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张中行《家乡三李 》全文

家乡三李
通常说“三李”是指唐朝的三位诗人：李白，李贺和李商隐。那用西方的说法，都是头顶桂冠的人物，我这里说的“三李”与那三位地位恰好相反，不是处于高的一端，而是处于低的一端。他们是住在我的小村庄里的外来人，属于旧时代乞丐群里的人物，连名也不为任所知。大家都只称姓，曰大李，醉李和二李。
我们的小村庄在京津间运河以东，以西往东再往北折，曲尺形的一条街，不过四五十户人家。可是其东不过一里是镇，有商店，可以容易买到米面、肉食，直到美孚煤油和太白古糖。是我很年幼的时期，村里出了个由乡人看来很腾达的人物，先是上日本士官学校，以后从戎，一直作到杂牌军的师长。作了官，有势，有钱，在那时候，除了盖房、买地、取小老婆之外，还要修祠堂，慎终追远，光宗耀祖。于是在村西头坐北向南修了四合院式的祠堂。祠堂之东是关帝老爷的庙。只有一间，关帝与周仓、关平合住，看来鬼较之神是后来居上了。祠堂每年不过热闹两次，清明节和年节，平时则无，冷冷清清。不知是想废物利用还是特别机缘，在我上小学时期，里面住了外来的一伙人，当时通称为“化子”。总数五六个，当然都是男性，其中给人印象深的是三个人，都是李.
旧时代，靠乞讨维持生活的人，为数不少，种类也不少。最高的是所谓出家人，包括和尚、尼姑和道士。据说他们可以使活人得福，死人免罪，因而不能不受到特殊的尊敬，要称为师傅，送钱送米名为供养。总之，论"名"而不问"实"，他们不属于乞丐的一群。当他们在祠堂住了几年，中间突然发生一件奇事，使乡人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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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林 ：
亦史亦诗　亦哲亦痴
——张中行记人散文论

内容提要
本文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张中行记人散文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作者认为，张中行不仅是创作家，而且是文章家，对文章品格和文体技巧都颇有研究，其记人散文记“可传之人”，既述成就，亦张性格，既写品貌，亦寓深情，无论内涵还是技巧，都有可供圈点玩味之处，具有沉潜的史传品格和深婉的诗意蕴涵，表现出厚实的文化功力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将在中国20世纪散文史上占一席之地。 　　
关键词 记人散文 史传品格 诗意蕴涵 　　
作者简介 黄伟林1963年12月生，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张中行自1984年春天开始写“负暄体”散文，(注1)写的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注2)周汝昌说《负暄琐话》“主要内容是记人”，(注3)启功认为《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写人具有“勾魂摄魄之功”，(注4)徐秀珊索性称张中行为“写人物的高手”。(注5)种种评价，都说的是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已达到很高的境界。本文拟从具体作品出发，对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深入的分析。 　　
迄今为止，张中行写“可传之人”的记人散文大多收在《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四部集子中，不确切统计大约100篇左右。张中行不仅是创作家，而且是文章家，对文章品格和文体技巧颇有研究，(注6)他自称把琐话“当作诗和史写”。“诗”和“史”两个字，很有分量，简洁地凸现了张中行记人散文的品格和技巧。因此，本文的分析也从史与诗两个方面展开。 　　 　　
一史传品格 　　 　　
张中行笔下的“可传之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皆知的文化名人，一类是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记人散文，必须达到一个目的，即通过对人物所作所为的叙写，展现人物独特的性格，揭示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文化名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类”的差异，决定了张中行在叙写这两种不同类型之人时“史”的不同侧重。 　　
