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思想的精髓

孔子主张“仁”。孟子主张“仁政”。

孔子 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享年73岁左右。

孔子，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孔子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修订《诗》、《书》、《礼》、《乐》，序《周易》，撰写《春秋》。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著名的儒家学派经典《论语》。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学，也确实开创了易学。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已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白勺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还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时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是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知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汉族，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中国战国    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对儒术的理解，有些思想也较为偏激。加封为“亚圣公”，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开场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虽然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而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但是这时也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纪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映着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礼之别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估量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情感，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然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一、孔孟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孔孟思想的精髓是主张仁义。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
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二、孔子与孟子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 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以仁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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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自然不能不提他,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在世界上的骄傲,孔子的部分思想在当今还是有其实际意义的,懂得变通,还是可以拿来用的吗.主要是因为孔子关于精神境界的思想在今天一样适用。比如：
　　按人格境界，把人分为小人、君子和圣人三等；
　　按心理范畴，把人分为智者、勇者和仁者三类；
　　归纳为九种境界：
　　小人之智者（小智），
　　小人之勇者（小勇），
　　小人之仁者（小德）。
　　君子之智者（大智），
　　君子之勇者（大勇），
　　君子之仁者（大德）。
　　圣人之智者（圣智），
　　圣人之勇者（圣勇），
　　圣人之仁者（圣德）。
　　翻开教科书，人们可以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重在修身。其中，“仁”的内涵十分丰富，以《论语》中“仁者爱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言论可以看出，“仁”是一种高尚的精神道德境界和宝贵的思想情操，也是一种个人对于他人及群体的价值取向，所以，“仁政”成为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模式，为政以德，取信于民，勤政爱民，节用恤民，与民共忧，等等，都可以说是施行仁政的最基本的要求；“礼”的中心含义不仅包括“礼品”、“礼仪”等内容，而且更广泛地指一整套维系国家、社会正常秩序的礼法制度及其观念。

　　毫无疑问，以“仁”、“礼”为中心内容的孔子思想，在中国、世界华人圈里、甚至全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政府一度号召人们要“破四旧”，“打倒孔夫子”，理由是孔子思想“太封建”、“忠效思想太重”、观念“太中庸”，等等。“那是一个特殊的由于政治原因而曲解孔子文化的时代。”曲阜市文物局副局长丁晨说，“如何理解其中的精华与糟粕，需要一个民族去思考。”

　　然而，时至今天，展望中国，人们对孔子思想的重视随处可见：

　　中国政府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中，提倡公正，所谓“政者，正也”；同时，重视仁义，提倡在保持法制精神的前提下，“以德治国”。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代表”的主张中，最终的落点是“群众的利益”。在此方针指导下，目前，各级各地政府都把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当成了自己的施政纲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的思想，对于世界各国的施政者都有指导意义。”山东省人事厅办公室副主任张祝秀说，“无论哪个政权，如果它不公平、不公正，不为群众的利益考虑，这个政权就不可能保持长久。”

　　在文化领域，孔子的影响力在2500多年之后，依然深入到人们的心中：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中学、曲阜实验小学等中国数以千计的大、中、小学校园内，孔子的塑像十分醒目――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圣人、大教育家，孔子在学子们心中的地位仍然无可替代；

　　除了校园，孔子在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力堪称无出其右：由中国孔子基金会等单位创办的《孔子研究》、《孔子与中国》刊物发行遍及世界各地；由国家旅游局举办的国际孔子文化节盛况一年超过一年，包括多位国际知名文化大师、中国政府高官、外国使节在内的贵宾都曾到会参与；以弘扬孔子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有关孔子的各类网站达100多家；孔子故里曲阜“三孔”，已经被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无以数计的单位、企业把孔子的思想言论，框裱挂墙，作为公民道德建设、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市民素质、企业文化等方面的教材，供人学习、体会……

　　在经济领域，孔子的许多思想被人们广泛提倡、运用。生产企业讲究依靠产品质量打市场，正如孔子所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业要求员工们要不断学习，才能进步，正如孔子所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企业讲究诚信经营，孔子有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其实，除了思想上的借鉴、运用以外，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人们对孔子的崇拜更是无处不在：“孔府家酒”成为中国出口量最大的中档白酒；“孔门豆腐”、“诗礼银杏”是所有到曲阜旅游的人必须一尝为快的名吃；“阙里宾舍”是曲阜市最受海内外游客喜爱的四星级宾馆，而曲阜市与孔子名字相关的酒店更多达76家；上海市一位企业家投资数千万元，在曲阜市建了一所孔子中英文学校，其生源来自中国数个省市；此外，用与孔子名字有关的字体命名的香油、煎饼等各类产品达100多种；每年，有300多万海内外游人到曲阜拜孔、祭孔，带来的门票收入仅今年“五一节”就近1500万元人民币……

