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理论分行业简述中国国际收支变化的原因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我国经济中储蓄大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国内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低消费、高储蓄。我国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消费不足带来储蓄过高，而高储蓄带来的是则高放贷和高投资。在国内消费不旺的状况下，高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对外出口来释放，由此导致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
原因之二：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导向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的并轨改革更是有力地促进了出口。1998年以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出口乏力、内需不振的形势，国家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同时采取一系 列措施鼓励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5年初，纺织品配额被取消。这些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施和体制环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竞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出口高速增长。
原因之三：国内长期实行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
鼓励外资进入的各种优惠政策使得国外资金可以通过合资和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带来的外汇流入并不是以购买外国资本品的方式，即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的形式流出，而是这些外商将直接投资带来的外汇简单地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然后用换来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投资生产的产品进一步通过出口产生经常项目顺差，从而产生了“双顺差”的格局。
原因之四：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
通过分析十多年来的海关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双边贸易中，我国顺差增加较大的市场主要是美国、欧盟和香港，而同一时期我国对亚洲地区却由顺差转变为逆差；第二，在商品结构上，我国顺差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尤其是轻纺和机电产品上，而同一时期初级产品进出口却由顺差变为逆差；第三，从经营主体看，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已经由逆差变为顺差；第四，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顺差远远大于一般贸易顺差。如果也对比一下同期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统计，就会发现，在我国对美、欧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同时，亚洲几个主要经济体对美、欧的顺差是逐渐缩小的。也就是说，原来设在亚洲其他几个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尤其是其末端加工工序，已经大量转移到我国，这样也就把他们对美、欧的贸易顺差转移了过来。所以，十多年来我国商品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和顺差的扩大，与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调整、一部分加工出口产业以外商投资形式由其他亚洲经济体向我国转移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归根到底是我国在世界产业结构中的分工角色造成的。
原因之五：全球过剩流动性的输入
2001年以来，美联储开始实施了长达两年多的低利率政策，与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步，我国资本项目顺差开始持续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国际压力也日益高涨，这些事件均不是巧合。事实上，正是由于世界三大经济体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创造了全球过剩的流动性，推动石油价格和全球资产价格上涨，也强行推动着过剩的流动性流入我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我国开始被动地被制造流动性过剩。

三、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影响
第一，国际收支双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激增，导致“对冲”过多流动性成为央行货币政策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由于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央行“对冲”操作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
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在现行结售汇制度下，外汇统一由央行购买。因此，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被动的吃进了很多外汇，从而向市场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从央行外汇占款存量与基础货币存量变动的趋势图可能看出，二者变化趋势非常一致（见图4），我们经过简单计算得出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8，这说明二者高度正相关。这也证明在近些年来，基于外汇占款的基础货币投放已经成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基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致占基础货币总量的90%左右。
由于基础货币投放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多倍扩张，因而央行为了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缓解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要采取经常性的“对冲”操作措施，从商业银行回笼资金以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即外汇占款增量大于基础货币增量的部分需要中央银行“对冲”掉。而近年来，由于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外汇占款增量和基础货币增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见图4），导致央行“对冲”操作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也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在国际收支双顺差仍将维持甚至可能更加严重的情况下，对冲过多的流动性是我国货币政策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
第二，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央行旨在弱化基础货币大量投放的负面影响的“对冲”操作带有很大的被动性，限制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和主动程度，也影响了央行的政策调控效果。
面对巨额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的“对冲”操作常常显得力不从心，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对冲” 完全释放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同时，“对冲”规模激增会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在人民币存在很强的升值预期下，外汇会大量流入，从而又抵消了“对冲”的政策效果。同样道理，外汇储备激增导致的人民币很强的升值预期，也限制了利率调控手段的作用空间。所以，“对冲”只能说在一定程度有效，但不应该作为日常政策工具而无限期、无休止地使用。目前，央行用于“对冲”操作发行的票据余额高达3万亿元之巨。如按一年期央行票据利率2%左右的水平计算，央行每年为“对冲”操作要支付一笔不菲的成本。
第三，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均衡，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向内需主导型模式的转变。
虽然出口导向是在内需不足情况下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战略选择，但其实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就一直在价值观上，在实际利益的争取上，对出口是积极支持的，在资源配置上对出口企业给与了许多的优惠。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外向型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优惠就挤占了内向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对内需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