写文化名人，必然要涉及所写人物的文化成就。文化成就多属于客观史实，可用辞典或教科书的列举法来记叙。张中行并不回避这种方式，这体现了他对“史”的重视。当然，在列举时，张中行尽量追求语言的畅达明晰，语感的亲切随和，避免了列举的单调枯燥。然而，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能体现张中行品评人物的过人之处。实际上，张中行自己就是一个功力深厚的文化名人，由他来写文化名人，属于行家品题，内行说内行，其最大特色应该是独到的识见。这种独到的识见，在张中行这类记写文化名人的散文中俯拾即是。 　　
《陈寅恪先生及其著作》一文，张中行首先表明自己对陈寅恪的学识、才华、为人“五体投地”，对陈寅恪的著作无比重视，接着引出陈寅恪的重要著述。行文简洁自然，决不给人拖沓之感。再接着谈读陈寅恪著作的感受，一是人皆有的共同感受：博闻强记，材料多而思路细，常能见人之所未见；二是自己独有的个人感受：不只是开眼界，增知识，而且是领悟治学方法。寥寥数十字，既有客观评价，又有个人体会，既不失于主观，又决非人云亦云，显然，学养不深不能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以个人的体会品评所记人物的文化成就，尤能体现作者的识见之力。张中行写《刘半农》，有两段话是对刘半农文化成就的精妙概括。其一，“半农先生的学术研究是语音学，最出名的著作是《四声实验录》。这部书从音理方面讲清楚汉语不同声调的所以然，使南朝沈约以来的所有模棱解释一扫而空。”这段话属于共同评价，张中行写得明晰而有气势。其二，张中行自己听刘半农讲课的感受：“对于声音的美恶和作用，其他讲文学批评的教授是只说如此如彼的当然，如五微韵使人感到惆怅之类；半农先生则是用科学数字，讲明某声音的性质的所以然。这是根本解决，彻底解决”，这番评价属于个人感受，精微独到，更为传神。 　　简而言之，张中行品评文化名人的文化成就，不限于陈述共同评价，尤注重阐发个人感受。这种写法往往能发人之所未见，体现作者本人的学问修养，以个人语感取代那种“代神立言”的权威口气，文章因此而平易近人，平添个性魅力。 　　
文化成就固然是文化名人主要价值所在，但是，就记人散文而言，或更应该注重所记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化名人大都是很有性格的人，张中行笔下的文化名人更常常与众不同，多具有一种特殊性格——怪。 　　
章太炎怪，不仅有一种怪，而且有多种怪。张中行写：“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举例说，章太炎“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个自我评价“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辜鸿铭怪，是“有名的怪人”，“十足的怪物”。怎样怪？张中行分文章之怪、性格之怪、思想之怪几个层面来说明。文章之怪在“有意避俗，求古求奇”，性格之怪的突出表现是“喜欢骂人，表现为狂”，思想之怪有尊君、维护专制，为纳妾辩护，“中国什么都好，外国什么都不好”之类。种种怪异，张中行娓娓道来，栩栩如生。 　　
其他如张守义的怪，“是个怪人，不吃饭，专靠喝啤酒活着。”熊十力的怪，“是怪人”、“确是有点怪”，“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刘叔雅的怪，被认为“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被“视为疯子”，如同“三国的祢衡”。还有邓念观的怪，“奇特”、“太懒、太怪”，有女儿却在寺里寄食，“不近人情”，等等。 　　
显而易见，张中行对人之怪情有独钟。他的《负暄琐话》把章太炎列在第一位，《负暄续话》把辜鸿铭列在第一位。如此顺序，固然因为章、辜二人名声之大、学问之大，但恐怕也因为章、辜二人性格之怪。如《章太炎》一文，张中行开门见山，“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辜鸿铭》一文指出辜鸿铭是“有名的怪人”之后，赶紧强调，“对于怪人，我总是有偏爱”，这些表白，说明张中行对人物的怪颇具慧眼、兴趣盎然。 　　
文化成就代表了文化名人正的一面，庄重的一面，而性格之怪代表了文化名人“邪”的一面，谐趣的一面。由此可见，张中行笔下的文化名人，亦正亦邪，亦庄亦谐，既是博大精深的学者，又是特立独行的性情中人。 　　
对文化名人成就及个人性格的客观评价和精妙观察，必然牵涉到作者的评价立场。张中行写文化名人，追求的是理解、公正以及个人化的立场。 　　
就理解的立场而言，张中行分析辜鸿铭的怪，开头：“怪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来于真，或说痴，如果有上帝，这痴必是上帝的情之所钟”，结尾：“怪经常是自然流露，也就是鲜明的个性或真挚的性情的显现。而这鲜明，这真挚，世间的任何时代，总嫌太少；有时少而至于无，那就真成为广陵散了。”这样理解辜鸿铭，自然就超越了表面的怪，而进入了心灵的层面以及社会人生的层面。 　　
