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一条绵长千里的湘西水，维系着他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凤凰古城的风土人情，那挥之不去的遥远回忆，承载着他的作品主题，呼唤着他的全部情思。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而都市题材的上流社会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这独特的价值尺度，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从而写出《边城》、《湘西》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这种作品从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出发，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多情、敏感的人，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作家，和同时代许多描绘现实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过去的记忆吸引住的人。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所以他的作品内容与当时的时代主潮距离较远，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张也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这样就不断地受到批评和攻击，鲁迅就曾说他是“自由人”、“第三种人”，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闷”。“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为一个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义者。他总是用一种善良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乡沱江的水那样透明，他经不起在这纯洁感情里掺上亵渎的污点。永远的湘西是他的一个情结，是他的写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经和沈从文融为一体。他想“跳”出来也不大可能。他对自己的湘西情结与时代精神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困惑不已。这种心理一直缠绕着他。任何打击都会触动他孱弱的神经。”
而促使沈从文最终与文学诀别是：北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学却贴出壁报，全文抄转了郭沫若发表于香港的《斥反动文人》，指责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作为反动派”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本来对批评就敏感的沈从文以沉重的打击。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北平解放后，沈从文作为小说家或大学教授都已不合时宜，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改行。
从此中国的文坛少了一个沈从文，中国的文物界多了一个沈从文，这是中国文坛的憾事，却是文物界的幸事。沈从文离开了北大，安排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年沈从文四十七岁。他从最低的博物馆讲解员做起，一讲就是10年。做文物研究工作是件很寂寞的事，有时冷板凳要坐一辈子。这因为有了这样的选择，“他在辽远尘封的文物角落耕种，虽然辛苦，却避开了陆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的文坛争斗。当噩梦醒来，尘埃落定，许多人因命运蹭蹬、光阴虚度而懊悔，沈先生却意外地以文博考识著作等身。沈从文退出热闹的文坛而遁入冷清的“空门”，是他后半生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他有先见之明，睿智而不虚荣，懦弱恰含刚强。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没有虚掷宝贵的光阴，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态度，平静而执着地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实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曾与沈从文同属“京派”作家的最后一位传人汪曾祺后来说他：“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
其实，沈从文对文物也是有感情的，否则他不会改行到博物馆。沈从文与文物的最早接触，按《从文自传》的说法，是十几岁在湘西“统领官身边作书记”时，登记其收藏的旧画古董。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流连于工艺品之美，时时在地摊上捡一点价廉物美的东西，大多是后来他经常提到并倾注心力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四十年代末，北大筹建博物馆，他就自愿去帮忙，那时已是颇具眼光了。就是如此，五十年代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他还是主动当了十年的“讲解员”。这种艰苦的实物学习以及不为人知同样刻苦的文献披览，使他具备了罕见的综合文物研究的能力。这是他个人悟性与努力的结果。