　　今年30多岁的孔子第76代孙孔令文，是“孔氏手工布鞋坊”的老板。一开始，他没有注册品牌，只是自产自卖，但生意一般；后来，他受别人指点，自建“孔氏手工布鞋坊”网站，生意很快越做越大。他说，孔子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作为他的后人，我们首先是想借祖先的影响来打产品的知名度，其次，这也是对祖先影响力的扩大和延伸。他透露，自己的布鞋就是比别的牌子卖得好，“不服都不行”。“孔子的思想包含了十分丰富、深刻的内涵。”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孔范今说“在当今这个社会，从政府到普通百姓，大家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它，只是说明，孔子思想中有值得人们这么做的理由，其中，‘仁义、诚信’的内容更是符合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

　　1988年，当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

　　“应该说，至今为止，人们也许只体会到了其中一部分的真谛。”今年79岁、一生中有60多年在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世界著名孔子研究专家、原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孔繁银说，“时光茌苒，在未来的时间里，人们对此将体会更深。”

　　平易近本思惟是孟子思惟的精髓。孟子的平易近本思惟,表此刻他对君权的发生及维护的熟悉上,表此刻他对君平易近关系的熟悉上,表此刻他对战争应否策动及战争输赢的抉择身分的熟悉上。可以说,孟子的谈吐无处不浮现着对苍生的关注,时刻不想着平易近意的不成轻忽。孟子的平易近本思惟在古今思惟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关头词:孟子 平易近本思惟 浮现角度 里程碑
　　生在战国中期的孟子,面临武力争霸的君候与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苍生,面临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社会,以其为平易近请命的情怀、睿智精湛的哲思和伟岸不屈的大丈夫气概,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思惟学说和施政主张,光鲜地浮现了平易近本思惟特色。其平易近本思惟,从以下几方面得以浮现。
　　一、对君权的发生及维护的熟悉上
　　正因为孟子脑子中有着极强烈的平易近本思惟,因而他对君权发生的原因及其存在的意义有自己怪异的熟悉。首先,他引《书》曰:“天降下平易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天主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全国曷敢越厥志?”(《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引《书》上的这段话,意在声名君主是上天造降的一个工具,是用来辅佐上天治理苍生、教化人平易近的;在天面前,搜罗君主在内世人平等,谁也不能尽情妄为。
　　在声名君权天授的同时,孟子更强调“平易近归”,他引《书》中:“天视自我平易近视,天听自我平易近听”来警告统治者:“得平易近心者得全国,失踪平易近心者失踪全国”(《孟子·离娄上》)。君首要使公众拥护撑持自己,就必需注重得平易近心,他以尧舜的故事为例声名这一点。“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者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全国诸候朝不美观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皇帝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平易近视,天听自我平易近听’,此之谓也。”“平易近归”抉择“天与”,概况上是“天与”,现实上是“平易近归”,是人平易近的意愿,抉择着谁当皇帝。“天与”似乎是个幌子,“平易近归”才是正当性的尺度。有时辰孟子连“天”的幌子都不打,直截了当田主张皇帝和国君的权力是臣平易近们给以的:“君有大过则谏,一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这是说,君王的地位和权力不是绝对的,如不美观他有大的过错而又屡谏不听,臣平易近则可以撤换他,而另立新君,为己干事。
　　二、对君平易近关系的熟悉上
　　(一)社会分工
　　孟子在与农家许行的辩说中,否决君平易近共耕的贤君不美观,而必定社会分工的意义。他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尔后用之,是率全国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全国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你被称为“君”,他被称为“平易近”,统治者统治全国,劳动任凭易近从事出产,这只不外是社会分工分歧,工作体例分歧,其实二者原本就是平等的。
　　(二)彼此尊敬
　　恰是因为君臣平易近只是社会分工分歧的平等不美观念,所以他主张君臣平易近要互相尊敬。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臣子对于国君不是一味的“忠”,而是随国君看待臣子的立场而转变的:国君尊敬臣子,视之为亲信良知,则臣子也会对君上竭尽全力;国君把臣子看得如同草芥,那么臣子就会把国君看得跟寇仇一般。简言之,国君尊敬臣子,臣子才会尊敬国君。他引成覵对齐景公说的话:“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君王是大丈夫,我也是大丈夫,我们人格上是平等的,我为什么怕他呢?你我人格平等,理应彼此尊敬。
　　(三)各尽其责