就公正的立场而言，张中行评价章太炎，“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有褒有贬，有扬有抑，但绝不闪烁其辞，不偏不倚，而力求实事求是，旗帜鲜明。 　　个人化立场指张中行对文化名人的评价均出于自己的观点，既非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民众，而以自己作为常人的姿态对文化名人作真诚的评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当张中行取个人立场，呈常人姿态，就可能把文化名人与自己作某些比较。比如他写钟叔河，认为自己只求独善其身，钟叔河却能兼济天下，从而对钟叔河产生“高山仰止之叹”。这里的比较已成为衬托，一种语出真诚的衬托，衬托出钟叔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梁漱溟》一文中，张中行认为：“他（指梁漱溟）与熊十力先生和废名先生是一个类型的，都坚信自己的所见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因而凡是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所见都是错的。”在《熊十力》和《废名》两篇文章中，张中行也描画了这种“坚于信而笃于行”，“最认真，最自信”的性格特点，进而把梁、熊、废三人归于理想主义类型的人物。这里的理想主义是与张中行本人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相对的。张中行表示对熊十力的结论“不能不怀疑”，对废名的坚信“不能同意”，对梁漱溟的迂阔则觉得“近于可笑”。尽管如此，张中行也诚恳地表示钦佩熊十力的治学态度、成就，对废名的认真怀有敬意，对梁漱溟的迂阔则持可敬可怜的态度。这种比较，涉及世界观的底蕴，揭示了作者本人和所记人物的思想分歧，但这种分歧不是对异类的扼杀，也不是对名家的衬托，而是一种平行比较，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在和而不同的状态中显现文化名人独特的文化品格。 　　 　　
张中行笔下的另一类人物是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人皆不知的普通百姓而能进入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其处世为人自然有独特之处。张中行笔下，这些“可传”的普通百姓为数不少，其为人处世的独特之处亦各有千秋。其中，张中行尤其关注的是这些人物的德行之美和怪异性格。 　　
最能体现德行之美的人物应该是凌大嫂。这是一个“活着完全是为别人，所以想不到自己的病苦”的人。她出嫁以后，伺候公婆、养育儿女、辛勤耕种、劳累一生。作者评论她的一生：“算生活之账，是只有劳累而没有休息，只有忍受而没有享受，由旁观者看，是只有苦而没有乐。可是凌大嫂则不以为意，或者说，朝朝夕夕，年年月月，总是很坦然。这是因为她有个未整理成为系统的甚至自己并不觉得的人生哲学，是：劳动，吃苦，为别人，是天经地义。”这种人生哲学发挥到极致，是一种令人惊愕的至善至美。凌大嫂的婚姻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文中记载，当她去世之后，其丈夫凌公“还谈到她下世前的一些话，是有一次，她问凌公还记得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是谁先说的话。凌公说记不清了。她说是她先说的，因为她听说，谁先说话谁先死。”写到这里，作者以自己的感想结尾：“我听了不禁愕然，想不到世间竟有这样的人，坚守传统的礼，刚一面就准备为人舍生。她真就先死了，留下什么呢？只有罕见的德，也只能存于少数人的记忆里。少数，能够记住过往的也好；至于未来，再找这样的人恐怕就太难了。”在这种至善至美面前，除了惊愕、除了感叹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汪大娘》中的汪大娘是张中行故居主人李家的用人，文章塑造了一个勤勉、朴实、正直、善良的劳动妇女形象。文革期间，一些对李家居心不良的人数次去找汪大娘，问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你伺候他们，总吃了不少苦吧？”汪大娘却回答：“一点不苦。我们老爷太太待我很好。他们都是好人。连孩子们也不坏，他们不敢到厨房淘气。”汪大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却在人心堕落的时代，显示了她金子般的灵魂。 　　
《王门汲碎》中的李太太不仅善良、兼爱，有“普度众生”的情怀，而且坚执、有勇气。在人人低头的文革时代，李太太以非凡的勇气维护了她父亲王铁珊的形象，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操守。 　　
文化名人的性格之怪往往为文化名人增加一种锦上添花的娱人魅力，普通百姓的怪异性格却多半隐藏了难以索解的人世沧桑。《怪物老爷》中的怪物老爷堪称张中行笔下普通百姓中的第一奇人，他“懒怠又无进取心”，幸亏祖上余荫，能过上“饭来张口”的生活。他的人生哲学与世俗观念截然相反：“只管今天，不问明天；只管自己，不问子孙。”追求的只是“吃得好，睡得足。”漫长的一生，他除了吃就是睡，不事生产，依靠卖田卖房过生活。他这副人生姿态，引起作者的深思，疑心“他的思想深处，总当藏有比《红楼梦》中《好了歌》更为深沉的东西”，猜想“他名虽然是怪物，实质也许竟是胆大的叛逆。逆什么？是逆天命。常人，绝大多数是立德、立功、立言，总之都是一切顺着；他呢，除了甘其食以外，是一切都拒而不受。”看来，普通百姓的人生，同样可能蕴藏着深邃的、复杂的人生奥秘。 　　
