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化的特点以及发展原因是什么？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与巩固的时期。在政治大一统的新的历史环境下，齐鲁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认识这些发展及其特征对于我们进行齐鲁文化通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

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秦朝、汉初、西汉中后期和东汉四个阶段。这个时期齐鲁文化的发展有三条基本线索：一是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演变，二是齐鲁文化内部齐、鲁两个文化子系统的冲突和融合，三是齐鲁文化的对外扩张以及与其它地域文化间的交流。

首先，秦朝是齐鲁文化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尝试参与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时代。这一尝试，被“焚书坑儒”事件所粉碎。

战国中后期，当时的文化中心在齐国的稷下。稷下学挟其学术优势，向周边地区施加影响，造成了齐鲁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在齐稷下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学派为黄老学派，黄老学成为当时的显学。至战国末年，黄老学传到秦国，其学术成果即《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1]，显然在学术上是与稷下的黄老学一脉相承的。《吕氏春秋》为秦相吕不韦主编。元人陈皓《礼记集说》云：“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可见《吕氏春秋》是为当时统治者准备的一部政治学术教科书，它的成书说明了齐鲁文化的扩张，已经进入了秦国的政治文化领域。但不久随着政治斗争中吕不韦的失势，《吕氏春秋》及其所代表的黄老学说遭到了秦统治者的摈弃。黄老学说的贬退不是偶然的。从其主要政治主张看，《吕氏春秋》讲“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2]，主张君主无为，限制专制君权，认为“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3]。又主张重孝道，倡仁义，尊重社会的宗法背景。在文化政策上讲综合诸子，包容百家思想，其本身即是一部出入诸子融贯百家，“汇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4]的著作。这些主张与秦文化中强调君主专制，轻伦理，重功利，菲薄宗法观念，尚法而卑文的传统大相径庭。所以黄老学说的被排斥反映了异质文化间的斗争。从当时秦统治集团内部两派力量的对比消长的情况看，以秦始皇为首的军功集团势力根蒂深厚，长期的法家思想的灌输和军功爵制度的实施培植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军功地主集团，他们构成了秦国的政治基础。而以吕不韦为首的客卿集团主要由关东地区投靠秦国的士人组成，他们的文化背景使他们更认同《吕氏春秋》的主张，而与秦的军功集团的好恶格格不入。两种文化背景不同的派别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这从吕不韦罢相的同年秦即下达了“逐客令”可以看的出来。吕不韦的罢相失势和“逐客令”的颁布，表明了军功集团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黄老学说在秦的贬逐成为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也预示着齐鲁文化向秦政治学术领域第一次进军的失败。

秦统一后，借助于政治统一这一历史条件，齐鲁文化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扩张，尤其是对居统治地位的秦朝官方意识形态的进军。先是通过博士制度的建立，以儒家为主的士人们进入中央政权，主要通过“备顾问”的议政宣扬儒家的传统思想和政治主张。同时秦始皇又信用了阴阳五行学说，“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5]此外，作为齐鲁文化组成部分的方仙道也为秦始皇所热衷，想以此求得长生不老的仙药。但终因来自东方的齐鲁文化与立足于西方的秦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6]而遭到排斥。这主要表现在“焚书坑儒”的事变中。与儒家在秦朝的遭遇不同，阴阳五行学说和方仙道几乎没有受到排斥和冲击。究其原因，盖因阴阳五行学说属齐文化系统，具有与时俱进以及较强的政治比附性的特征。阴阳五行学说，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体系，不如说是一种理论模式，其特色在于它独特的框架结构。其框架结架具有一种超常的涵容性和适用性，高度的抽象性质和阴阳、木火土金水等理论符号可以与许多理论互容和搭配，在秦朝它和法家思想，以及在汉朝与黄老学说和儒学思想互容互用便是例证。在秦始皇那里，水德的论证成为其推行“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的暴政的理论根据。方仙道也为秦始皇所信奉，对“三仙山”和不死之药的追慕几乎令秦始皇智昏，一代雄主被几位方士玩弄于股掌之上，显示出其幼稚可笑的一面。与秦始皇荒诞的动机背离，徐福的求仙却在无意间促成了一次探险远航，其结果是造成了齐鲁文化海外的传播与输出。综观秦朝的齐鲁文化，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合还未最后完成，秦朝统治者对以儒家为代表的鲁文化采取了严厉的排斥态度，与之相反，对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和方仙道却表现出接纳的态度。从道德风俗文化的层面看，齐鲁文化中“孝”的观念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逐渐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会规范，如齐人茅焦说秦王迎太后入咸阳，以及琅琊刻石中讲“匡饬异俗”、“六亲相保”就是显例。