　　孟子强调统治者必需尽应尽的义务,他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传教。”(《孟子·离娄上》)分配给你的职务是做君主,那么你就要做好君主职内的工作,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否则,便“已之”“弃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嚣张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摆布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显然,孟子用类比的体例,意在指导齐宣王自己说出“把国家治理好是君王应尽的职责”的话,否则苍生就要“已之”“弃之”。
　　(四)与平易近同乐
　　“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平易近上而不与平易近同乐者,亦非也。乐平易近之乐者,平易近亦乐其乐;忧平易近之忧者,平易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作为老苍生的君长,理应与苍生同乐,否则即是错误的。如不美观君长以老苍生的欢喜为欢喜,那么老苍生也以他的欢喜为欢喜;君长以老苍生的忧闷为忧闷,老苍生也以他的忧闷为忧闷。简言之,君长要与苍生同忧乐。
　　(五)平易近贵君轻
　　正视人平易近的地位和浸染,应该说自古有之。如《尚书·五子之歌》中说:“平易近惟国本,本固邦宁。”战国时代的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东汉时代的王符说:“国以平易近为基。”但这些说法,是从封建政权的维护与巩固的角度来看待人平易近的地位和浸染的,君为主体,平易近为次。而孟子则旗号光鲜地提出“平易近贵君轻”的思惟,他说:“平易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思惟的提出,是开天辟地的思惟立异,它把那时人所共识的“君贵平易近轻”思惟一会儿翻了一个个,还事理于事实,从而让人们从头反思:全国到底谁最重?“平易近贵君轻”说是孟子王道的焦点,君臣关系的基石,是孟子平易近本主义最为集中的浮现。
　　三、对战争应否策动及战争输赢的抉择身分的熟悉上
　　如不美观战争对人平易近有利,可以救平易近于水火之中,便可以“诛其君而明日其平易近”(《孟子·梁惠王下》)。他认为武王伐纣不外是“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恰是这句话,让明太祖朱元璋大为恼火,“这老儿若是活到今天,朕非杀了他不成”,还撤去了孟子在孔庙配享的资格,将之赶出孔庙,并下诏谁敢谏说以大不敬论。让君王气忿,声名这种说法对君王统治晦气,而这样则正好反映了人平易近的呼声,代表了人平易近的益处:如不美观君王在位,不行仁政,不为苍生谋益处,而只是一味残暴,视平易近为尘芥粪土,那么人平易近倡议战争****这残暴的君王,只不外是诛杀了一个“独夫”而已,是以时他已不配称为“君”了。
　　孟子还说:“《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全国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呐缦沔而征,北夷怨;曰:‘奚为后我?’平易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明日其平易近,若时雨降,平易近大悦。《书》曰:‘傒我后,烘菀配苏。’‘今燕虐其平易近,王往而征之,平易近觉得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这是说,如不美观一个君王策动的战争对人平易近有利,是替苍生诛杀其残暴的君王,拯平易近于水火之中,那么苍生就会像在大旱之年盼愿下雨一样地盼愿这个君王率领的戎行早日打过来,而且挑着热腾腾的米饭、带着保温的水壶来迎接他的戎行的到来;如不美观这个君王先去打其他处所,则这里的苍生就会埋怨:为什么不先打到我们这儿来?
　　由以上阐述可以看出:孟子并纷歧味地否决战争,如不美观这场战争是诛杀残暴的君王,是为平易近除害、拯平易近于水火之中,那他是必定这样的战争的。可是,他否决为了诸侯争霸而实施的富国强兵,认为那是助纣为虐:“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如不美观你的君王已经不走正途,不追求仁爱,而你却仍要替他打硬仗,帮他开疆拓土、辚轹糟踏苍生,这与辅助桀那样的暴君又有什么区别?孟子还愤慨地指斥战争给苍生带来的灾难,“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他认为策动这样战争的人是吃人的野兽,恶贯满盈:“此所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
　　不仅如斯,孟子同时还看到人平易近在战争中的浸染,认为战争输赢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平易近是战争输赢的关头。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踪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全国顺之。以全国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正人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总之,平易近本思惟是孟子思惟的精髓。孟子的平易近本思惟,表此刻他对君权的发生及维护的熟悉上,表此刻他对君平易近关系的熟悉上,表此刻他对战争应否策动及战争输赢的抉择身分的熟悉上。可以说,孟子的谈吐无处不浮现着对苍生的关注,时刻想着平易近意的不成轻忽。正视人平易近的地位和浸染,苍生比国君更为高尚,一切由人平易近说了算,是孟子平易近本思惟的最为集中的浮现,是辟地开天的思惟立异。所以说,孟子的平易近本思惟在古今思惟史上是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