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论学书》， 怎样理解这篇学书的主题？顾炎武的思想主题有何现实意义？

感想之一、博学于文：顾炎武诗学的学理基础

我们知道，“文”在中国古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文明、文化，狭义指文学、写作。随着时代的推移，“文”的内涵逐渐向狭义方向倾斜，意味着文学写作。而顾炎武在此却用宗经征圣的方式，重新将儒学传统中的文化之“文”与当代语境中的文学之“文”作了区别。文首先意味着文化，它体现在伦常礼乐中，是亭林毕生研治躬践的价值基准，被他视为治学的根本。他对文学的理解与一切学者一样，目标首先是明道救世，而不是篇章辞藻本身。他自称，自从读到刘挚训子孙之语，“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 顾炎武认为：学习在于“博学于文”，“博学于文”即为“自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应读“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应“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并指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人若“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终无济于天下”。

时过境迁，顾炎武这种文学观和创作态度不免显得有点狭隘，甚至不近人情，但在清初那个文化救亡氛围中，却是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主流意识。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顾炎武诗学在道德取向、学术方式等各层次上都成为明清易代之际诗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感想之二、行己有耻：“性情”的道德底线

“行己有耻”的道德教育观点 顾炎武认为：“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首先在与人人“行己有耻”。他指出：“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而“行己有耻”，则应“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行己有耻”作为立身之本，应在人的日常生活、行动实践中形成，即“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他认为“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顾炎武首先强调的是人要有真性情，重心落在主体上。

顾炎武先生认为“为学”与“兴天下”，皆应勇于开拓，敢于创新。在文章中，他勇于针砭当时学术界存在的弊端，痛斥某些学者空谈阔论、沽名钓誉的无耻之举，提倡博学有耻的学术道德，为我们今天反思学术失范、净化学术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