其次，汉朝初年，是齐鲁文化走出地域性文化的畛域向全国发展，及其内部齐文化和鲁文化进一步碰撞融合的时期。黄老学说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

汉朝初年特殊的历史环境为齐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汉兴，经济凋敝，社会动乱，百废待兴。如何巩固统治，成为“布衣将相”为主体的统治集团思考的首要问题。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不甘寂寞，积极参与了帝国建设的政治设计。先是陆贾倡言“诗书”，并著作《新语》一书主张儒道并用。继之以叔孙通倡作“朝仪”，使刘邦始知“皇帝之贵”，统治者对儒家思想刮目相看。之后曹参相齐，遍访社会贤达以觅治世良术，精通黄老学的盖公所谓“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成为治理齐国的政治要诀。曹参相齐九年，实行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思想，约法省禁，与民休息，齐国大治。汉惠帝二年（前193），汉朝丞相萧何逝世，曹参继任汉朝丞相，将“无为政治”推向全国，黄老学说随之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黄老学说之所以能够在西汉初年获得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历史的需要，“无为”思想是应对当时现实政治的良方，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奇效。其次应得力于黄老学说本身独具的特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这样评价黄老学说：“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黄老学说兼采众家的包容性以及“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应变性，是其获得发展的内在原因。

在这一时期，齐鲁文化的发展还表现为其内部齐文化和鲁文化间交流碰撞加快，促进了齐鲁文化内在的融合。鲁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积极地进行自我充实和改造，其表现之一是对黄老思想的吸收。如陆贾的《新语》其主旨为“行仁义，法先圣”，认为“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7]为汉初儒家思想的代表作。但其中专设《无为》篇，认为“夫道莫大于无为”，主张“君子之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将儒家的仁义思想和黄老学派的“无为”思想结合起来。被称为汉初醇儒的贾谊，也信奉黄老的“天道无为”的自然观。其政治学说主张“明主者南面正而清，虚而静”，“衡虚无私，平静而处”，[8]反映了黄老学说的特色。而《韩诗外传》中也显现出一些“无为而治”的思想倾向。与之相对应，《淮南子》则从黄老学的立场出发，对儒、墨思想进行了吸收。与齐鲁文化内部的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合同步，这两种文化间的冲撞也时有发生，不过这种碰撞是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文化融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汤武革命性质的争论。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以上两人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儒家与黄老学派政治观点上的冲突。黄生从黄老学“天道自然”的理论出发，通过“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的譬喻，论证了“上下之分”的合理性，自然得到了汉景帝的支持，这也说明了黄老学说政治上的务实和老练。从辕固生的言谈看，仍然拘守孟子反暴君思想的传统，表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和政治上的稚嫩。时过境迁，儒家的思想也应与时俱进。但这一争论无疑促进了儒学自我改造的进程。至董仲舒之后，儒家理想主义的色彩日益消退，而“三纲”说的形成则把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通过阳尊阴卑的论证固定化，这一变化，不能不说是黄老学说给儒家上了生动的一课。

齐鲁文化的发展，还表现在社会的移风易俗这一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倡导用儒家伦理为主干的风俗模式去矫正“秦俗”的影响。如贾谊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并针对这种状况进而提出了“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的主张。贾谊特别引用了《管子》“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9]主张用“礼义廉耻”力矫风俗之败坏，反映了黄老学说的影响。

第三，西汉中后期，是齐鲁文化完成了自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过渡的时期，儒学获得独尊。在这一时期里，齐鲁文化对内基本完成了齐、鲁两个文化系统间的融合，对外加强了对其它地域文化的扩张与整合，成为当时新的大一统民族文化的主干。

