食物，因而析言则以“稷”或“齐”作为小米的专名齍①。又，盛在祭器里作祭祀用的、稷叫做“齍”。《说文?皿部》：“齍黍稷在器以祀者也。”〈〈诗经?甫田〉〉：“以我齐名，与我牺羊”毛传：“器实曰齐，”则直接把齐字用作齍字。由此可见“齐”、“ ”、“稷”、“齍”是由于通言析言有别或用各有当而繁衍产生的，它们在词义上有区别而又互相关联。
　　“齐”的第二个义项是齐剪。
　　农作物是劳动对象，为人工所培育，而非野生之卉草，培育过程中，有时需要芟剪使齐，所以〈〈尔雅〉〉以齐训剪。与“齐”意义相关连的有“ ”（隶变作“ ”）。《说文? 部》：“ ，止也。从，盛而一横止也。”今人种植果木、蔬菜、棉花等，凡枝杈横生妨害成长的，必剪之使齐，“ ”即指此。〈〈金部〉〉：“ ”，“读若齐。”则又可知与齐古音相同。可见齐是一语之派生。又，齐有修翦意，因而有整齐意，所以吐穗上平为之齐，这就又与剂字、剪字义相关联。〈〈刀部〉〉：“剂，齐也”“剪，齐断也”〈〈尔雅?释言〉〉也说：“剂，剪，齐也。”剂、剪古双声对转，则齐字与“”、“剂”、“剪”也是一语的的派生。至于农作物收获，则有“穧”字。〈〈禾部〉〉：“穧，获刈也。”由此可证，齐、、翦、剂、穧也是义相关联而又有区别的。
　　又如《说文?宀部》：“害，伤也。丰声。”案“害”即古割字。〈〈刀部〉〉：“割，剥也。”剥即裂开。割字〈〈唐韵〉〉音古达切（现在有的方言仍保留此音），则与“犗”字同一语源。〈〈牛部〉〉：“犗，騬牛也。”即谓个割去牛马的生殖器。犗，《唐韵》音古拜切，是割、犗音义都有关联。犗对转音有“ ”、“犍”。《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以刀去阴曰犍。”《说文?新附》有犍字，训“犗牛也”。又《广韵?狝韵》：“ ，以槌去牛势。旨善切。”字又作“骟”《旧五代史?郭崇韬传》：“不唯疏斥阉寺，骟马不可复乘。”今即通用之。而《新五代史?郭崇韬传》作：“至于骟马亦不可骑，”则以扇为骟字。又周公东征灭商奄，而《墨子》、《韩非子》记其事作“商盖”，知奄字可读gai、ge之音，并进而可知“奄人”、“阉人”也就是“犗人”。综而观之，则“害”、“割”、“犗”、“ ”、“骟”、“奄”、“阉”等都是同一语源的派生词，从造字来说则为转注。
　　以上各例都是由于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新词、创造的新字。
　　第二，为由同一语根派生的相互对立的词制字。
　　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的两方面，并由此而推动事物的发展。词汇、词义的发展也符合这个法则。这就是说，客观事物的矛盾性必然要反映到语言上来，因而产生了词的界说和概念的差异，由一个语源可以发展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词。例如，“天”与“地”，“古”与“今”，“男”与“女”，“始”与“终”，等等，都是两两居于对立面的词，而这些对立面的词又都是双声，可见是由同一语源派生的。这在语源学上称为“相反同根”。又如“受”与“授”，“教”与“效”，“问”与“闻”，“买”与“卖”，等等，这些彼此连结，互相依赖的对立的词，也是以声音为纽带的，在训诂学上称为“施受同词”凡是依照“相反同根”和“施受同词”的法则来产生新词或制造新字也是转注。循是例以求，可以得出文字孳乳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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