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崇祯皇帝的大明末年，一直以来都是许多读者所津津乐道的一段时期，同时，也是大多数人的一段心结。因为，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硬气”的一个王朝，在其统治末端同样不乏当世名将，最终却还是逃不过覆灭的悲局。
正如大多数学者所言，崇祯皇帝非“亡国之君”，乃末代之主，在他统治的最后十余年间，一直致力于如何恢复祖宗基业，可谓呕心沥血。然而最终的结局我们想必都知道，他于煤山脚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为大明保留下最后的尊严:
丁未，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那么，正是一位如此殚精竭虑的皇帝，为何最后没有挽救江河日下的大明呢？我们不妨以史料为依据，重看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一，覆灭的根源：明末疲惫不堪的经济
在任何封建朝代，经济都是维系一个政权的根源所在。百姓有了经济，他们方能安居乐业，不动异心。士兵有了经济，他们才能安心戍守边疆。官僚阶层也需要经济作为他们坚守岗位的基础。所以说，经济，是这个政权能否有效运转的命脉所在。
崇祯皇帝在接手大明之初，就军事局势来看，还算是比较稳定：
除此之外，大明的两京十三省实际上还处于中央的管控之下，尽管时有地方流民起义，但这些都在朝廷的可控范围之下。也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大明距离灭亡，似乎还是为时过早。
然而，这只是表面。我们不妨抛开假象，来看看大明末年的经济状况。
从万历四十六年大明与关外满人开战以来，明廷就开始从全国征收“辽饷”200万两，用来补给辽东边军。之后的两年，即万历最后两年，总共又从地方加征了900多万两。到了崇祯三年，朝廷则又加征了白银660万两，用在了战事频频的辽东前线。
更为致命的是，这些巨额白银的征收，是建立在地方灾害频发的基础之上。比如从万历四十七年起，京畿各省接连陷入自然灾害的侵扰之中。仅看崇祯一朝，自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的十余年间，诸如旱灾、洪涝、地震及蝗灾不止，频繁重创着北方诸省的经济。
而作为中原贵地：河南，它的疫情更为严重，整个崇祯一朝，肆虐中原大地的蝗旱灾害几乎没有中断过，致使“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在更为广阔的的范围之下，诸如山西、山东、两湖两广、宁夏各地皆出现不同程度旱灾，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米价飞涨，朝廷的财政收入减少，不得不加派税赋。在已经征收上千万辽饷的基础上又继续加征，致使税赋沉重，进而导致大批无法承担繁重税赋的平民成为流民。在形成严重的流民现象同时，也使得明朝的税源进一步缩减，形成恶性循环。某种程度上这无异于自毁根基。
现在我们知道，明末接连遭遇的灾情实际上是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崇祯一朝恰逢史上第四次寒冷期的时间段内，此时期降雨量大幅减少，平均干旱指数居500年首位。在天灾与战乱的双重影响下，崇祯年间明朝的经济状况显然疲惫不堪。
时至今日，当人们聊起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之时，会认为崇祯裁撤驿站，使得一名驿卒失业，为生计所迫，他不得已投入到起义的浪潮之中，而这名驿卒便是李自成。
然而实际上就崇祯一朝百姓的生存状况来看，即使没有李自成这名驿卒，也会有王自成，赵自成的出现。崇祯朝的农民起义就像一桶火药，差的只是一根导火索罢了。
对于这桶火药，假使崇祯能够预料得到，但他也没有无弥补财政空缺和消灭天灾的超能力。
废弛的兵备：大明成为名副其实的“纸老虎”
大明经济凋敝已成必然，加上天灾的爆发，致使全国上下掀起了数起农民起义。面对这种局面，此时的崇祯皇帝唯一能够依靠的便只有手中的“百万强军”。
然而所谓的百万强军，并不强。到了明末，随着明廷各方面的腐朽破败，这支军队实际上成为了敌军眼里名副其实的“纸老虎”。
比如自明中期以来，根据全国各地卫所上报的定额，兵员在账面上本该为314万人，然而经过实际校核却仅有845000人的实额，兵员缺额比例超过70％。
军户锐减、兵员缩水并不是卫所制面临的最大危机，更为致命的是随着明朝后期土地兼并问题的日渐加深，大量军户丧失耕地，进而纷纷选择逃亡，最终成为一股流民势力，更有甚者，不惜落草为寇。而仅有的军户则成为卫所军官的家丁，帮助军官耕种土地，所得的收益却与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无关。
面对这样的结果便，明朝政府首先想到的便是再次加征军费以招募新兵。到了崇祯一朝，关内的农民起义频频爆发，关外的满人八旗又是虎视眈眈，在双线开战的压力之下，朝廷的军费开支更是显得尤为紧张，难以为继。
除了兵员的流失，明军的后勤系统也是问题频现：
很难想象，这样一支兵不识将，后勤混乱的大军，崇祯皇帝该怎样依靠他们对外扫平满人八旗，对内镇压起义。假使年轻的皇帝想要翻盘，他面临的挑战也是接踵而至。