汉武帝宣布“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后，儒家学说取得了学术上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学的代表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学说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其趋时性。在先秦，儒学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为统治者所重视。但儒学并未放弃努力以适应时代政治的需要。荀子始讲“礼法”、“王霸”的结合，尝试从齐、鲁文化融合的角度改造儒学。汉初，叔孙通、陆贾、贾谊也努力改造儒学以就时宜。至董仲舒始告功成。董仲舒讲“大一统”，讲“君权天授”，讲“三纲五常”，讲“九世复仇”，讲“更化”，以迎合统治者的政治心理需求，自然成为汉武帝实施其“文治武功”的思想利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趋时的理论变化是儒学取得统治地位的主要原因。董仲舒学说的另一特点是其杂糅性。他以儒学的原始教义为基础，兼收其它理论学说之长，建立了一个新儒学体系。他借用阴阳五行学说“天人”之学的框架，构筑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天人感应”的宇宙论系统，将儒学阴阳五行化了。又以“阴阳”喻“刑德”，给刑法以一定地位；加之宣扬“强干弱枝”，“责名考质”，表现出“霸王道杂之”特征。在“君道”上又讲“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10]这一思想显然来自黄老学说。而其“天论”在理论形式上几乎是墨子“天志”思想的翻版。从董仲舒学说的内容构成看，反映了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全面融合。而“独尊儒术”作为一种标志，显示齐鲁文化最终完成了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的转变。

齐鲁文化获得统治地位后，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传播扩散，成为统治者文化整合的手段。与“儒术独尊”相对应，选官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学成为取士的主要标准，这种“劝以官禄”的配套制度从社会的上流层次推动了儒学的传播，从此官员多经学之士。其时齐鲁人士由经学而仕宦者尤多。《汉书·地理志》说：“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既反映了齐鲁地区经学的优势，而且齐鲁人仕途的通达，也有力地推动了齐鲁文化的传播。统治者倡导的移风易俗则从社会民间的层次推动了齐鲁文化的扩散。汉初，统治者无暇顾及社会文化的改造。自汉武独尊儒学，社会文化建设受到重视，如董仲舒、王吉等人都曾大力呼吁以儒学的伦理道德矫正异俗陋习。这是一项相对持久，难度更大的工作，其实质是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下，利用先进社会文化的影响，整合进而最后同化相对落后的社会文化。这一进程取得了预期的成果，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汉书·循吏传》说：“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第四，东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学术文化的层面上是齐鲁文化内部齐学与鲁学的相互斗争与渐次融合，最终完成了学术上的统一，其标志是今、古文经学的一统化。在民间宗教文化的层面上是道教的形成，民族宗教道教的产生是齐鲁文化在民间传播普及的重要成果。基于此，齐鲁文化的主导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东汉，学术文化领域贯穿始终的是经学内部今、古文经学之争。今、古文经学之争肇始于齐鲁文化内部齐学与鲁学的不同学风。齐学与鲁学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学术表现形态。一般说来，齐学趋时务实，量权变通，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驳杂性的特征；而鲁学则法古求真，恪守原则，表现出保守性、稳定性和理性的特征。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遂形成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不同的治经方法与经说。今文经学主张趋时应变，在治经的过程中重在挖掘其中的“微言大义”，以至于流于穿凿附会，最后走向“谶纬”之学。而古文经学主张“实事求是”，[11]在治经的过程中着重于文字史实的训诂考证，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反对“谶纬”迷信。综观经今、古文学的发展变迁，渊源于齐学的今文经学以其“趋时”善变而捷足先登，赢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受到政治上的尊崇实赖于他们的创新精神。今文经学在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对促成政治文化的统一和社会的革新改造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政治的附丽最终却导致了学术上的堕落和庸俗化。而以鲁学的传统精神为宗旨的古文经学以其稳定和持重保持了自己对政治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维护了学术的自尊。至东汉后期，以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以其恢宏精深的气魄手段完成了今、古文经学在学术上的统一，至此，齐鲁文化内部齐学与鲁学在学术上的此疆彼界也趋于泯灭。儒学原来作为齐鲁文化在学术上的代表，后经政治上的独尊成为“经学”。“经学”一旦完成了“一统化”，主流化，其地域文化的性质消解，而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

