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有多强？

我国古代有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属于首创或者处于领先地位，以至于国外在几百年或更长时间以后才发明和发现了相似的东西，祖先的智慧之光常让我们后辈子孙感到无比自豪，同时也是一种鞭策，激励着后世子孙自强不息再创辉煌。

元朝忽必烈时期，为了修订历法曾发生了一场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四海测验和和恒星坐标观测活动，参与其中并起领军作用的是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通过他的科学家团队的努力奋斗，不仅制定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还制作出精密又精巧的测量仪器十几种。

四海测验和和恒星坐标观测的背后更是体现出郭守敬和其他科学家们卓越的工匠精神和创新意识，令人动容，让人无不为之叹服。 那么以郭守敬为代表的的科学家为什么要放着现成历法不用，还耗费精力制作各种测量仪器，进行四海测验和和恒星坐标观测呢，这还要从元世祖灭南宋后说起！

元世祖灭南宋以后，中国大一统，忽必烈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而当时蒙古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表现极为糟糕，农业上常用节气也算不准，江南地区用的是又是另外一种历法，南北历法不一样，不利于大一统，元世祖决定制定一个新的、全国通用的历法，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

至元十五年(1278年)，太史局改太史院，给印章，立宫府，掌天文历数之事。设官院使(初称令)、同知、金院、同金、院判等大小官吏七十多员，星历生四十多人。下设推算、测验、漏刻、印历等局，各司其职。王询为太史令，郭守敬任同知太史院事，“官属悉听询辟置” 。

新历的编制工作，一是对自古以来的各种历法进行研究，总结前人制定历法、测量天体运行周期、测验季节气候变化的各种经验，通过相互比较，找出不同历法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以便用最先进的修历理论指导新历的修订工作。二是要对天体运行进行精确的观测和推算，通过实践来检验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认识，不因循守旧，不被古人的“成说“所束缚，而根据当世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新的历法。

郭守敬(1231--1316 )，字若思，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他毕生精力从事天文学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创制，为我国古代天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郭守敬受其祖父郭荣影响很深，郭荣是一位精通数学和水利的学者，他将年幼的郭守敬送到精通天文和地理的老朋友刘秉忠那里，严师出高徒，加之郭守敬勤奋爱钻研，身边又有一些爱好科学志同道合的朋友，郭守敬进步飞快，在天文学、水利学、数学等方面都造诣颇深，刘秉忠是忽必烈所信赖的学者，正因为如此刘秉忠推荐郭守敬到了太史局。

1279年，郭守敬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的广大地区主持了大规模的四海测验，共动用了27个天文观测站，测量规模和强度远超前代，加之自己动手创制和改造天文仪器更加精密，根据大量数据编出新历法——《授时历》，比旧历法要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26秒。同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302年。

郭守敬还极富探索精神，在恒星大观测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大成就，与同时期西方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成就背后，郭守敬等科学家付出艰辛可想而知，没有严谨的工匠精神和孜孜不倦的钻研求索创新意识，这些不可能一蹴而就。

为了准确地观测天象，公元1279年，郭守敬先在大都城东南设计修建了一座观测天象的“灵台”，当时是世界上设备最完善的天文台。

要将历法工作做好，势必要提高观测天象的精密度，郭守敬在参考现有仪器的基础上，开始着手创制天文仪器。在三年时间里，郭守敬和同事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设计研制出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和座正仪以及星晷定时仪等十多种仪器仪表。

正是有这是精密仪器，才使得规模庞大的“四海测验”不仅涉及范围广，而且测量精度高。说它范围广是指这次著名的四海测验，从南中国海到西伯利亚，从朝鲜半岛到川滇与河西走廊。南北总长5000多千米，南起北纬15度，北至北纬65度，比唐代一行的测量范围北纬17度到40度高出一倍还多。东西绵延2500千米，东至东经128度，西到东经102度。

测量精度高更是达到惊人的地步，从史书记载的当时所测地理纬度来看，对比现在可确定的数据，其绝对平均误差只有0.35°，这样的精确度实在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当时陕西行省的2个点，河南行省的4个点和中书省直辖地的8个点，其误差大大低于平均值，还有2处几乎没有误差。《元史·天文志》称“是亦古人亦所未及为者也。”也就是说，郭守敬的四海测验取得的精度之高与700年后的依靠现代仪器测量的数据相差无几，其精准令今天的科学家也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