以抵抗后金骑兵最为关键的战马为例，由于北方马场管理混乱，加上地方世家豪强的侵占，原本可供应20万匹军马的北方边镇，到了崇祯年，却连2万匹军马都凑不齐。
而骑兵的大量缺失所酿成的后果也是尤为深远的，一方面导致辽东前线缺乏有生力量抵抗后金的骑兵部队；另一方面，面对关内四处流动作战的闯军，明朝也缺少有力的机动兵力对农民军进行封堵与追剿。
如此低迷的战事，更加使得本就穷困潦倒的明廷捉襟见肘。崇祯皇帝的翻盘之路如此看来可谓是毫无胜算。
南迁？还是议和？面对历史抉择，大明葬送了最后的机遇
前面我们分析了大明在江河日下之际所遭遇的难以扭转的颓势局面，这些局面本就注定了崇祯皇帝翻盘之举的失败结果。
然而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充满着无限可能，而问题得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即使把握。所以说，崇祯皇帝虽然面临着上述一系列艰难的挑战，但是他的翻盘之路也并非全无可能。不过令人惋惜的是，面对这些历史机遇，崇祯似乎没有把握住。
（1）崇祯的第一次翻盘机会在崇祯九年。
崇祯九年六月，后金铁骑突进华北平原，并一度推进到了北京城下，所幸边境各部队勤王及时，成功击退了来犯敌军。后金部队撤兵之后，崇祯皇帝开始思考究竟是放下关内的战事，集中兵力抵御外敌，还是抽调边境兵力入关，镇压流民起义？
正在崇祯犹豫不决之际，时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向他提出了三个方案：
这三个方案如今看来可谓是正中要害。比如在第一条上，杨嗣昌搭建了一张地方各部队联动的防御网，以孙传庭部作为主力军，限制、封锁李自成的行进范围，进而达到将乱军锁死的效果。
为了编织这张大网，杨嗣昌特意向后金方面释放出了议和的态度，以减轻边防压力，为关内腾出更多的兵力。而这一点也得到 了崇祯皇帝的默认。
早在崇祯五年，皇太极便向明朝致以书信，以期求和，崇祯皇帝原本有意斟酌，奈何朝中议论纷起，打退了皇帝的念头。 只不过历史总是在重演。杨嗣昌的议和请求这次依然遭到了朝臣的极力反对，朝中对此的批评之声有如洪雷巨响，而皇帝的态度此刻也变得摇摆不定，议和的进程再度中断。 这一次议和中断带来的影响，在几年后才得以完全体现。
随着关内局势稍显平静，加之后金在边境蠢蠢欲动，崇祯皇帝大手一挥，不顾杨嗣昌的极力反对，将原本执行封锁任务的大军调回边镇防御后金。这是一次致命的误判，因为中原地区的内乱远远没到平息的地步，待中原地区明军兵力空虚，李自成及张献忠所部又卷土重来，甚至拉起了比之前更为浩大的声势。
当明廷急忙又将边军调回关内平乱时，局势已然无法逆转，叛军已成气候，再难剿灭。严格来说，崇祯皇帝一口气错过了两次翻盘的机会，一为杨嗣昌的封锁计划，二为对后金的议和计划。两次关键机会的错过，最终使得大明朝的局面，一步步滑向覆灭的终局。
但平心而论，对后金的议和确属不可为之事。自万历朝萨尔浒之战以来，后金在辽东地区屠杀汉民无数，欠下累累血债。倘使崇祯草草议和，更是对天下民心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个问题上，崇祯皇帝无论如何选择，总会招来不好的结果。
（2）崇祯最后的翻盘机会：“南迁”商议。
南迁提议的声音起先十分微弱，而后随着北方战局逐渐严峻而随之扩大，到了崇祯十七年二月，已如洪雷之响。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崇祯皇帝曾在文华殿召开了一次严肃的讨论，论证南迁一事的可能性。毕竟此时南方诸省形势尚称稳定，纵使无力举兵北伐，划江而治的实力尚能保证。记录显示，皇帝此时的态度显得十分焦虑急躁，或许是心中隐隐有了预感，王朝崩溃的日子也许将要到来了。
这是崇祯皇帝最后的翻盘机会。倘若他能顺利抵达南京，便可调动南方各军镇的资源，守卫长江各渡口，之后坐视闯军与清军（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争斗。纵使明朝再不济，至少也能达成南宋时南北对峙的局面。 不过他还是错过了。
致使崇祯皇帝没能下定决心南迁的致因有二：
这种幻觉放在如今，便好比残血的英雄总是相信自己可以反杀敌方，孰料最后只是送了一波人头。送人头这个形容实际上毫不夸张，当北方战局彻底无可救药时，朱家王朝在京师的整个皇室血统，最后没有一个得以逃到南京，完完整整地交待在了闯军手里。
这一“团灭”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彻底瓦解了南方各省的凝聚力，南方各个藩王纷纷站出来争夺正统地位，即使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他们的内斗也从未终止，最终给了清军以逐个击破的机会，仅仅花费十余年便扫平大明全境，宣告明朝彻底覆亡。 好在这一切崇祯皇帝都看不见了，不然等不到他上吊，就先得被气死过去。
结语：
总而言之，崇祯的这个翻盘梦在不幸的流年和艰难的时局之下被击得粉碎。他留给后世无数的惋惜和遐想，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逃不过“王朝命数”这一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
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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