如果说齐鲁学术思想文化主流化的标志是经学的一体化，那么齐鲁民间宗教文化主流化的标志即是道教的产生。在齐鲁学术文化领域中经学以鲁学为主并兼容齐学，而在齐鲁民间宗教文化领域道教则是以齐文化为主又吸收了鲁文化的伦理文化部分，秦汉时期的齐鲁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奇妙组合和对称搭配上的，构成了一种大体的均衡。道教起源于属齐文化系统的黄老道和方仙道。虽然黄老道和方仙道曾被秦汉时期的一些最高统治者所热衷，如秦始皇、汉武帝、汉桓帝都曾迷恋过它们，但这更多地反映了一些个人的嗜好，黄老道和方仙道却始终没有在当时统治者的观念形态中占得一席之地，主要在民间流传。原始道教大概形成于东汉中期，其教义经典《太平清领书》最早的记载在汉顺帝时。《太平清领书》有阴阳五行说，黄老的养性说，以及儒家、墨家的一些道德规范和说教，这些内容构成了原始道教的理论基础。道教形成的意义在于，它把齐鲁文化的价值观念用民间宗教文化的形式渗透灌输到民众的意识中，从而使齐鲁文化的精神深深植入社会生活的土壤，使这棵文化大树根深叶茂而更富生命力。

二

进入秦汉时期，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齐鲁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些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下，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走出原有的地域范围，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在先秦时期，齐鲁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尽管齐鲁文化以周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又以其文化底蕴深厚，学术思想发达而著称，但受到了西周、春秋乃至战国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状态的制约，其向外发展的势头受到了限制，虽有小规模的文化输出与交流，但仍然不能改变其地域文化的性质。这种状况随着秦汉统一王朝的出现而形成转机。秦汉王朝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为各地域文化走出地域限制，在相互的交流与竞争中融铸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提供了历史的条件。各地域文化在参与建设统一的新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在彼此的竞争融合中，必然以某种地域文化为主，通过吸收其它文化的合理因素，最后融合产生新的文化，那么这一为主的文化即为主流文化。从整个秦汉时期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齐鲁文化担当了这一角色，但它从地域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

秦朝，在高度专制的政治文化政策下，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秦及三晋文化，这些文化在学术思想上的代表是法家思想。在当时的观念形态领域，是法家思想独尊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不是各地域文化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文化专制制度作用的产物。政治的干预树立并保证了法家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般地讲，在各地域文化的竞争中，其本身的素质固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素质只有在符合当时历史发展需要并得到统治者们认同的情况下才能转化为优势，并结出历史的果实，否则难以避免被历史抛弃的结局。就象古希腊、罗马的发达的文化，最终却被日耳曼的蛮族文化所征服取代，就是例证。但先进的文化毕竟是先进文化，最终它们又在文艺复兴的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命。齐鲁文化的命运也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秦统治者对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进行了打压，其典型事件是“焚书坑儒”，齐鲁文化在竞争主流文化的进程中遭遇沉重打击而受阻，但先进的文化终究能显示出自己的优秀本色。

秦的文化专制政策连同其暴政被消灭，六国复国运动是对秦的政治文化专制政策的回应与报复。历史的发展要求给各地域文化一个相对自由的竞争氛围，所以在汉朝初年，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当时对学术文化的禁忌几乎不复存在，文化领域是百家并存的格局。凭着其博大的内涵和鲜明的文化特色，黄老学说在西汉初年的政治思想领域脱颖而出，崭露头角，讲求“无为”的黄老思想成为医治战争疮痍的良方。齐鲁文化凭借黄老学说在政治上的成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此同时，借此机会，齐鲁文化的另一代表儒家思想也在进行自身的充实改造，以图问鼎统治者的思想殿堂。凭借博大精深的学术内涵，适应宗法社会的背景，积极吸收各地域文化之长，特别是兼容了黄老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墨家学说的一些学术思想，儒家思想最终使自己成为齐鲁文化当之无愧的学术思想代表。儒家学说的自我充实改造奠定了自身在当时学术文化领域无与伦比的优势。恰逢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有一重大的政策调整，而此时的儒家思想与历史的发展和统治者的政策需要一拍即合，遂获得政治上“独尊”的地位，齐鲁文化借此而上升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从此之后，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一直未有改变。这也表明，齐鲁文化由地域文化发展成为主流文化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其次，齐鲁文化内在的学术综合和文化融合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儒学为代表的学术文化体系和以道教为代表的民间宗教文化体系。