《家乡三李》中的乞丐醉李，住他乡祠堂，终日喝酒，无时不在醉中。数年后乡人意外得知醉李竟出身豪阔之家。醉李家人们专门用一辆双套轿车接醉李还家，醉李竟然谢绝，仍住在祠堂，仍终日喝酒。这等人物，反常人生活之道，怪异至极，究其根由，谁能参出？连作者也只能描摹其形状，对其中就里，也只能缄口不语。 　　
《银闸人物》中憨气十足的老邓，自以为生活在杂剧世界中的东房女客人，《刘舅爷》中永远没有笑容的刘舅爷，《张寿曾》中含而不露、装疯卖傻而躲过历次运动迫害的张寿曾，诸如此类的性格怪异的人物，常能在张中行的笔端纸上出现。怪异性格不仅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更能唤起读者对人生沧桑的复杂感喟。 　　
如上所述，张中行的记人散文记的是“可传之人”。一个“传”字，已显露张中行记人散文“史”的精神。这“可传之人”又可分为两类：文化名人和普通百姓。张中行在记写这些人物时，笔墨主要集中于人物的文化成就、德行之美和怪异性格。文化成就、德行之美不失为“正”，可谓“正史”；怪异性格失之为“野”，堪称“野史”。如此看来，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作为史，似乎正野参半，比例中和。其实不然。正史执主流立场，借权威口吻，需官方钦定。张中行记写“可传之人”，取“篱下谈天”方式，(注7)这是方式之野；关注怪异性格，这是视角之野；坚执个人立场，这是态度之野。因此“三野”，足可称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为“野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汝昌所谓《负暄琐话》为“笔记野史闲书”，实在是深得其中三昧。周汝昌又说“野史亲切得多，有味得多。”(注8)而作为“野史”，张中行的记人散文的亲切有味，自是开卷可知。 　　 　　
二诗意蕴涵 　　 　　
张中行自称把琐话“当作诗和史写的”，周汝昌称此话“中有深意，读者幸勿一眼看见史，另眼迷却诗。”这里的诗，恐怕更多指的是“文化内涵”，“文化之至美”，指的是“文字深处的一种味苦的心和一种热情积极的精神意旨”。(注9)本文不打算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诗”的概念，而把诗理解为一种融感兴情怀和形式技巧于一体的艺术内涵。 　　
在形式技巧方面，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充分显示了他写人的高妙技巧。这种技巧具体说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善写外貌、善抓细节、善烘托个性、善归纳品格。 　　
好的外貌描写必须具有形象性、生动性、特征性和表现性。形象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造成画面感觉，唤起读者的视觉想象力；生动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有生气，有动感，蕴含内在生命力；特征性指的是外貌描写要有个性，要展示与众不同让读者一眼就能捕捉得到的外貌特征；表现性指的是能通过外貌描写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揭示出来。简单地说，善写外貌指的是能用最简洁的笔墨勾画出最能表现人物个性心理的外貌特征。 　　
说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善写外貌绝非夸张。《两个美学家》写宗白华：“大路上有个衰朽老人，中等身材，略丰满，黑面白发，穿得很旧，有时很破，腋下夹着一根手杖而永远不用，走路有特点，是鞋底不离地，发出连续的擦擦声，面目和善，总是带着笑容，看对面走来的人。”这段外貌描写，有声有色，有静有动，面容、身材、姿势、动作，方方面面描画都很细致，形象性和生动性已在其中，而腋下夹着的手杖以及总是挂在脸上的笑容则把人物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表现得栩栩如生。《赵丽雅》写赵丽雅：“衣是我眼见的，不只陈旧，且不合身，以鞋为最，像是总比脚长半寸。脂粉、唇膏之类当然更没有。总之，是名为青年妇女，外表却像个蜷伏街头的流浪汉。”寥寥数语，不修边幅、事业进取、略带男子豪放气的女文人形象立刻跃然纸上。还有《胡博士》中的胡适：“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拿这段外貌描写与《温源宁》中的温源宁对照，“身材中等，不很瘦，穿整洁而考究的西服，年岁虽然不很大，却因为态度严肃而显得成熟老练。永远用英语讲话，语调顿挫而典雅，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真可谓相映成趣。