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汉文的端木蕻良-桂林生活

端木先生旅居桂林期间，创作了大量作品，所以有关端的研究，都把他在桂林这段时间作为重点。 端木蕻良在桂林，主要活动内容还是从事文学写作，大量的创作成果表明，桂林时期是他一生创作生涯的重要时期。
小说创作是端木蕻良的主要创作内容，在桂林，他写下了大量小说作品。计有《初吻》（短篇小说）、《早春》（短篇小说）、《雕鹗堡》（短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长篇小说，未完）、《琴》（短篇小说）、《红夜》（短篇小说）、《女神》（短篇小说）、《前夜》（短篇小说）、《饥饿》（短篇小说）、《几号门牌》（长篇小说，未完），出版了长篇小说《大江》（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43年4月出版）。
《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蕻良早期创作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1942年，端木蕻良由香港转到桂林之后，怀着对遥远故乡的的思念情怀，开始续写《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这第二部，由于后来未能写完，也未能印刷成书出版，当时发表于1943年3月至11月桂林出版的《文艺杂志》第2卷第3期至第6期与第3卷第1期上，一共5章，约4万字。在这5章里，主要人物是两个，一个是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小说第一部的末尾已被折磨死去的灵子，一个是第一部尚未出场的丁宁的哥哥丁兰。这里第1、第2、第4、第5章主要写灵子，第3章写丁以写灵子的心理活动为主，写了她的忧郁、内心痛苦和对丁宁的思念，对未来的冥想等等，将她对生命、死亡、命运的思考等哲学意义的内容，作为了这小说的主体。小说体现了端木蕻良对中国妇女的地位、命运和对人性等问题的思考。
端木蕻良在桂林创作的短篇小说主要有《早春》、《初吻》等。这些作品，写了一批在家乡土地上生活的纯良美丽 的农村女子。端木蕻良在她们身上，寄托了自己对遥远的眷恋，寄托了自己对灾难家园的关切。《初吻》、《早春》两篇，代表了端木蕻良上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两个作品，都是写的幼年时代的生活内容。《初吻》写的是一个叫“兰柱”的富家子弟，在与比他年长几岁的亲戚、名叫“灵姨”的年轻女子的来往和玩耍时，产生了一种新鲜的亲近情感。三年后，兰柱再见到灵姨时，她再也没有往日的热烈、活泼和欢愉了。《早春》写的是兰柱和只见了三次面而不知其家世的村女金枝姐。与《初吻》一样，小说先写一种童稚的天真、欢愉，两人一道在野地里挖野菜、采野花的快乐和兴奋。后来，金枝姐一家被生活所迫，到更荒凉的北荒去谋生活了，兰柱再也见不到她了。小说写出了一种撩人心魂的情，连同那精美明丽的景物描写、动人的人物心理刻画，洋溢出与一般抗战小说不同的艺术韵味和意境，真正体现出了小说中的一种艺术美，从而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端木蕻良在此时期写的一些神话小说、历史小说，如《蝴蝶梦》、《女神》、《琴》、《步飞烟》等，也都是以女性为描写中心的。这些小说，充满着作者真切鲜明的爱与憎。端木蕻良正是通过对农村青年女性美好形象的塑造,在对她们悲惨身世的记叙中，流露出他对世间美好事物的无限爱恋，对善良者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的。
在桂林，端木蕻良还创作了《晴雯》、《林黛玉》、《安娜·卡列尼娜》（话剧）、《红佛传》等剧本；写有《哀李满江》、《赠瘦石》、《秋日访迩冬不遇》等诗作。除以上已发表的作品外，据笔者访问端木蕻良时了解到，端木蕻良在桂林，还写有《薛宝钗》（剧本）、《龙女传》、《三月手记》。这些作品，有的已决定发表，发了预告，后因桂林大疏散，刊物被迫停刊而未能发表。
端木蕻良在桂林还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和文学札记。计有《写人物——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历史剧问题座谈》（座谈会记录）、《心浮私记》（札记）、《论艾青》、《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论文）、《我的写作经验》）等多篇。
可以看出，端木蕻良在桂林参与抗战文艺活动是大量的，写作成果是丰富的，作品较抗战前形式更为多样，内容、题材现扩大了。
思想的提升与创作的转变
端木蕻良在桂林，是他创作思想得以提升、创作道路发生较大转变的时期。1942年，端木蕻良来到桂林不久就写出了《我的写作经验》一文，这是他对自己十年来创作的一个总结，文中表达了他极重要的文学思想。他提出了写小说是一种哲学事业的思想。他说：“文学是因为它们都隐藏着哲学思想。”他认为，区别一流二流小说就在于此。在文学观上，他开始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报告中提出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全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作家都热烈响应，展开讨论，并积极探索文艺“民族形式”的实践。端木蕻良在总结了抗战前期一些作品只重视内容而忽略形式的教训，努力探索“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可以认为，端木蕻良在桂林开始了自己创作中的民族形式的自觉追求，努力探索民族形式，追寻“人民的文学”的创作道路，着力表现乡土气息。端木蕻良在桂林曾说：文学“要顾及乡下人”、文学的未来是“歌颂人民的领袖、人民英雄、各阶层人民生活”的“人民的文学”（1943年在“战后中国文艺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追寻“顾及乡下人”、写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创作路子。写他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乡下人。在《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早春》、《初吻》等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中，体现出了他的这种创作追求，这种创作转变。
观察端木蕻良在桂林的创作，可以发现较之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有了以下较明显的变化：
创作题材由现实转入历史。
