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儒学今古文两派之争

2025-04-02 1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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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所谓中国儒学今古文两派之争，是指中国儒学界内部围绕“六经”中“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的真伪问题，分裂为儒学今文派和儒学古文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作伪的斗争。首先，我将梁启超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专门论述抄录如下。
1920年11月—1921年1月，梁启超在《改造》第3卷第3—5号分期发表了其论著《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1921年2月，梁启超在“吸收了蒋方震、林志均、胡适三人的意见”之后，又“加以补充修正”，并且将这篇论著更名为《清代学术概论》，交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一部专著出版发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中说：“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长短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已与原书埒（lie：相等）。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1]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论及中国儒学今古文两派之争的来龙去脉时写道：
“清学分裂之导火线，则经学今古文之争也。何谓今古文？初，秦始皇焚书，六经绝焉，汉兴，诸儒始渐以其学教授，而亦有派别；《易》则有施（仇）孟（喜）梁丘（贺）三家，而同出田何；《书》则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而同出伏胜；《诗》则有齐鲁韩三家，《鲁诗》出申公，《齐诗》出辕固，《韩诗》出韩婴；《春秋》则惟《公羊传》，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同出胡毋生、董仲舒；《礼》则惟《仪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而同出高堂生。此十四家者，皆汉武帝宣帝时立于学官，置博士教授；其写本皆用秦时通行篆书，谓之今文；《史记·儒林传》所述经学传授止此，所谓十四博士是也。逮（dai：到）西汉之末，则有所谓古文经传出焉；《易》则有费氏、谓东莱人费之所传；《书》则有孔氏，谓孔子裔孙安国发其壁藏所献；《诗》则有毛氏，谓河间献王博士毛公所传；《春秋》则《左氏传》，谓张苍曾以教授；《礼》则有《逸礼》三十九篇，谓鲁共王得自孔子坏宅中，又有《周官》，谓河间献王所得；此诸经传者，皆以科斗文字写，故谓古文。两汉经师，多不信古文；刘歆（大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屡求以立学官，不得，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谓其‘专己守残党同妒真’者也。王莽擅汉，歆挟莽力立之，光武复废之，东京初叶，信者殊稀；至东汉末，大师服虔、马融（79—166年）、郑玄（127—200年）皆尊习古文，古文学遂大昌。而其时争论焦点，则在《春秋公羊传》；今文大家何休（129—182年）著《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公羊墨守》，古文大家郑玄则著《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以驳之；玄既淹博，遍注群经，其后晋杜预、王肃皆衍其绪，今文学遂衰。此两汉时今古文哄争之一大公案也。
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玄）王（肃），今古文之争遂熄；唐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皆杂宗郑王。今所传《十三经注疏》者，《易》用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用毛传郑笺，《周礼》、《仪礼》、《礼记》皆用郑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其余诸经，皆汲晚汉古文家之流；西汉所谓十四博士者，其学说皆亡，仅存者惟《春秋公羊传》之何（休）注而已。自宋以后，程朱等亦遍注诸经，而汉唐注疏废。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1638—1704年）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梁启超接着写道：
“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则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今《十三经注疏》本，《公羊传》虽用何注，而唐徐彦为之疏，于何义一无发明，《公羊》之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1724—1777年）弟子孔广森（1753—1787年）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1719—1788年）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经，全然不同。其同县后进刘逢禄（1776—1829年）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段玉裁（1735—1815年）外孙龚自珍（1792—1841年），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自珍性跌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諔诡（chugui）连犿，当时之人弗善也，而自珍以此自*；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岁亦耽佛学，好谈名理。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热，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夏曾佑（1863—1924年）赠梁启超诗云：‘璱人（龚）申受（刘）出方耕（庄），孤绪微茫接董生（仲舒）’，此言‘今文学’之渊源最分明；拟诸‘正统派’，庄可比顾，龚刘则阎胡也。
‘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因此知汉代经师家法，今古两派，截然不同，知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时辑佚之学正极盛，古经说片言只字，搜集不遗余力，于是研究今文遗说者渐多；冯登府（1783—1841年）有《三家诗异文疏证》，陈寿祺（1771—1834年）有《三家诗遗说考》，陈乔枞（1809—1869年）有《今文尚书经说考》、《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迮鹤寿有《齐诗翼氏学》；然皆不过言家法同异而已，未及真伪问题。道光末，魏源（1794—1851年）著《诗古微》，始大攻毛传及大小序，谓为晚清伪作，其言博辩，比于阎氏之《书疏证》。且亦时有新理解，其论《诗》不为美刺而作，谓：‘美刺固《毛诗》一家之例，……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岂有欢愉哀乐，专为无病代呻者耶；……’（《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中》）此深合‘为文艺而作文艺’之旨，直破二千年来文家之束缚。又论诗乐合一，谓：‘古者乐以诗为体。孔子正乐即正诗’，（同《夫子正乐论上》）皆能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源又著《书古微》，谓：不惟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即阎氏所攻者）为伪也，东汉马郑之古文说，亦非孔安国之旧。同时邵懿辰亦著《礼经通论》，谓：《仪礼》十七篇为足本，所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者，出刘歆伪造。而刘逢禄故有《左氏春秋考证》，谓：此书本名《左氏春秋》，不名《左氏春秋传》，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同性质，乃记事之书，非解经之书；其解经者皆刘歆所窜入，《左氏传》之名，以歆所伪创。盖自刘书出而《左传》真伪成问题，自魏书出而《毛诗》真伪成问题，自邵书出而《逸礼》真伪成问题；若《周礼》真伪，则自宋以来成问题久矣。初时诸家不过各取一书为局部的研究而已；既而寻其系统，则此诸书者，同为西汉末出现，其传授端绪，俱不可深考，同为刘歆所主持争立；质言之，则所谓古文诸经传者，皆有连带关系，真则俱真，伪则俱伪；于是将两汉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勘，则康有为其人也。”[2]
