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
生卒: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
代表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
简介:老舍,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扩展资料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
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老舍
老舍(l899.2.3—1966.8.24),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18年夏天,他以优秀的成绩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样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他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文革”中不堪躏辱投湖自尽。
著作书目: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
《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
《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
《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
《老舍幽默诗文集》
1934,的代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Z9,人间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
《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
《骆驼样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
《残雾》(话剧)1940,商务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
《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
《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
《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南方印书馆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
l943,中西书局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
《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
《惶惑》(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
《偷生》(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
《月牙集》(短篇小说集)
l948,晨光
《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
《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
《老舍选集》
1951,开明
《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
《老舍短篇小说选》
19567,人文
《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
《茶馆》(话剧)1958,戏剧
《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
1959,百花;l—3部,四川人民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人文
《老舍小说集外集》
1982,北京
《老舍文艺评论集》
1982,安徽人民
《老舍选集》(1—4卷)1982,四川人民
《老舍戏剧全集》(1一4卷)1982,戏剧
《老舍新诗选》
1983,花山
《四世同堂补篇》(长篇小说)1983,百花
《老舍散文选》
1984,百花
老舍 (1899~1966)
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 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 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 。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在创作上,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参加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注意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和辅导,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弃世。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样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 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 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 "(《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 (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 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 (《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 ";"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 (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 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通俗性、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 (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 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
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
扩展资料:
文学思想
老舍的文学思想成分复杂,现代文学史中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里,他的派别色彩不明显,虽然他对左派的革命领导文学的艺术指导方式及其他艺术和思想上的主张颇有微词。
同时老舍也未曾加入苏汶和梁实秋等人的第三派——不认为文学至死都是自由的。他的文学思想的基调是强调文学的自由表达,同时认为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是不期然而然的和远期的。
文艺影响
老舍的《茶馆》、《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特的风格,创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龙须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剧学派建立的奠基之作,剧本为演出建立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形象鲜明的,强调从生活中塑造一个鲜明形象的基础。
这对我国的话剧事业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长起到了一个最基础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风格,被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所继承并沿用至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老舍
老舍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 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18年夏天,他以优秀的成绩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口》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
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样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
他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文革”中不堪躏辱投湖自尽。
老舍1899年2月3日诞生于北京西城的小羊圈胡同,按农历算恰是腊月二十三,就是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所以家人给他起了一个喜庆的名字--"庆春"。那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有名的,按中国传统纪年叫"戌"年,"戊戌变法"或是"戊戌政变"就发生在那一年。按农历说,应当是狗年,腊月是在年根儿上,所以姑母又给他起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小名--"小狗尾巴"。
他的父亲属"正红旗",是镇守皇城的旗兵,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死于战乱。
那时庆春刚一岁半。父亲早亡,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只能靠母亲和姐姐为别人洗衣服做活勉强维持生活。
他的童年是在清贫与寂寞中度过的。那窄小狭长的胡同,凸凹不平的肮脏空地,枝干扭曲的老树,灰皮剥落的矮院墙,便构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也造就了他自尊自信、刚毅敏感的个性。对于母亲、对于童年,他自己曾说过:"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袜子,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庆春长到9岁了,还不识一个字,因为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做小买卖或是当个学徒,也许是最现实的选择。然而,就在这时,一位善良者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个人的名字叫刘寿绵,庆春称他为"刘大叔"。那天他来串门,极偶然地问起:"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听母亲回答完,他立马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
第二天,庆春便"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跟着刘大叔迈进了学校的门坎。那是一所私塾,设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座破道士庙里。又黑又冷的大殿里,一块肮脏的黄布遮挡着色彩斑驳的神像,孔老夫子的牌位就摆在供桌上。三十来个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面西而坐,对着的西墙上有一块黑板--那倒是与一般私塾稍有不同的地方。然而,给庆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充溢在那庙里的各种气味:刺鼻的大烟味儿,隔壁制糖作坊传过来的糖精味儿,还有厕所茅坑里沤出来的屎尿味儿。所以,这里似乎也可以被称作是"三味书屋"了。老师姓李,是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在刘大叔的指教下,庆春拜了孔圣人和老师,便正式成了这里的学生。"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是庆春启蒙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