抗战前期，端木蕻良在重庆、香港等地写了反映抗日军队以及游击队生活的长篇小说《大江》、中篇小说《柳条边外》、短篇小说《螺蛳谷》，还有已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风陵渡》。这些作品，除了个别篇章外，大多写的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生活和大后方的社会图景，可以看出，它们多是配合抗战宣传的急就章。这是抗战初期救亡工作的需要，也是端木蕻良的热情所使然，作家是在以自己的笔，服务于抗战。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政治局势的沉滞黑暗以及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事业的限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失去了抗战初期那种深入前线深入民众的可能，灰暗阴冷的社会气候使得作家渐渐转入到历史中去寻找创作题材。1942年端木蕻良到桂林后，也写有暴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几号门牌》，但由于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他同样无法深入前线，也只得潜入历史。他在此时写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虽与抗战有关，但毕竟不是现实抗战生活内容的作品。他的《早春》、《初吻》、《红夜》等，写的都是记忆中的旧时生活图景而不是现实生活内容，他的《女神》等历史小说和《红楼梦》等剧作，以及他的旧体诗写作，都体现了他创作上的这种变化。
创作心态由激情宣泄到审美表现。
端木蕻良是极富艺术才华的作家。可以认为，在他创作初期写《科尔沁旗草原》、《憎恨》时，就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才力。但他早期的作品，毕竟是激情多于艺术，1942年端木蕻良到桂林后，相对安定的后方生活使他有时间有精力沉思几年来的创作路程，他开始注重作品的审美力量，着意追求作品的艺术价值了。他提出了“由美到真”的艺术观点，他说“艺术的美根植于生活的真”。他在此时期写的《心浮私记》里说：“我认为在文学的过程中，从美的角度里也可以达到真的境界。而达到了真的，它必然是美的。”他还说：美若游离了真，那种美就失去了健康和价值。他在此时，似乎恢复了1936年写作《憎恨》那些小说时的艺术视力，在《早春》、《初吻》等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令人沉醉痴迷。构思的精巧，情调的旖旎，文字的准确和典雅，使他的作品达到了美不胜收的境地。可以说，此时期端木蕻良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地。
创作思维由关注政治经济到关注思想文化
透过上世纪40年代端木蕻良到桂林后写的一系列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思维关注上由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的变化。一是从《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所发表的五章看，小说将灵子作为主人公，将她对生命、死亡、命运的思考等哲学意义的内容，作为了这小说的主体；二是《初吻》、《早春》等短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妇女的地位、命运，对人性等问题的关注；三是此时期端木蕻良开始写作有关《红楼梦》的剧本，并立志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端木蕻良并非逃避现实，他是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沉思索中，理解当今中国的现实，探索中国的未来。可以说，他的所有作品，均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切，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忧郁到憎恨到爱恋到创造的情感。他将他的艺术才华，附着在他最熟悉的生活记忆中，重新将自己的目光与关切，又投向科尔沁旗草原，力图在更高层面上，勾画科尔沁旗草原的图景。正是由这一点出发，端木蕻良写出了具有真正文化内涵的中国的草原、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大地之子，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具有了较高的思想文化价值。
艺术风格由阳刚转为阴柔。
巴人在那影响极大的评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里说：“作者的澎湃的热情与草原的苍莽而深厚的潜力， 交响出一首‘中国的进行曲’”，《科尔沁旗草原》是“多么浩瀚、嘹亮、雄壮的诗篇。”他还说：这小说“有《铁流》的劲与光……”这样的论断，是深刻而准确的，说端木蕻良创作风格的豪雄、硬朗、大气，已成定论。直到几十年后的80年代初期，学者们说到端木蕻良的创作时，仍称为“来自大野的雄风”，依然是看中和赞颂其阳刚之气充盈。而《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五章看，则已消失了阳刚，转为阴柔，尤其是一个柔弱的女子灵子在此时似乎成了小说的主人公，五章里有三章写灵子，作者写其伤感、写其忧思、写其心理，细细写来，柔情缕缕，一改10年前写《科尔沁旗草原》时的苍劲、豪放、硬朗的笔力。他的《初吻》、《早春》等短篇小说，更是如此，柔情与温馨，溢漫全篇，颇为动人。他此时期写的一批短篇小说，基本是这一风格，与其30年代的作品相比较，看得到明显巨大的风格转变。
由以上叙述我们领会到，端木蕻良在桂林的创作，是他一生创作活动中承前启后、奠定成熟的小说大家地位的关键时期。此时期他的创作，表现了他以中国社会的认识更深刻了，艺术表现力更娴熟了。他既继承了早期创作《科尔沁旗草原》那种对生活的深与细的真切感觉，又克服了抗战初期以宣传代替艺术的弊病，将抗战这大时代赋予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融入到对新生活的深透的理解和生动的表现中，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艺术成就。
1944年9月初，端木蕻良在参加完王鲁彦安葬仪式后离开桂林，随着湘桂大撤退的人流，撤到了贵州 遵义。在那里，他与熊佛西、秦牧等人办了一张报纸。1945年，他去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