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崇祯的评价

历史评价：
一、总评：
崇祯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崇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致“十万太监亡大明”的历史悲剧。与此同时，朱由检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朱由检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明思宗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朱由检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虽然明思宗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二、史书评价：
《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明史·流贼传》：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三、历代评价：
孟森：“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锁绿山人《明亡述略》：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南明大臣则把思宗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先帝（崇祯）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

死要面子的崇祯皇帝

公元1627年,玩了一辈子木匠活的熹宗在临去见太祖的前几日,将他的五弟信王由检叫到跟前说:“来,五弟当为尧舜也。”他将一个内困外患的国家,而且还是阉党把持着的朝政的恐怖局面交给了他十七岁的弟弟。

这就是后世称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为他的朝政和国家奋力挣扎了十几年的明崇祯皇帝。

崇祯是一个优点与缺点都突出的人

崇祯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

把史书里对他评价综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鸡鸣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

再顺便举史书上所载的三件小事:

崇祯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买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

某日思宗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的把它塞进去遮掩。

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抨。崇祯感激而又羞愧,特亲 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了虚心的批抨。

但崇祯性格上的缺点也是强烈和极端的,“刚愎自用，急躁多疑”。

崇祯期间内阁辅臣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十个,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一直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内阁.所杀大臣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

我认为他还有一个重大性格缺陷,就是极度过于自尊,也就是死要面子。这从三件事就能看出来。这三件事是“南迁”,“与后金议和”,“冤杀袁崇焕”,三件个个都是能置他于死地的重要事件。

1.南迁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明总兵唐通以居庸关降,李自成的农民直接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明白大势已去,遂谋划南迁。本来南迁之事,直接关系到皇帝本人生命是否能存活,这种事情,只要皇帝一人拍案定夺就可以实行,纵使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也无所谓。但崇祯死要面子,认为南迁就是逃跑,置祖宗宗庙,江山社稷于不顾,恐遭后世耻笑。过于自矜,非要召集群臣商议此事,他的意思希望大臣合力恳请他南迁,他在力辞几次,最后不得不接受群臣好意,体面地写开京城。可这层意思他又不能直接说,那当然大家不明白啦。群臣还以为皇上真的是让他们讨论留京与南迁那种战略好呢,结果就有不少人提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不可南迁。三月初四崇祯最后一次提到“南迁”，仍然有些大臣建议固守京师,还说出,让太子监国南京,崇祯无奈在被逼出了一句慷慨之言“国君死社稷”，然后他紧跟着快忍不住哭似地又说了一句:“朕想往哪里去！”。

三月十七日早朝，崇祯懒得再说任何的废话，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看着哭天抹泪的诸臣，这时想跑也来不及了,只是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看了看，随手抹去。这明显是针对文臣阻他南迁而有感而发的。崇祯没有南迁,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明末政局中的明朝、农民军和后金三股势力制约相持局面过早崩溃，本来明最基本的是可以划江而治。由于崇祯（包括太子）这个神经中枢自我毁坏，余下力量分散，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南明朝廷很快灭亡。

(Words)2.与后金议和

因为南宋的岳飞与秦烩事件,导致以后的朝代若与蛮帮议和,“皆背认为卖国”。

到了崇祯十四年年底,洪承孤军困守松山,松山,锦州形式日益吃紧,正月初一，他接受了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建议，与后金秘密接触、私下议和，然此事不慎外泄，外廷一时间舆论大哗，所谓“言者皆云，堂堂天朝，何至讲款？”面对如此“朝议”，视面子如生命的崇祯为了表明清白，将一切责任推到陈新甲身上,指责他秘密议和,冤杀了陈新甲。本来己和皇太极达成的友如停战协议就此不了了之。这样一来遂丧失了结束两线作战的机会。以后一直在攘外与安内两手作战,疲于奔命。

3.冤杀袁崇焕

崇祯杀袁崇焕使后世人衍最为迷惑不解的一个如此精励图志的皇帝却自毁长城,大家只好尽力翻找袁崇焕的所有过失和错误来解释这个问题,犹未能令人彻底信服。甚至于还有人从崇祯的心理是否有问题来考虑。我想从崇祯爱面子方面来解释一下。

1.计五年,全辽可复 2.诛杀毛文龙3.彻底摧毁东林党4.与后金议和

擅自诛杀大帅毛文毛,让崇祯的权威与面子何处放?崇祯授袁崇焕于尚方宝剑,也只是让他在紧急时刻能够自作主张,先斩后奏。但诛杀毛文龙,袁在出京前就已在谋划了,处死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居然是在一直瞒上皇上偷偷进行。

崇祯最忌恨党争,手握重兵的总督居然与东林党有些暖味,让崇祯面子何处放?