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和与之配套的优惠政策的过度推行导致我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太高，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率从2002年的42.7%上升到2006年的近70%。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越大，经济的不确定性就会随之增加。例如我国目前的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高度相关（见图6），这种现象表明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会受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第四，国际收支双顺差给人民币汇率造成持续的升值压力。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的巨额外汇储备使我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操作的主导权，并陷入人民币升值压力与货币供给增长的双重困境。要减轻外汇占款造成的过多基础货币发行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人民银行必须加大回笼现金力度或提高利率，这些都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
目前，人民币已经实现适度升值，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这并没有能够阻止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如果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增加货币供给或降低利率，那么原本很宽松的货币市场将变得过度宽松。这可能会刺激国内资产市场形成泡沫。
第五，国际收支双顺差成为导致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在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银行资金使用效率值得关注。
巨额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通过结汇转换成人民币资金进入商业银行，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大规模投放在货币乘数作用机制下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多倍扩张，使市场流动性急剧膨胀。商业银行的存贷差规模日益扩大，货币市场流动性泛滥等问题也开始出现。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可能会产生贷款冲动，对资金的使用效率的关注可能远远低于对贷款规模的关注，最终可能导致银行贷款呆坏帐增加和盈利性的下降。
第六， 加剧了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国际收支失衡不可能长期持续，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调整压力。近期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重点关注。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愈演愈烈，中国国际收支的长期顺差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重点目标，使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受到很大制约。第七，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的流动性过剩还可能会导致投资过热、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消极后果。一旦这些问题出现，必然危及整个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给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造成不确定性。
四、治理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对策
经济学中讲究均衡，任何失衡，不管是顺差还是逆差，都不是理想的状态。因为失衡就表示资源的错配或扭曲，所以任何失衡的状态尽管可以维持一时，但从长期看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不主动采取措施校正其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那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套利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可能对其结构失衡进行“强制校正”，而这种“强制校正”往往是以国内经济的破坏性回归为代价的。日本泡沫经济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势在必行。
一是要加快步伐调整出口导向战略。虽然出口导向是在内需不足情况下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战略选择，但其实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就一直在价值观上，在实际利益的争取上，对出口是积极支持的，在资源配置上对出口企业给与了许多的优惠。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外向型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优惠就挤占了内向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对内需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已经到了从根本上改变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了。应当逐步降低高额贸易盈余，同时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在出口方面，可以对一部分低附加值的简单加工品征收出口关税，并降低出口退税，从价格信号上影响出口商品结构；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为有自主创新能力产品的出口创造更多的优惠条件，从产业政策上引导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上，有必要调整引资政策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目前我国已经通过内外资企业的两税合一来实现内外资在税收上的国民待遇。今后，还应调整各地引进外资的政策，逐步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控制外资流入数量的同时，提高外资流入的质量。
二是要扩大内需，化解国内储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内部消费不足，储蓄过度，所以化解的方法就是降低储蓄、促进内需。
首先，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改革现行收入分配制度。中国消费水平低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收入水平低，它是一个收入问题，并不是消费的问题。所以，要刺激消费，首先是要增加农民和城市中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另外，经济学基本理论认为，富人的消费倾向低，穷人的消费倾向高。而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收入的增长部分，主要是由高收入阶层获得，但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低的。因此，要扩大消费的比例，就得改变现在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份额，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
其次，尽快实现公共财政的转型。目前，我国本币净储蓄的积累，是促成投资扩张和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而本币储蓄率过高的源头正是我国财政政策在公共建设领域的长期缺位造成的。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投资远远不够，导致居民自身要为这些公共产品来买单，其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过高，只能通过控制当前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只有加速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医疗、水电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投资，使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加大，每个人的储蓄率下降，才能缩减私人部门的净储蓄动机，持续有效地启动内需。
三是要加强国际间政策协调。我国的贸易失衡不仅源于自身结构性失衡，也部分地源于主要贸易伙伴的结构性问题。只有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贸易失衡问题。特别是对于当今世界贸易赤字主要来源、也是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的美国，在全球性失衡和中美贸易失衡的调整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国采取措施扩大私人消费、逐步放开对外投资、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重要调整的同时，美国也应该至少在以下方面采取调整措施：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压缩居民消费规模；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等。因此，调节贸易平衡是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贸易伙伴国的积极配合。我国应加强谈判力度，提高国际间的政策协调能力，争取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积极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