胡适和温源宁两人都是英美留学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张中行各用数十字，一长袍，一西服，一年轻，一成熟，一学士头，一古典味，极见神韵，各呈风采，两个文化名人风格趣味的差异，个性气质的不同昭然若揭。启功说：“画人肖像，透衣见肉，透肉见骨，透骨见髓”、“深能入骨三分，远能勾魂摄魄”，这番话用在张中行的外貌描写上，实不为过。 　　 　　善抓细节指的是善于抓住最有特征性和表现力的细节并能以最简洁的语言把这一细节表现出来。这里所谓特征性是指细节的独特，表现力是指细节能反映人物的个性心理。张中行的记人散文在善抓细节这一点上是相当突出的。他写熊十力和废名的坚信和固执，专门写了一段两人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这段对话往雅处说与庄子惠施“子非鱼”的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往俗处说则应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俗话，或俗或雅，而熊十力和废名坚信固执的思想性格已活灵活现。他写邓念观的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专门描画了一个场面：“拈花寺的小屋，残破，每降雨必漏。有一次，我去看他，赶上下雨，屋里不断有滴水击盆声。我一阵阵觉得，像这样艰苦实在难忍受，可是看看他，却处之泰然。”一个场面，准确地表达出邓念观“万法皆空，定中有慧”的修养境界。张中行与周作人有师生之谊，有过一些私人往来，对周作人的思想性格较为了解。他曾引用别人的话称“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这个概括的确经得住玩味。张中行写周作人习惯“坐在书斋，喝清茶，与客人对坐闲谈，细声细语，上天下地，却几乎从不臧否（时下）人物。”这样境界，非大锻炼不能达到。周作人竟然达到，堪称圣人。但张中行紧接着写道：“我只听到过一次，是‘Y公有才，可是不写；Z公无才，可是好写。’这意思对比着说，显得尖刻，也许就是偶尔不在意，天命的另一面闯出修养的围墙，闪动一下吧？”看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周作人的圣人气质既然不是天然生成，而是后天修养，那么总免不了会露出马脚，毕竟修养也有瞌睡时。于是，一个细节，于周作人一团和气、冲淡平实的表面戮了一个窟窿，暴露出其“叛徒”、“流氓”的基因。这倒不是对周作人的有意刻薄，它只证明周作人是人而非神，是修养的圣人而非天生的圣人。细节描写能深刻到如此程度，实在不算多见。 　　
善烘托个性指的是善于以环境描写烘托人物性格心理。中国古代诗歌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写物常常就是写人。在张中行的记人散文中，《季羡林》、《张守义》和《范老板》三篇都专门写到所记人物的家中陈设。醉翁之意不在酒，写家中陈设之意在写家中主人。 　　季羡林的家：“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室内也是这样，或说更是这样，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的不同是书太多，学校照顾，给他两个单元，靠东一个单元装书，总不少于三间吧，架上，案上，都满了，只有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我隔着玻璃向里望望，又满了。”张中行认为季羡林是一个朴厚的学者。显然，季羡林的家中陈设与“朴厚”、与“学者”都十分默契。 　　
张守义的家：“屋子很小，他很为难地表示请坐，因为不只没有坐处，是连立的锥地也没有。架子上、桌子上，不要说，都被乱书和杂物占满，就是仅有的一个沙发，两个椅子，上面也是堆满书籍杂物。”与季羡林的家中陈设相比，张守义的屋子里除了书还有许多杂物，书的“乱”和物的“杂”，准确生动地烘托出了一个“情痴”的艺术家形象。 　　
范用的家：“范老板的住处在朝阳门以南，一条南北街路东，一座花园式的小楼，推想是外国人建造的。楼两层，他住楼下，房间不少，面积很大。一进屋就吓了一跳，一间最大的，布满书架，由地板到天花板，都是书。古旧的不多，文学革命以后，文史哲方面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有。另几间，墙上挂着书画、照片，都雅而美，可说是艺术味十足。还有个柜，挂的都是罕见的酒瓶，也很美。”如果说季羡林和张守义的家中陈设显示出他们纯粹的文化人形象，那么，范用的家中陈设则表明范用已不囿于文化人的角色，“吓了一跳”的观感是很传神的，张中行本人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他被“吓了一跳”，说明范用已超越了纯粹文化人的格局。或者说，季羡林和张守义性格中几乎纯粹是专家的成分，范用则于专家的成分之外，又添了“老板”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