私下与后金议和,让崇祯面子何处放?

一开始崇祯默许同意,但后来因为朝臣哗然反对,崇祯就禁止他不许议和,但袁为了能有时间修筑边防,就仍于皇太极私下秘密来往书信,以求得宝贵时间。殊不知,此乃皇太极一计也,在围困北京时,皇太极将这些书信突然公布与众,以至袁崇焕于死地。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崇祯在农民军攻城时,他望眼欲穿的吴三桂走了半个多月还没有从宁远赶来，在他上吊前的那一时刻，他是否想起了当年袁崇焕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来救他的事呢 ...

崇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置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置自己的江山与性命不顾。前有宋襄公,后有崇祯帝啊！

崇祯如此一个爱民勤政,自强的人却因为自身许多严重的缺点而落得个亡国下场,实是令人叹息。

作为明代的亡 国之 君，崇祯帝是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评价崇祯帝，在指出其错误的同时，抛开成败之见，以道德论之，仍有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他勤心政治，生活俭朴，不玩物、不丧志，更不沉溺于酒色，这些对于一个末代皇帝来说，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平心而论，崇祯是一个比明朝任何皇帝都要对国事认真负责的统治者，自登基以来，他几乎没有睡过一天好觉，甚至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位中国帝王」（指支持西学传播），但勤治天下的责任心并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与1644年到来有直接的联系。无论如何，崇祯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他的死亡留下的只是一个悲剧事实。
他口中的空谈、亡国之臣，后来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但到了满清人手上，却变成了中兴之臣。这种变化着实令人骇异。这中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恐怕还是要从崇祯的用人格局及识人眼光去找答案。
崇祯的种种困境：崇祯甫接手皇位，就除了大太监魏忠贤，当时应该是人心大振吧，成名太早，加上大臣们的吹捧，崇祯自己不免自视过高。崇祯坚信自己会有一番作为，然而几个回合下来，状况却越来越糟.此时的崇祯，遇到的正是这种困境，崇祯应该作的是检讨自己的内政外交，可惜的是，崇祯不能接受自己对自己智力的怀疑，更不能接受大臣对自己智力的怀疑，于是，杀大臣，换内阁，一意孤行地走上不归路。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甚至临死还将眼前的这场灭国灾难归咎于手下的每一个人，就是认为他自己没有责任。此人至死不悟，可谓是执拗之极了。

明思宗即位，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镇的兵饷积欠到30多月，次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皆告缺饷达36月之久[43]。山河冷落，风烟四起。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阉党一案，也有心细多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拿不定，遂误国家；既有刻薄寡恩翻脸无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对周皇后互敬互爱；他自律极严，不耽声色犬马；他也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焕、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诏罪己，但搜刮民膏，加派无度，驱百姓于水火；他励精图治，经常平台召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明思宗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闇（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孤立于上，而受到奸臣的蒙蔽）；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去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说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明神宗、明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明史》评价思宗：“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谈迁《国榷》称：“先帝（崇祯）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
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锁绿山人在《明亡述略》中评价崇祯，“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南明大臣则把思宗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先帝（崇祯）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

南明大臣把崇祯帝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先帝（崇祯）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

清初张岱：“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

清人萧徵模咏崇祯皇帝的诗歌写道：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可怜三百年夭下，断送忧勤惕励中。

顺治帝：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意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因）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加谥数字，以扬盛美。’

拓展资料

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即明思宗（1627年—1644年在位），明朝第十六位皇帝  ，亦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母为淑女刘氏。

天启二年（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改元崇祯（1628年—1644年），后世称为崇祯帝。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1]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帝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葬于十三陵思陵” 。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词条   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