1994年2月29日，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兼所长的刘梦溪先生，在为自己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所作的《总序》中，对儒学今古文之争进行评论说：“经今古文学的论争，无异儒学内部的自我耗散。要想动摇一种学说，再没有比宣布一种学说所依据的经典是伪作更具有摧毁力了。古文经学打击今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打击古文经学，用的就是此种策略。肇始者刘歆，首先攻击今文经残缺不全，要求立古文经于学官。今文十四博士则奋力反击，提出所谓古文经是伪托，扬言要对刘歆治以乱经之罪。直至郑玄遍注群经，采今古文而融通之，持续一二百年的这场论争，才告平息。”[3]刘梦溪先生又说：“本来中国学术史上的今古文学之争，东汉以后已告平息，何以清代又起波澜？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庄存与（1719—1788年）的人，他与戴震（1724—1777年）同时，写了一部叫《春秋正辞》的书，一反当时讲究名物训诂的盛清正统派学风，转而抉发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继之而起的刘逢禄（1776—829年），撰写《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对何休的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大肆发挥，在学派传承上便相当自觉了。后来龚自珍、魏源出，清代的今文学派在思想界真正成了气候。但龚、魏之学，已不在学术本身。”进而指出：“康有为是清代今文学派的集大成者。”[4]
梁启超、刘梦溪二位先生都认为，康有为是“今文学派的集大成者”。但是，“六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六经”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这样一些有关“五经”真伪的问题，直至康有为依然没有解决；关于“五经”真伪的争论，依然继续进行。对此，1921年初，钱玄同先生在给胡适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我以为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1740—1816年）；推倒刘歆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但是，宋儒推倒汉儒，自己取而代之，却仍是‘以暴易暴’，‘犹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迹。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5]
将“五经”真伪之争，继续向前推进并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学者，则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其代表作就是七卷本的《古史辨》。1982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古史辨>重印说明》中写道：“疑古思想是五四运动以后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继承了我国历代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了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运用了近代的科学方法，把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作了系统的分析，揭露出它们本来的神话传说的真面目。从而揭穿了‘经’书的老底，剥去了它的神圣外衣，从根本上推倒了二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所以《古史辨》一出版就引起了一些守旧的封建卫道者的激烈反对，把它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洪水猛兽。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则是这一时期疑古思想的代表。”“《古史辨》是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真伪的论文总集。它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我国史学界在考订我国古代史料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考订的范围主要是古史、古地、古人和古书，涉及我国古代史料的各个方面。这些大量的切实的奠基工作，为科学地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廓清了迷雾，并提供了确实可信的文献资料。”[6]
1924年2月22日，胡适在其主办的《读书杂志》第十八期发表的《古史讨论读后感》一文评论说：“顾颉刚先生说的真不错：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余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道有多少罅（xia）漏，可以看得出它是假造的。但经过了二千余年的编造，能够成立一个系统，自然随处也有它的自卫的理由。……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至少可以指出一个公认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来，这是无疑的。”“这回的争论是一个真伪的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 ‘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我请用这八个字贡献给讨论古史的诸位先生。”[7]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儒学今古文两派之争？我不赞成刘梦溪先生关于“经今古文学的论争，无异儒学内部的自我耗散”[3]的评判，相反，我认为中国儒学今古文两派之争，是中国古史中的辨伪之争，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学发展的基本表现形式；我赞成梁启超先生关于康有为是“今文学运动……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8]的评价，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尚待进一步发掘和汲取；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继承和光大了中国学术界的辨伪传统，把中国古史中的辨伪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开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局面。当然，康有为、顾颉刚二位中国著名学者，各自都存在着明显的学术缺陷，致使康有为在学术界昙花一现，而顾颉刚始终没有实现他企图“打破民族一元化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黄金世界的观念”[9]的夙愿。我赞成胡适先生关于“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的论断和“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处理方针，觉得有必要继续推进这项研究工作，以使中国古史研究能够满足于我国继续快速发展的需要，为中国拼力抢占世界科技最高点做出社会科学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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