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多年来,红学产生了许多流派,有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等。以考证派代表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现为界,一般又划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旧红学比较重要的流派是评点派和索隐派。评点派的代表人物是清代的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等人,他们主要采用圈点、加评语等形式,对经过了程伟元、高鹗续补的120回本《红楼梦》进行评点。索隐派盛行于清末民初,主要是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其代表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至今仍不断有这一类的著作问世。考证派则注重搜集有关《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对版本的考订,重要著作繁多,除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之外,还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等等。此外,还有不少红学家从《红楼梦》本身出发,研究它的写作方法、文学特色、思想意义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全面评论,在红学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部著作。
新红学时期的评著,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索隐派的著作,如1925阚铎《红楼梦抉微》、1927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1934年景梅九《石头记真谛》等,这是第一个研究时期索隐派的继续和恶性发展。但由于新红学的声势很大,故索隐派著作的影响日益缩小。第二类是考证性质的著作,如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和1928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和1952年《红楼梦研究》、1953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等,其中以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最早、影响最大,它们的成绩在于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考证,对“旧红学”的谬误进行过一些批判,但在考证研究中散布了唯心主义思想观点和实用主义烦琐考证的治学方法,成了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唯心论的主要对象。第三类是评论性质的著作,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史的历史的变迁》及其他文章中,对《红楼梦》提出了许多卓越的精辟见解,此外,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等,都是有成就的著作。
当代红学时期,从1954年《文史哲》9月号发表李希凡、蓝翎二人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其它》和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开始,对俞平伯二书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直至现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号召开展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支持了李、蓝两个“小人物”。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斗争,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红楼梦》研究的范围。这一时期的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何其芳《论红楼梦》、周汝昌《曹雪芹》、冯其庸《梦边集》、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刘梦溪《红楼梦新论》、张绵池《红楼十二论》、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白盾《红楼梦新评》、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周中明《红楼梦语言艺术》、舒芜《说梦录》、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吕启祥《红楼梦论集》、王朝闻《论凤姐》、陈诏、孙逊《红楼梦与金瓶梅》、邓云乡《红楼梦识小录》及《红楼梦导读》等等。如想进一步了解《红楼梦》研究史的情况可阅读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和《续稿》以及韩进廉《红学史稿》。
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学,至少在乾隆18年(1753年)就开始了。红学家们以五四运动为界线,将红学分为新红学和旧红学。
旧红学主要派别
评点派:
中国文学史的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叶。金圣叹批《水浒传》、毛宗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西游记》等,后来竟成了一个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
脂砚斋是最早学金圣叹而对《石头记》(《红楼梦》)加以评点的评论家,他写下大量评点式评语,因而使《石头记》获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专有名称。脂砚斋的批语随《红楼梦》抄本的正文保留下来。
索隐派:
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所谓索隐即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在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的影响下,形成一种学派。索隐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繁琐的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
索隐派的开山鼻祖当推周春(1729-1815)。周春认为《红楼梦》为“叙金陵张候家事也”,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不大。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观点有“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亦称福临与小宛情事说),“排满说”等。
题咏派:
题咏派着眼于书中人物之悲欢离合,从而寄其羡慕或感概之情。题咏派的诗词、赋、赞,有的抒发“荣华易逝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渗透着佛家的“色空”观念和“梦幻”思想;有的抓住书中“风月繁华”和“爱情故事”大肆渲染所谓“繁华”之景和“香艳”之情,吐露出一种仰慕、一种思绪。
王国维:
旧红学家中,有一位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而是自成一派的,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王国维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
新红学主要派别及思潮
考证派:
新红学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在1921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胡适的‘考证’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胡适彻底抨击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
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指的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
三、四十年代:
上世纪30年代,红学渐渐跳出了胡适的“考证”、“著者”、“本子”之类的小圈子,不少研究者另辟蹊径,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对《红楼梦》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人物形象加以探讨。40年代,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人物形象、心理状态分析之上。40年代末,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一部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在“红学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对脂批给予重视”。
“批红运动” :
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随即展开了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新老红学的诸多观点都受到了批判。1953年至1963年间,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是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时期,主要标志是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展览会”。
红学现状:
1976年以后,红学研究的内容愈来愈广泛,分工愈来愈细,人们对红学的概念亦进行了重新认识。周汝昌提出“现学”“脂学”“版本学”和“探佚学”是红学中“四大支柱”。多数红学家主张将红学分为“曹学(外学)”和“红学(内学)”。“曹学”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传记、文物等;“红学”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思想内容、人物创造、艺术成就、成书过程等。
红学研究出现过多种流派,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 1,红学评点派。这一派以评点方式对红楼梦的写作特点,艺术成就进行评论。早期评点派多用评语方式和批语方式进行评论,用语简洁。后期多用分析式与解析式进行长篇大论的评析。 2,红学索隐派。早期索隐派认为红楼梦是写明珠家事,也有认为是写反清之事。后期如刘心武的“秦学”,仍属“索隐”。这一派多凭主观想象,对红楼梦写作主旨进行武断性的猜测。 3,实证研究派(新红学派),这一派以史料为依据,对红楼梦作者、写作背景进行考证和研究,在学术上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 4,新红学修正派。新红学派为红学研究开出了新境。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其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深入研究问题,以偏概全。例如,对曹雪芹生年问题,死抱着敦诚的一句诗不放,坚持认为曹雪芹是四十岁去世,红楼梦一书全属虚构。在后四十回问题上,坚持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续”。在脂砚斋考证上,坚持脂砚斋是曹雪芹本人(胡适观点),和坚持认为脂砚斋是史湘云(周汝昌)。这些观点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将红学研究引入了死胡同。为了改变这一困境。新红学修正派坚持实事求是,在考证研究上坚持多重证据法,坚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研究法,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说,作全方位考察,修正新红学派的错误观点,将红学研究重新引向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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