齐鲁文化以学术思想的发达而著称，儒家、兵家、墨家、黄老学派，以及阴阳五行家都是齐鲁学术文化的重要派别，名家和农家思想也与之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地域的关系和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齐鲁学术文化的综合统一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特别是进入秦汉时期以后，在强大的政治大一统体制的规范和推动之下，加快了齐鲁学术思想文化综合统一的步伐。早在秦统一前夕，黄老学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便以综合诸子，特别是吸收了儒、墨、阴阳五行家思想而被后人称之为“杂家”。其后《淮南子》又步其后尘，完成了黄老学说对齐鲁诸子思想的综合。在汉朝初年，儒家思想也开始了对齐鲁学术思想的综合统一，如陆贾《新语》对黄老学的吸收综合，贾谊《新书》和《韩诗外传》对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说的综合等。在这期间，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董仲舒。他立足儒家思想，借用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框架，构筑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天人之学”的体系，所以有人说董仲舒的学说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他采墨家的“天志”思想以塑造“天”的理论形象，又吸收了黄老学的“法治”和“君人南面之术”的思想来补充其政治学说部分，最终完成了儒家思想对齐鲁学术思想的综合统一。这种综合统一又通过儒术的独尊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维护，成为历代相承的正统思想。董仲舒的思想之所以能够获得统治者的尊崇，除了客观的历史原因而外，其主观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在综合统一了齐鲁学术思想文化之后，其学说体系表现出无可争辩的学术上的权威性与代表性。

道教的产生是秦汉时期齐鲁民间文化和宗教文化融合的结果。齐鲁传统的民间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如黄老道、方仙道、八神将信仰，以及传统巫术等。其中的部分内容甚至反映在一些学术思想中，如墨家的“天志”、“明鬼”，阴阳五行家的“怪迂之变”部分以及黄老学的“养性”学说等。在经过了秦汉近三百年的融合演进，以黄老道的宗教神灵崇拜为主干，以阴阳五行学说中“调和阴阳”，“奉天地，顺五行”的思想为基本理论，采用了儒、墨两家的某些伦理观念作为其伦理思想的主体部分，又借用墨家的巫术仪式作为基本的斋醮科仪以神其教，[12]最终在东汉后期形成了道教。道教是齐鲁民间宗教文化的结晶。道教之所以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宗教，其根本原因是它深深植根于秦汉时期的主流文化亦即齐鲁文化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当齐鲁的精神文化逐渐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时，道教自然成为一种民族的宗教信仰。

再次，齐鲁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在秦汉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齐鲁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先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齐鲁文化的性质是一个地域文化。进入秦汉，齐鲁文化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后，齐鲁文化的概念与内涵也就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学术思想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和作为民族宗教的道教融入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体系并成为其主体部分，它们逐渐失去了地域文化的特性。它们以后的存在发展不再受齐鲁地缘条件的直接影响而仅仅与齐鲁文化保持着一种历史的联系。但是，在齐鲁故地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下仍然生存着一种地域文化，这种文化既是先前齐鲁文化的一种发展形态，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齐鲁文化，这种不同点主要是表现出更多的地域特征，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域文化。在宽泛的意义上虽然也可以将这种地域文化称之为“齐鲁文化”，但其概念与内涵已有了重要的改变。它的特色主要不再表现在体现价值观念的学术思想和宗教信仰上，而是更多的表现在风俗人情这个文化层面上，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施加着影响。即使这样也不能低估了文化传统的历史传承性和超越性，齐鲁故地的文化特色将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保持，这种文化现象是很值得加以考察研究的。

1、政治背景所致。秦汉时期是大一统的时期，有力的政权引导了文化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2、秦汉时期，文化氛围相对较轻松，除去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他的时段文化管制都比较松。直到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他学术地位才稍有下降，但是民间仍然是有的。
3、皇帝比较开明，提倡文化发展。例如汉朝开国三代皇帝提倡黄老之术，汉武帝尊崇儒术，给这些学术门派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契机。
4、经济原因。秦汉时期经济相当发达。秦朝有多年积淀，春秋战国时就是经济强国，所以才有财力支持他的统一，这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也相当发达。汉朝虽然建国之初财力有限，但是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已经是国力雄厚了，这样也为文化发展打下基础。
5、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各种科技文化成就都离不开人民的创造，这个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人才，发明能手大部分在民间，强有力的政府只需组织专门人员去搜集管理，就可以让这些新的技术文化得到发展，从而实现更大的文化创造。
这些是我自己总结的，凭着高中时候的记忆啦，其实文化科技的发展终究也离不开政治经济这两方面，你多看看辅导书就可以自己组答案的。希望能给你做个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