沈从文所走的文物研究之路，与同时代的文物专家不同，他不是正统文物科班出身，也没有经历过家传古玩的熏陶、古玩经营的历练，可他像自己个性一样，以自己的独特，走自己的文物研究之路：他照例十分认真地研究文物制度，并掌握了广泛的杂文物知识，尤其使衣着器物方面的全面了解，每每于定论有异样的看法，“不仅是这些搞字画的专家的‘权威’，对于一般文物常识少兴趣，即搞博物馆的同行中大专家‘权威’。看不起文物常识，不相信常识能解决问题、推翻迷信”（《用常识破传统迷信》）。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导”，结果走不通，而有“知识”少“常识”的专家，凭的是书本和成见、经验和感觉，因为不了解或不愿下功夫去了解便看不起文物“常识”。他们的权威地位隔断了这些极具意义的“常识”对学术发展的作用，而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锲而不舍地为“常识”的普及而奋斗。沈从文的身体力行对当今的文玩研究与鉴定是否有现实意义？
我们不得不佩服沈从文研究文物的独到和眼力，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不管他在什么位置，总能有惊人的表现与成就，从1957年到1963年，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并且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明锦》、《中国的瓷器》等学术专着。
1978年，受胡乔木的关怀，沈从文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配了助手。1981年，一部从“文革”前就呕心沥血的八开本煌煌巨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精印出版。胡乔木致函祝贺：“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这部著作成为领导人出访赠送外国元首的礼物，同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空白，从而奠定了沈从文由着名作家到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代服饰学家的地位。
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对前人和他人用力甚少或是根本没注意过的杂文物乃至于“非文物”的关注与研究。用现在的观点看，早先的沈从文是很不入流的，以自己的趣味和喜好买些大路货，看完就到处送人，因为原本就不值钱，但沈从文却能从它们身上看出价值，所以他会对那些堆积文物库房永远不能展出或是出土后毫不引人注目的东西报以热情，在他看来，“货币价值既不高，很多又缺少文物价值”的器物，“惟有能够把它当作古代物质发展史的地下材料看，才会觉得这里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用一种新的态度来发现，来研究，来理解”(《我们从古漆器可学些什么》)。只有理解他的这种学术关怀，才能明白他的期待和选择。
他的目光所关注的杂文物有：绸缎、漆工艺、玉工艺、陶瓷加工、金属加工、前期山水画、图案、镜子、扇子、灯、屏风、饮食用具、地毯、纸、车辆、肩舆、船、兵器、马的应用和装备、马技与马戏、马球以及其它球类、杂伎、舞乐、狮与狮子舞、熊经鸟伸、玻璃、琉璃等等，其中也有“金石瓷玉”，不过他的角度是工艺而非单纯器物鉴定。这些繁多而有趣的课题由于各种原因，沈从文只留下一些片段，过多的干扰冲抵了他的勤奋与努力，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另一个遗憾，否则我们就能有幸看到他更多的成就。
时至今日，我们再看沈从文所创作的湘西系列，那种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我们不禁要惊叹，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正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所极力倡导的理念吗？我们再回首一下他的文物研究的方法与成就，是否依然对当今火爆的古玩市场，有着某种警示和借鉴作用？
其实你的问题是很大的，表面上看是作家创作心理的变化所致，事实上折射的是其时社会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并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问题。沈从文生活经历丰富、阅历复杂，身份也颇为特殊，作为“京派”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都体现为他对乡土中国尤以湘西的社会风俗、文化民情的迷醉以及在这些“边地”中生存的山民水子美好人性的真纯自然的流露。而这些是与其时大的政治环境包括主流文学界（作家、批评家、理论家）有所冲突和背离的，因而他的一整套文学观念和建国前的文学实绩都与当时的“主流/权威话语”存在相当的距离，他的接受和认可度必然大打折扣。沈从文选择做中国服饰史的研究，这也不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这既可看作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他创作权利的变相剥夺，亦可视为是文革期间对他的保护。
原因无外乎两条
1）大的政治方向变了，沈从文没有变。沈从文的文章，与时代格格不入，也不被欣赏。沈从文本质是书生，不是投机家或者政客，他也没有钻营 能力和习惯，也不能改行做宣传。
2）当时“统治”文坛的主要是周扬丁玲一类的人。沈从文和周扬是格格不入，丁玲和沈从文很有交情，但是如今的丁玲看不起沈从文这样的书生。他们打击沈从文，沈从文找不到“单位”啊。实际上他倒是通过湖南老乡的关系，给上边疏通过，打算做北京作协的主席之类，最终还没有成功。
文革期间受到很大的压制和影响，只能转到其他的边缘领域发展，是无奈之举。这也导致他的才华被浪费，后期作品乏善可陈。实在是很可惜。
即使这样，还是比老舍的命运要好。最后总算守得花开见月明了。
因为当时的中国需要的不是文学，而是实实在在的思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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